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展望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入与发展历经曲折，曾几度中断。最近一次是基督新教的传入，经过近百年的发展，逐渐趋于稳定，建国后，传教士撤离大陆，之后又经历了一系列的风波，教堂关门、教职人员下乡参加劳动。不过，这一次基督新教没有倒下，教堂虽然关门，但基督徒的聚会并没有停止。没有教堂，人们就在家里聚会，没有教职人员，平信徒也可以传福音，就算没有圣经，信徒们还可以分享之前从圣经中摘录的经文。就这样，中国教会熬过了最最艰难的时期。文革结束后，中国教会，不管是三自还是家庭体系，都如同雨后春笋般快速崛起，信徒人数不断增长，从之前的几十万增至几千万，正如耶稣所说，有了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好收成。

据保守统计，目前中国基督徒总人数已达4000万左右，应当说，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群体了。如果这个群体能稳步发展，那么必将根生叶茂，结果累累，造福华夏。一些牧者认为当前的中国教会正在转型期，传统的模式已陷入瓶颈，如果仍不思变革，则有倒退的危机。比如，从年龄的分布来看，不少堂会的信徒仍以老年人为主，教会的牧长也是以中老年为主，青年事工滞后，婴童及青少年事工又难以开展，这意味着若干年后这个堂会将会面临着信徒人数急剧下降的窘境。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我们必须直面问题，才能有清醒的头脑、清楚的思路，才会知道如何去走脚下的路。

一、需要面对的问题及其解决之道

1、“幼稚化”及其对策

中国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其本身尚在摸索阶段，还未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也就不免呈现出各样软弱、迷惘的情形。丁主教论及三自爱国运动的时候曾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及中国基督教协会比作建造中国教会的脚手架。笔者认为即便“三自”是脚手架，也不是最早的脚手架。在笔者看来，西方的宗派教会、差会也是中国教会的脚手架。因为进入二十世纪后，西方教会也在思考如何使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的问题。他们中间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是西方本位主义者，也有一部分是真的为中国教会着想，想要借着成立各样的联会，让中国教会能最大限度地联合在一起，共同为主耶稣作见证。可惜，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太快，导致许多的工作半途而废。

其实，中国基督新教在早期呈现为宗派主义也是必然的结果，因为近代宣教运动毕竟是由西方的宗派教会发起的，他们将自己的宗派复制到宣教地也是无可厚非。不过，这是指着刚开始的时候，时间久了，随着近代的中国社会出现各样动荡的局面以及宗派主义在中国所呈现出的弱项，这一切使得宣教士们开始注重对中国基督教本身的建设，想要突破宗派主义的限制，使中国的同胞更易理解与接纳使徒所传的福音。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本土化运动，一种是西方传教士所发起的宗派联合运动，另一种是中国基督徒所发起的自立运动与本色教会运动，这两种运动包括了新神学派的本色化运动与保守派的本土化运动。新神学派指的是持自由主义神学思想倾向的神学家，他们对本色化的理解是彻底的非西方化，在他们看来，本色教会一定是中色教会，与西方基督教能形成鲜明的对比。保守派指的是贾玉銘、倪柝声、王明道、敬奠瀛等人，他们也是本土神学家，他们也致力于将中国基督教本土化，只是他们并不十分强调要将基督教改造成中色教会。他们只是创造出适合中国人心理的中国基督教，这样的基督教未必与西方基督教相对立，却也与西方的基督教有着明显的差异，因为他们所建构的本土教会并不是西方的宗派教会。

无论如何，上个世纪的基督教本土化运动可以分为宗派教会的本土化运动与本土教会运动。我们可以将宗派教会的本土化运动理解成寻求基督教教义及体制本土化的教会运动，也可以将中国的本土教会运动理解成侧重基督教中国化的教会运动，比如，侧重基督教的伦理化，侧重基督教的经验化及侧重基督教的生活化等。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撤离，宗派教会的本土化并未成功，而中国的本土教会运动也未能彻底影响整个中国教会的建制，如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与敬奠瀛的耶稣家庭都成了只具局部影响力的教会，除了倪柝声所创设的基督徒聚会处，几乎没有第二种本土教会模式能影响整个中国并传承至今的。当然，在文革期间，大部分的宗派与体制都被打得粉碎，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所谓合法与非法之分，全都成了家庭式的聚会点。有学者认为，正是那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时期产生了中国基督教的第三个传统，即中国基督教的基要主义。中国的基要主义不是宗派，而是指一种基督教的基要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推崇圣经，高举基督、属灵经验以及持定十字架道路的、源自圣经教导的属灵精神。

