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奥运先驱——基督徒张伯苓

张伯苓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天津南开大学创始人，同时也是中国奥运先驱人物。他1876年4月5日（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1892年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从军报国。但甲午之战腐朽的清王朝惨败日本，张伯苓感到心灰意冷，遂离开了海军，回家从事教育事业。

1898年张伯苓结识了中国著名教育家严修，两人自此结下终身的友情。1904年，在严修等好友建议下，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1917年秋。张赴美国学习，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回国后，着手筹办南开大学，这所学校根据美国的模式，深受基督教青年会影响，注重德智体的全面发展。1919年秋正式开学。他先后担任南开校长四十余年，培养出不少人才。

早在二十世纪初，张伯苓就与基督教青年会有密切的来往。在于教会弟兄接触中，他逐渐接受福音，并于1909年在西沽公理会教堂受洗归主。两年后，1911他与同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不属任何教派的独立教会。他还担任过、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董事、会长多年。他热心推动青年会工作，打破了学者不涉足体育运动的旧传统。

张伯苓热爱体育事业，尤其重视发展体育运动，以此改变“只读圣贤之书而手无缚鸡之力”传统学子的面貌。早在学堂执教时，张伯苓就把体育作为必备课程，同学生们一起到户外进行打球、跳高、跳远、骑自行车等等体育运动。成为南开校长后，张伯苓仍力倡“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他还强调：“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象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于是体育教育便在南开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各年级每周都有二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课。张伯苓还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经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不时带领学生参加比赛。当时南开大学足球队，曾战胜天津租界的外国球队，赢得了国人的赞誉。而篮球队的“南开五虎”更是名噪一时。张伯苓为南开大学体育发展倾注大量心血，唤起了很多国人对体育事业的关注，因而时人称之为“体育校长”。

张伯苓还积极传播奥运理念，被称为中国奥运第一人。1907年10月24日，他在天津第五届学校运动会颁奖仪式上发表演说指出：“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充满了希望。”“我国应立即成立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一年后，几个南开学生在《天津青年》上撰文提出：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即著名的“奥运三问”）1909年春天，赴欧考察归来的张伯苓又用幻灯机给大学生放映了第四届伦敦奥运会的照片，“奥林匹克”一词开始在中国流传。

1928年，张伯苓担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名誉会长。他派代表出席观摩了第九届阿姆斯特丹奥运会。1932年，张伯苓、王正廷等人以及体育协进会同事一起，积极支持来自东北的短跑运动员刘长春赴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并亲自为刘长春向国际奥委会报名，最终促成刘长春及其教练组如愿以偿，成为代表中国出征奥运第一人。4年后，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积极支持下，中国派出由141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前往德国柏林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代表团从上海坐船远涉重洋到达欧洲，由于舟车劳顿，许多运动员很好锻炼，加上一些人旅途劳累身体不适，且到柏林后未做调整就匆匆上阵，因而田径、游泳、篮球、足球、举重、拳击、自行车等选手在预赛时即遭淘汰。不过，武术表演却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1945年抗战胜利，张伯苓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十五届奥运会，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

抗战爆发后，张伯苓号召抗日救国，日本人因而十分愤怒，遂以南开大学为轰炸目标。在危急的情势下，他把南开大学迁往大后方的西南，与其他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期间他大部份时间留在重庆，为政府工作。1950年9月张伯苓回到天津，1951年2月23日安息主怀，享年74岁。

张伯苓曾回忆说：“其一生事业主要得力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他的夫人，另一个则是对耶稣的信仰。”他每日读经一小时，并支持圣经翻译和发行事工。南开大学不是教会学校，但他以基督博爱的精神去教导学生，据说他在“每个礼拜对学生的训话就像讲道或基督教道德教导一样。”

张伯苓是一个在生活中实践其信仰的人，基督信仰也给了他坚持办学、改良社会的思想动力。他说：“我信基督的原因，就是发生于我的爱国心……后来，我回到本城兴办学校，遇见种种的困难，并且有时候我还抱着一种悲观，我知道这种人生观，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人终久要死。以后我常读《耶稣言行录》，看见耶稣的为人，很受感动。这本书帮助我很多，所以我靠着基督的力量总算是还没有半途中止，而打破各种困难，还要办我的教育；换一句话说，就是要让中国人，不在他们之下。”“敝人今天所谓的宗教，也就是宗教的真义，并非仅仅的讲演神灵，祷告上帝……我们还用这宗教的能力，改造社会，使国家的地位不在外国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