流行音乐、美声唱法、合唱、三声部……这些现代音乐技巧和唱法，对当今的音乐专业人士甚至寻常百姓来说，都司空见怪、不以为奇了。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的现代音乐也是舶来品。在中国，作为一门学科，最早系列地开展现代音乐教育，从事音乐创作，编辑、出版音乐教材和圣诗集（谱曲为现代音调结构，歌词为宗教内容）的学校，是一百多年前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
基督教音乐与中国现代音乐的起源
中国现代音乐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音乐界和学界一直倾向于继承说，即中国现代音乐是由传统音乐发展而来的。近些年来，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史料的逐渐更新，19世纪的西方音乐，其中主要指基督教音乐，与中国现代音乐起源的关系，日益成为学术热点。这方面，原山东艺术学院教授、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孙继南，原山东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 、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刘再生，新西兰国立尤尼坦理工学院教授宫宏宇，宁波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教授孙悦湄，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金世余，浙江师范大学音乐研究中心主任杨和平等学者的研究及其论述具有代表性。
他们认为，现代西方声乐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基督教传教士在客观上起到了无以替代的作用。目前包括上述专家在内的国内不少学者通过研究认为，中国现代教育起源于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教会学校不仅带来了西方先进的音乐教育模式, 更为中国后来的新式学校音乐教育在思想上和师资上作了准备。教会学校音乐教育从19世纪40年代初在中国的出现到19世纪末这近60年的发展, 无论是内容还是体制上都已经相当完备。为此可以说,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直接为后来的新式学校的音乐教育提供了范式和模板。例如，20世纪初期在中国各地新式学校流行、传唱的学堂乐歌，最早就是从教会学校走出来的。
基督教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另外一个渠道是教堂。在基督教教堂日常活动中，圣歌的集体歌唱是敬拜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堂里多配有唱诗班或合唱团。合唱是敬拜仪式上最常见的演唱形式。它分为齐唱、轮唱，轮唱又分两个、三个或四个声部。合唱的特点是音域宽广，音色丰富，力度起伏大，音响层次多，能够最大限度的释放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所以它是教堂里特有的演唱形式。后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合唱( 包括独唱)和多重唱艺术，与之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另外在唱法上，我国当今所流行的两种形式——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也都不是我国传统音乐中所有的。例如我们常见的，具有浓烈中国风味的民族唱法，其实是在揉合了美声唱法和中国传统音调的特点之后，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唱法。最典型的是美声唱法。美声唱法是我们效仿西洋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拿来直接运用的一种唱法，它几乎是教堂唱诗班美声唱法的翻版……基督教音乐文化，通过教会学校学堂乐歌的传播和基督教堂赞美诗的传唱，西方现代音乐由此在中国生根、发展，它与西方其他文明一起，最终被国人认识、理解和接受。
登州文会馆开设音乐课的原由
对现今学校教育来说，音乐课已经不是什么“奢侈品”了。然而，文会馆初期，正值大清帝国内忧外患时期，贫穷人家的孩子连饭都吃不上，能到学校识几个字就已经很知足了。而听音乐，学唱歌，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可悲的是，动荡的年代造就了人们扭曲的心理。那时，尤其是穷苦家的孩子根本不把音乐当回事，有的甚至还产生抵触心理。那么，登州文会馆为什么要开设音乐课程，为什么要做这劳而无功的事情呢？
