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教士在登州（系列之五）——梅理士夫妇与登州启喑学馆和大花生
梅理士，纽约州吉尔福德（Guilford，N. Y.）人，1856年10月携妻子与盖利夫妇、妹妹等一同来华，翌年2月抵达上海。因不适应上海的气候，1862年7月到登州，自1865年起至1895年去世，一直担任登州长老会负责人（有人说狄考文是登州长老会负责人，误。梅理士在世时，移植是登州长老会负责人，从未换过）。1
自梅理士到登州后，与继来的郭显德、狄考文三人，与当地人渐趋融洽，随着人们对他们各自性格及行事方式的了解，分别送给了他们一个绰号。梅理士牧师为人处事谦和恭谨，身材清瘦修长，人送绰号“八角梅花鹿”。（登州美国南浸信会的高第丕牧师与本差会同工关系处理的不好，但与梅理士在登州外国传教士中一直是关系最亲近的）2
梅理士在登州34个年头，由于他为人处事谦和恭谨，无论与本会同事还是登州浸信会的传教士之间，相处十分融洽，对登州长老会的稳步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创办文会馆，但作为登州长老会的负责人，对创办新式学校还是全力支持的。一开始他们一家与郭显德、狄考文两家同住观音堂时，本来就住不开，而且还有倪维思夫人留下的寄宿女校，但却支持狄考文夫妇在观音堂里又创办了男寄宿学校，即登州蒙养学堂。后来虽然郭显德一家去了烟台，两家人和两所男、女寄宿学校都挤在观音堂，还是极不方便，也太显拥挤。为了维持倪维思夫人创办的女寄宿学校，3 也为了给狄考文夫妇和新创办的男寄宿学校腾出空间，他想方设法在东大寺安顿下来，虽然由于整修房屋等原因一度停办了女寄宿学校，但在稳定下来后又重新开办起来，以便与狄考文的男校相呼应。这所女校后来迁到察院后街，改为文会女校，与登州文会馆一致起来，4 从这里可以概见梅理士的大局观，与登州浸信会长期矛盾甚至分庭抗礼的情形比较，这不能不说是长老会发展好的一大原因。
在登州期间，梅理士除了注意发挥长老会内部所有人的特长，推动整个长老会的事业顺利发展之外，他个人还与继室夫人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聋哑人学校——登州启喑学馆，将西方现代这一特殊教育首次引入中国；成功引进和推广了美国大花生种植，为山东乃至全国农村经济和农产品商品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梅理士与原配夫人一共育有7个子女，头两个儿子在1862年由上海赴烟台的轮船上及由烟台到登州的旅途中，感染霍乱，不治早夭；一个女儿1865年在登州病故。5 在登州生养的4个子女，其中有一个是聋哑儿。1874年，梅理士夫人因病去世，照顾四个孩子的任务全部落到了梅理士身上。当时中国没有聋哑人教育，1879年，梅理士把聋哑儿送到了美国纽约罗契斯特（Rochester）启喑学校接受专门训练。6 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说登州启喑学馆是梅理士“自己儿子痛苦的自然结果”。但仅此显然还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
美国纽约罗契斯特启喑学校有一位女教师汤普森（Annette E.Thompson），在梅理士送儿子到这里学习之前，已经在这所学校教学数载。从她后来写的一些纪念性文章看，汤普森对梅理士的出身、人品，特别是对其虔诚的宗教献身精神，十分敬佩，说梅理士是“新英格兰最早定居的英籍高尚家族的直系后裔”，“身材修长”，“诚挚可爱”，在中国“忠实地履行圣职”，“为了他所爱的中国人民，为了他所坚定地信任的那些中国人…，无私地奉献出了一切”。或许是由于这一原因，或许是出于对聋哑人教育事业的热爱，她于1884年毅然来到了山东登州，同年，与梅理士结婚，婚后中文名字梅耐德。1887年，夫妇二人在登州城里创办了启喑学馆（其他大型资料和回忆性文章关于中国最早聋哑学校的创办时间和地点的纪录，都是错误的）。7
梅理士夫妇虽然在登州创办了启喑学馆，但却举步维艰，因为当时中国根本没有哑巴上学这回事，何况大部分人家那时正常人都上不起学，哪有心思送聋哑儿去上学？为了吸引人们送聋哑儿来读书，登州启喑学馆不但不收学费，而且衣、食、看病等全管。尽管如此，由于人们对这一新鲜事不理解，登州启喑学馆办学9年，仅有学生四名。8 1895年，梅理士去世，长老会不再供给经费，学馆一度停办。为了恢复办学，梅耐德不顾丧夫之痛，四处奔走，多方求助，结果先是得到了美国纽约罗契斯特启喑学校以停止传教为条件资助试办一年的许诺，继而陆续获得美国“聋哑人和他们的美国及英国朋友们志愿捐助的”的经费，以及“其他得知此事的人捐赠的”设备。鉴于登州那时交通不便，梅耐德于1898年移居烟台，开始租赁房屋恢复了启喑学校。随后，经多方努力，终于站稳了脚跟，并邀请其在美国卫生部工作的外甥女葛爱德（Anita E. Carter）前来帮助办学，终于逐步打开了局面。到辛亥革命前后，已经在全国各地招生50余人，同时为各地培训聋哑人教师。从此直至抗日战争前，梅耐德的启喑学校为全国各地以及朝鲜半岛培养了大批启喑师资，引领和帮助建立了十几所聋哑人学校，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启喑教育的中心。9