经过笔者初步的梳理，我们便可以看到今日的中国教会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中。首先，中国教会还没有形成中国基督教自己的神学思想，这不是说，中国教会内部没有神学火花，而是说，即便有赵紫宸、倪柝声、贾玉铭等神学家的不懈努力，仍未形成完整的中国基督教神学。我们回顾一下自己的教会便能清楚看到这一点，我们的讲台有传讲完整的教义神学吗？还是只注重实用的、生活的、伦理的、经验的内容呢？这种光景使中国教会无法顺利地应对各样新奇的假道理。现代资讯的发达，可以借着网络微信传布各样的教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中间不少信徒被极端与异端所迷惑，而我们教会的传道人除了在讲台上提醒几句外，也居然不知所措。这种信仰上的混乱主要还是由于我们的教会没有基本的神学框架，我们只有使徒信经与尼西亚信经，但这只是最基本的信条，此外，即便有教会将这两个信经在主日宣读，也未能深入教导信众，以致徒然成了摆设。在此，笔者不想简单地将中国教会划分为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而是想根据其他特征来尝试区分出不同的类型。比如，灵恩派教会与泛灵恩教会、改革宗教会、福音派教会、基要派教会、基督徒聚会处、耶稣家庭等。当然，这样划分并不十分准确，比如，受灵恩影响的教会与福音派教会也可能是同一个教会。笔者之所以这样划分，是想找出那些影响中国教会发展的要素。这些要素就是“灵恩”、“加尔文的神学与改革宗的体制”、“对福音的使命”、“对基要真理的持守”等。如果说，中国教会能够形成这种多元并存的格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问题是，我们对灵恩、对改革宗神学以及对福音使命的理解是否是深思熟虑，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呢？还是东拼西凑，造成那种四不像的东西来呢？笔者认为要使这不同的传统完全趋于一致是十分困难的，但我们至少可以做两件事，第一，就是不要随意东拼西凑，而要从圣经及历代基督教传统出发去理解这些特质，努力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第二，就是不要随意批评，而要尽量以同情的心去了解每个具有不同传统的教会，这样才有利于了解他人并与其他传统建立起合宜的关系。

2、“世俗化”及其对策

“世俗化”不是指使用世界上的器具来作管理、牧养与传福音的工作，而是指随从世界的潮流，照着世俗的价值观来行事为人。使徒约翰劝勉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与世界上的事，就如那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及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根据约翰的劝勉，我们知道世界的基本样式有三，即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及今生的骄傲。“世俗化”就是指随从这些而行。当教会随从这些的时候，就会陷在物质主义、形式主义、成功神学等错谬的影响之中，并在一切的事工上倾向追求世人的认可，而不是上帝的认可。教会的“世俗化”乃是指教会企图以外在的形式取代内在的敬虔，以外在的成功取代内在的复兴，以实用的旨趣取代圣经的教导。这些特征在撒旦试探耶稣的事件中已经显露无遗。撒旦企图引诱耶稣，使他背叛上帝的旨意，将上帝的国变成人掌权的国。撒旦的方法就是让耶稣去依靠食物、依靠异能、依靠撒旦来实现外在的复兴，通过笼络人心、聚集人气、放弃原则来成就短暂的辉煌。但耶稣拒绝了，因为他很清楚上帝国的属性是什么，也明白要实现上帝国的目标只能透过十字架的道路。

教会的世俗化主要还是源于人的骄傲，想要透过外在的复兴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因为这样做会使人很有成就感。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在传福音与牧养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会以外在的事工来取代信徒在上帝面前实实在在的追求与侍奉。笔者不是说外在的事工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容易以外在的事工取代了内在的敬虔，我们很容易将焦点从建造信徒的灵命转到建造教会的事工。要知道事工只是一个平台，为信徒提供侍奉的平台，但其本身不是目的。如果我们将事工做的很复杂、很庞大，以致使他们不再围着上帝转，而是围着事工转，到最后可能落入为了侍奉而侍奉的亏欠之中，也就不免沦为事工的奴隶。毕竟，外在的复兴是一种看得见的成功，是可以以具体的东西来量化的，如多大的堂会、多少信徒、多少事工、多少奉献款等，这些东西很有可能成为一种试探，使我们专注在实际的果效中。笔者再强调一次，笔者不是否定外在的事工，但笔者认为不宜盲目发展这些事工，任何事工的开展都要以信徒目前的属灵状况为前提。如果我们只有做五个事工的精力，就不要开展十个事工，要量力而行，否则必将拔苗助长、适得其反。

教会容易世俗化的另一个根源则是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与实用主义。这种文化特质对我们的影响是无形的，它会使我们看重基督教信仰的实际功用过于她本身的所是，它会使我们在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看重实际的后果过于圣经的教导。这种人本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旨趣会影响讲台的宣讲，因为传道人不能以解经为重，而要以见证及实际的运用为重，这样一来便稀释了经文的影响力，讲台也有可能则成了道德教化的工具。当然，圣经的教导的确需要回应当下的处境，传道人的服侍也确实需要接地气，但我们不能本末倒置。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不是我们的经历、故事、笑话或巧妙的言语能打动人的心，而是上帝自己的道才能改变人的生命。我们可以讲经历、讲见证，但这些都必须是为了辅助圣经的教导，我们应当将圣经的教导凸显出来，使圣经的教导如同真光一样能照耀在人的心中。 