狄考文的妻子狄邦就烈在美国上学时，受到“美国音乐教育之父”洛维尔·梅森和伍德布瑞治音乐教育理论的影响，认为音乐教育在发展学生的智力、体力和道德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狄邦就烈看来，由于物质生活的贫困及现实生活的重压，中国人往往严肃、紧张有余，而精神娱乐不足。所以她倡导、鼓励自己的学生多创作和表演诙谐愉快且内容健康的歌曲，以改变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心理压抑状况。她在音乐教科书《圣诗谱·附乐法启蒙》（以下简称《圣诗谱》）序言中曾写到：“乐本是要紧的，是有许多用处的，不论男女老幼，都可以用。人当闲暇无事，正好唱诗。一来，省得虚度光阴。二来，也省得趁着闲时，去做坏事。乐最能激发喜乐的心，人若有可喜乐的事，自然唱起诗歌来，表出他心中的意思，如是喜乐的心更加喜乐。就是那不乐的人，听见这喜乐的乐声，也就生出快乐来了。乐也好解人的忧愁，人有了难事，心里忧愁，歌起诗来，便觉松散，心中的忧愁，不由的也就解去了。乐本是属乎正事的，最能发作人的志气，引人好胜，人若喜欢唱诗，常用这样的工夫，他的心术，大约就端正了。乐的大用处却是赞美神，凡众教友聚会敬拜神，就当唱圣诗，好归荣耀于神。于是众人虔诚的心，自然也就激动起来了。”值得一提的是，狄邦就烈对音乐的这种理解，别说是一百四十多年前的封建帝国，就是放在今天，无论从信仰还是世俗层面看，都不觉得“陈旧”。尤其教育层面，狄邦就烈对音乐文化的这种科学、全面的诠释与见解，无疑成就了她近代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开拓者的荣耀地位。
现代音乐教育的“拓荒人”
登州文会馆的音乐教育主要由狄考文的妻子狄邦就烈负责。狄邦就烈每个星期要有三次教孩子们唱歌。[ （美）费丹尼著，郭大松，崔华杰译：《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90页。]今天我们的中、小学校的音乐课一星期也不超过一节，可见登州文会馆对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狄邦就烈除了将唱歌作为登州文会馆课程的一部分外，她还鼓励自己的学生在课外活动中运用音乐。如文会馆学生自己组织的俱乐部、青年会、辩论会、传道会、勉励会、戒烟戒酒会等所有的课外组织和活动都有唱歌这个项目。文会馆同学相会，也常以唱歌助兴。文会馆学生、曾任狄考文助手的王元德在其回忆文章中写道“昔者，文会馆同学一堂，每以讴歌相尚”。1886年，文会馆成立了布道会，狄邦就烈有这样的记载：“我们刚刚建立了布道会，很有发展前途，这里每月举办音乐会，我们总是使孩子们对改变世界感兴趣……”
需要注意的是，1886年，也就是大清光绪十二年，那还是封建帝国沉睡正酣的年代。然而，山东的登州竟然时常传出陌生的西方乐曲，这对大清传统文化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协调的音符。实际上，正是这个“不协调”的音符，奠定了中国现代音乐的基调，并为其发展开创了道路。狄邦就烈还编写了《圣诗谱》教材，将乐法作为固定课程。这本书，开创了我国近代音乐教材出版的先河，使中国的新式学堂第一次有了现代音乐教科书。
狄帮就列的丈夫狄考文在教学中也非常看重音乐的教育功能。他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存在许多缺陷，其中最致命的是对儿童创造和想象力的桎梏。所以，他主张在教学中引进西方现代科学和文化知识，以开发学生的智商和创造力。例如，由狄考文发起组织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于1879年召开会议,决定筹备编写初级(小学)和高级(中学)两套中文教科书，包括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矿物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生理学、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宗教地理、自然史、古代史纲要、现代史纲要、中国史、英国史、美国史、西方工业、语言、文法、逻辑、心理哲学、伦理科学、政治经济学、绘画，其中就有声乐、器乐方面的教科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编辑出版现代教科书工作。可以说，狄考文夫妇是最早把音乐教育提到学校教育日程上的传教士之一，无愧于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拓荒者”和领路人。
音启新程，乐在未来。在历史征程中，登州文会馆音乐教育为中国音乐教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代又一代音乐人，艰难跋涉，执着追求，开启了希望大门，铸就了中国音乐教育新的辉煌，奏响了新时代华彩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