今天中国出口的大花生，多出自山东东部，名扬海外。然而，花生原非中国土产，而是来自外洋。中国古时之花生，学界一般认为原产于巴西、秘鲁，早在明末清初即传入广东、福建一带，清朝嘉、道年间，江南数省已较为流行，但未大面积种植，早期记载多论及其药用价值，有“番豆”“长生果”、“长果”、“及第果”、“落花生”、“落花甜”等俗称。经中国传入日本后，称“南京豆”。鸦片战争前后，花生才开始传入山东，如道光十一年《冠县志》“物产”果类项下记有“落花生”；10 道光十八年《观城县志》“物产”果类项下则记有“落花甜”；11 道光二十五年重修《胶州志》谓：“落花生，俗名长生果，须垂地结实，东鄙种者尤广”；12 道光二十九年重修《平度州志》则记述说：“长生果，知州周云凤始教民种之”。13 很显然，虽然鸦片战争前后花生先后传入山东，但远未普及，更非广大农村的大田农作物，而只是引进不久被当作与当时农业经济无大关系的干果，与农家的桃、李、杏、木瓜、核桃等一体看待。我们现在已很难考证那时的花生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从连警斋的记述以及过去吃豆油的情形看，这些江南和山东的花生，与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花生还是大不相同。记得小时候吃过一种多仁的花生，一个花生果至少是三个仁，多者五六个、六七个仁，但果仁确实就像大黄豆粒那般大，往往是过春节期间老人给小孩子吃的“好东西”。估计这就是中国过去从南方传过来的花生，也还没有大花生小花生之分，就一种。今天的花生，无论大花生、小花生，都不是中国固有的花生，也不是从南方传过来的花生。总之，还不是重要农作物，更不是经济作物，与外贸出口根本不沾边。
据连警斋说：“中国原有之花生，发源于江西省。盖赣州一带多沙地，故宜种之”。江西南城县志记载，华生在当地俗呼“番豆”，“又曰及第豆，及第者，及地也，言及地而生也”。“日本名南京豆，南京即中国之意，盖日本又得自中国也。然为体皆小，其形如豆”。梅理士1882年回国度假时带回美国“大花生一口袋，分与平度教友李正普，令之播种于地。翌年，特别繁殖，乃送一包来，请梅牧享受，梅牧复分之各处播种繁殖。不数年，已普遍山东，其后乃及于他省”。因此，他呼吁“向中国所有花生贩子醵以巨资”，为梅理士“立一铜像，以表彰之”。并说梅理士有个儿子叫梅赞文，“为带花生来之年而生”，当时蓬莱人为了留个纪念，就为梅赞文起了个绰号叫“大花生”。“呼其名为大花生，所以不忘其惠也”。14
有人说倪维思也是引进美国大花生的人，这恐怕没有依据，至多是他后来在烟台也种过花生而已。因为遍查倪维思夫人《我们在中国的生活》、《倪维思传》两部英文著述，仅有倪维思从美国引进各种果树，计划“把山东可怜的水果改造成多种美国或英国水果”的记述，15 并没有引进美国花生的只言片语。而倪维思夫人的中文著作《传教模范倪公维思事略》我们今天虽很难见到，但连警斋当时却不仅能够见到倪维思夫人的中英文著述，而且在《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一书中大量引用了倪维思夫人中英文作品，《传教模范倪公维思事略》一书引用的尤为频繁，并没有说倪维思在引进美国优良水果品种的同时也引进了美国的大花生，而坚持要为梅理士筹资竖碑，以表彰和纪念其引进美国大花生之功，当是有充分理由和根据的。我们今天没有凭据争相传说倪维思也引进了美国大花生，是不妥的。
但是，连警斋上述关于中国花生的起源以及梅理士引进美国花生的时间，也不是没有问题。首先，所谓“中国原有之花生，发源于江西省”，即与花生本来自外洋说抵牾，孰是孰非，尚有待方家考证。其次，所谓梅理士1882年引进美国花生的说法，实为误记。
