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朝景教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尝试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最近学术界、基督教界所关心的热门话题，本文以景教为例，探讨在一千多年前，基督教的传教士是如何面对与中国文化融合的，盼望能够对今天的教会建设有所裨益。

一、景教在唐朝的发展

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于西安西郊土中发现了一块碑，上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根据碑载，知道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为635年，阿罗本把福音从波斯传到长安（今西安）。当时唐太宗令宰臣房玄龄率领仪仗队到长安西郊，迎接阿罗本。可见唐朝皇帝对阿罗本对迎接待遇很高，也说明阿罗本这次来唐朝朝见应该是早有安排，推测其原因，应该是在唐朝贞观盛世，有很多波斯商人来长安做生意，向朝廷介绍波斯宗教，然后才有阿波罗来唐朝。

阿罗本来到唐朝后，景教开始着手翻译经典，皇帝看过后认为这是正道，所以拨下经费，令其传教。在京师义宁坊建立大秦寺，度僧二十一人。阿罗本后，波斯史节和教士接踵而来，景教寺最开始叫“波斯寺”，《唐会要》记载“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大约至天宝四年（745年）波斯斯改为改为大秦寺，波斯寺为何改为大秦寺呢？香港中华圣公会李兆强在写给龚天民所著的《唐朝基督教之研究》的导言中提到：“波斯于644年亡于阿拉伯，而回教徒随准许景教在波斯传布与奉行，但回教已成为波斯的国教了，也许景教主教不愿和回教相混，也为了使景教与祆教有所区别，所以请玄宗改波斯寺为大秦寺”。

景教在唐朝受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等唐朝皇帝赞助和保护，开始扩展，在成都、洛阳、峨眉、房山、灵武（宁夏）等地纷纷建立大秦寺。在唐、宋、元间，全国至少有五十所大秦寺或者十字寺。除了建立寺院，也翻译经典，其中有《序听迷诗所经》、《世尊布施论》，内容为部分福音书内容以及耶稣的受苦、复活、与升天等教义。《序听迷诗所经》称所传的教为“天尊教”，后来在唐朝开元年景教徒翻译或者编辑了《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开元五年，717年）及《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开元八年，720年），后来“天尊教”就称为“景教”一名称，应该在八世纪初为波斯寺的众僧所采纳。

目前，景教的原始汉语资料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三威蒙度赞》、《序听迷诗所经》、《世尊布施论》、《一天论》、《喻第二》、《宣元至本经》、《大圣通真归法赞》。如果对景教感兴趣，可以对这些资料进行深入研究。

二、景教的灭亡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建造在唐德宗建中二年一月七日（公元781年2月4日），由施主伊斯（Zazdbozed）建造，波斯僧景净撰文，吕秀岩书。伊斯为中亚吐火罗国（Tuakara）人，唐肃宗时来到中国协助郭子仪任边疆镇守使的参谋。伊斯乐善好施，热心景教信仰，于是在义宁坊大秦司建造了景教碑。

845年，会昌五年，武宗开始废佛政策。据《唐会要》卷四十九所记，当时天下所拆寺院四千六百余所，外国教大秦、、穆护（回教）、祆还俗者二千余人。在会昌禁教后三十余年，到黄巢攻陷广州（878年），据说有十二五的回教徒、犹太教徒和景教徒被杀。景教大受打击，僧侣还俗，景教在唐朝开始衰弱，大秦景教碑埋入地下，这一埋就是将近千年。

景教从贞观九年到会昌五年被禁一共有210年，景教徒在中原地区消灭，一些景教徒逃至中亚细亚东方，俄国、蒙古和中国的边界继续活动，三百年后元朝兴起，这些边境的景教徒再次回到中原传教，不过这个时候的景教徒被称为“也里可温教”。

三、景教灭亡的原因

关于景教灭亡的原因，史学界有这几种说法：第一、陈垣、穆尔，张星琅认为政府是出于经济原因取缔景教。因为当时面对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深恶痛绝”第二、佐伯好郎认为景教中没有高僧大德作为领袖，景教得不到唐朝政府的保护，中国佛教思想的影响，景教并没有完整的教义表达。但是方豪并不认为，景教灭亡并不是得不到唐朝政府的保护，反而是景教与政治的关系太过密切，从而导致其命运随着国家政策而转移。林悟姝撰文认为，景教在华的衰亡原因在于武宗的排外政策，如果不是武宗的排外政策，而假以时日，景教也可以像佛教那样，逐步成为中国人的宗教，第三、龚天民认为：“景教在中国没有获得汉人的信徒，只是成为唐朝在中国居留的波斯人、西域人、蒙古人的宗教，朝代一经转变，政府政策变动就会受影响。另外景教过份吸收了佛教思想，“非景非佛，似景似佛”。第四、景教没有培养本土化的传道人，只是由波斯传教士宣教和翻译经典，无法与中国文化深度融合。

其实，景教在华的命运并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虽然会昌灭佛后，景教在中原地区已无信徒，但在边疆西域地区特别是吐鲁番地区仍然很活跃，后来和蒙、元朝代从罗马传入中原的天主教一起构成也里可温教。

四、对景教在唐朝的发展的一点反思

1、从目前的景教史料来看，唐代景教徒在华活动十分活跃，翻译经典，建立景教寺庙，但是传教活动却没有太多记载，所以景教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证明已经有唐代汉人成为景教徒，早期来华的景教徒多为波斯人。由于景教没有在中国生根，没有进入民间，成为百姓的信仰。对于今天中国教会来说，要注重人才队伍的培养，注重牧养事工。这种人才培养不仅要有基督教神学的知识，也要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的素养，同时也要深化、多样化的牧养方式才能够满足信徒的需要。

2、在译经过程中，不是景教徒而是非景教徒在译经中起到主要作用，景教徒既不能依靠自己的本身力量翻译经典，又不能够输入新的思想吸引当时的是大夫，用佛教思想、术语表达景教思想，使外人认为景教不过是佛教的一支，缺失了景教的独特性。在今天大力提倡基督教中国化的同时，我们也要明白，不要失去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性，同时对圣经研读、圣经注释的编纂要回到圣经，从圣经的真理的教导中直接汲取养分，供养今天中国的信徒。就如《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中提到，“基督教中国化就是以圣经为依据，持守基本信仰”，所以在与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基本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景教过度借用佛教词汇，以至于失去了景教的基本特色。

3、虽然景教后来在中国灭亡了，但是从中国文化结合的角度来说，这种尝试给后来的基督徒留下深刻的教训。就如中国著名的近代教会史学家王志心所言，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融合“根本的问题，不是在形式问题，乃在精神方面”如果只是形式的融合，只不过是“友谊的握手”而不是“血肉的化合”从系统神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文化是上帝普遍启示的一部分，要深入研究中国文化的精神与神的道结合，用中国文化丰富的词汇表达上帝丰富的道，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参考资料：

龚天民，《唐朝基督教之研究》香港：基督教辅乔出版社，1960，第9页。

张星琅，《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卷，北平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第198页。

佐郎好伯，《景教的研究》，东方文化书院东京研究所，1935年，293页。

方豪，《中西交通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 ，第226-227.

林悟殊，“景教在唐代中国传播成败之我见”，《华学》第三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7，第93页。

陈怀宇，“景教在中古中国的命运”，《基督教与中国》第一辑。2003，美国：恩福基金会，2003，30页

王志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2页。

（注：本文作者为河北保定一教会牧师，文章首发于“全人关怀”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