有人认为梅理士一到登州，就引种了美国花生，不可信。查梅理士原本在上海数年，1862年7月从上海来登州时有两个孩子，均死于上海至烟台和烟台至蓬莱的旅途中，而且刚从上海来，又是7月份，在山东没有熟悉的人，不可能让人种花生，甚至没有花生可带。所以，1862年梅理士到登州就引种美国花生的说法基本可以否定。据海关统计，19世纪末山东花生、花生米开始批量出口。此后直至20世纪40年代，除了少数年份以及日本占领青岛期间，出口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山东出口花生、花生米在全国花生出口总量中，约占半数以上，最高年份达90%以上，是山东出口产品的大宗。16 而经查梅理士来中国一生回国休假三次，分别是1869、1882、1892年，另外在1882年与第二位夫人结婚之前曾将聋哑儿送回美国接受启喑教育。17 如果按照连警斋的说法，1882年当年不一定就种了花生，因为梅理士的继室夫人说梅理士1882年休假，显然1883年才能试种，1884年梅理士再分给人种，那得到1885年才有一定收获。如此反复扩大种植面积，到1891年，也才5-6年时间。考虑一种外国作物在当时条件下的引进繁殖和推广情况，并且由基督教徒散播，5-6年时间就达到批量由港口出口的规模，也不现实。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可能是梅理士1869年回国休假时带来的花生，他这时已经在登州生活了7-8年的时间，既了解了当地气候土质，也有了可以信赖的教徒，从1870年开始试种，经20年时间传布开来，倒是比较实际。另外，据前述可靠第一手英文史料，梅理士第一位夫人是1874年去世的，第二位夫人1884年才到登州，1887年创办了起喑学馆，1882 或1883年梅理士家根本不可能有生孩子一说，所以1882年引进美国花生的记述肯定有误。至于到底何时梅理士引进了美国花生，又如何使山东特别是胶东花生成为近代中国出口贸易重要商品，尚有待进一步发掘史料，深入研究。
梅理士去世后葬在蓬莱，现在蓬莱八仙渡还存有梅理士牧师的中英文双面墓碑。
注释：
1.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 Compiled and Edit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PP.192-193.
2. 连警斋编《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1940年，第35页。
3.1863年倪维思夫妇回美国治病，管理女子寄宿学校的任务就落到了梅理士的肩上。
4. 参见连警斋编前揭书，第169、172页。
5. 连警斋编前揭书，第151-152页；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Westminster Press,1911，P.242-243.
6.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85.
7.连警斋编前揭书，第195页；Annette T. Mills,“Rev. Charles Rogers Mills D. D.” 见Robert 前揭书，PP.192-195.
8.王立夫：“烟台启喑学校简介”，见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烟台文史资料》第一辑。
9. 郭大松等：“外国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启喑教育”，见《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
10. （清）梁永康修，赵锡书纂《冠县志》，道光十一年刻本，卷三，第十三页。
11. （清）孙观等修《观城县志》道光十八年刻本，卷二，第六页。
12.（清）张同生 修，李图等纂《胶州志》，道光二十五年刻本，卷十四，第四页。
13. （清）保忠等修，李图等纂《平度州志》，道光二十九年刻本，卷十，第四页。
14. 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第114页。
15. Helen S. C. Nevius, The life of John Livingston Nevius :for forty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 New York :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895, P.295.
16. 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1859-1949）》，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139、190-193页各统计表。
17. Annette T. Mills, Rev. Charles Rogers Mills D. D., in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前揭书，PP.192-195; 连警斋前揭书，卷二，第一一三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