如何才能克服世俗化的侵蚀呢？笔者认为关键还是要注重信徒与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及深入的宗教经验，这样的追求能使信徒重新以上帝为焦点，以上帝为主，以上帝为乐。这是为了使他们的侍奉转被动为主动，使基督的教会不像一家公司，而更像充满爱的大家庭。其次，讲台也需要强调基督徒的圣洁与伦常。一个真信基督的人虽然已经罪得赦免，但他仍当时常自省与自洁，在上帝面前谦卑、真诚地认罪悔改，使自己的心灵保持清洁与对罪恶的敏锐，否则一旦良心麻木，就会成为“失了味的盐”，只能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在伦常方面就是说，讲台需要常常教导信徒，基督徒的伦理是什么，应当如何以基督徒的立场看待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比如，我们需要加强婚姻生活方面的教导，因为许多地方、婚前同居、婚外情、甚至同性恋都已经比比皆是，我们不要以为基督徒肯定不会犯这些罪，因为没有人具有天然的免疫力，能百毒不侵。基督徒也是人，传道人也是人，如果没有上帝的保守、圣经的提醒，我们都会落入撒旦的网罗。作为传道人，应当在讲台上清楚传讲基督徒的婚姻观，将圣经的教导融入具体的生活，指引信徒们的人生方向。

3、“边缘化”及其对策 

“边缘化”就是将自己与现代文明隔离开，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的状况。这是西方基要主义的基本特征，也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基要主义教会。即便中国的基要主义在文革时期才真正成型，但早在百年前便已有端倪。在入华的传教士中，戴德生与李提摩太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宣教理念，前者注重个人性的灵魂得救，后者则主张社会改良与社会制度的变革。戴德生就是基要主义的典型代表。以戴德生为代表的基要主义将福音理解为个人性的福音，在他们看来，只有作为个体的人先被改变，整个社会才能改变。故此，传福音的重点就是传个人得救的福音，而不是在社会改良方面浪费时间。这种思想在文革时期得以被放大，因为那时候中国教会的公共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在教会无法外展的情况下，只能将焦点放在对内的建造上面。直至今日，中国教会的焦点仍在对内的建造，教会的事工仍是以内部的事工为主。根据笔者有限的观察，周边教会所开设的事工，基本上都是诸如查经班、诗班、乐队、探访、主日学、招待、车辆等，很少教会有慈善方面的专项事工，更遑论与社会直接对口的事工了。

基要主义的这种社会观在某种程度上乃将教会与社会割裂了。当教会只顾自己内部的事工，而不再关注社会时，自己也同时就被社会边缘化了。事实上，教会与社会是不能被割裂的，因为教会虽有其超越的面向，却仍是存在于社会中的一个群体。我们不能像鸵鸟一样只将自己的脑袋钻到坑里面去，便以为隐身了。作为教会，既然存在于这个社会，便免不了要与社会发生某种关系。故此，只改变个人是不够的。除了使个人被救赎，基督的福音还包括了对整个社会的关怀，基督的教会在这个社会中还应扮演良心的角色，发出先知般的呼声。基督徒不单是上帝的子民，也是地上的国民；基督的教会不单是基督的身体，也是社会的团体。作为天国的子民、基督的身体，自然应当过超然的、属灵的生活，自然应当做灵工、传福音、救灵魂；但作为地上的国民，社会的团体呢？难道就不需要尽公民的本分、过国民的生活了吗？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教会乃是基督在地上的身体。教会应当融入人群、融入社会，使世人借着教会能看到活生生的基督。

作为基督徒，必须从世俗化与边缘化这两个极端中走出来，一方面我们的教会不容许向世俗妥协，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与世界割裂。因为我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教会若世俗化，岂不就成了失味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教会若边缘化，如何使光照耀在人前？由此看来，中国教会必须思考如何使教会与社会保持合宜的关系，使教会在不被同化的前提下，能充分接触这个社会，造福于这个世界。笔者认为至少有两点需要留意。第一，就是需要保持教会的相对独立性。基督的教会必须以基督为元首，必须能从圣经的教导出发去思考与决策一切。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内部的建设应被置于首要的位置，基督的教会应当成为一个高举上帝主权、高举基督恩典、高举圣经教导、高举圣灵工作的教会，让基督全然掌权，注重基督徒生活上的圣洁以及侍奉上的纯洁。其次，我们的教会也当向外部延伸，有了爱弟兄的心，还当加上爱众人的心。我们应当加强社会关怀，不是对这个社会，对我们的国家不闻不问，而是充满关怀，能在各样事情、各样问题上发出基督徒的声音，流露出基督徒的爱心。我们可以努力创建公共空间，拓展各样渠道，使我们周边的人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并能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真光。

4、“老龄化”及其对策

除了上述危机，中国教会的“老龄化”现象更是不容忽视。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各地教会都有老龄化的问题，城乡教会及乡村教会尤为严重。这个问题若不被关注，将对教会的发展构成巨大的挑战。首先，我们不能因堂会外在的规模盲目乐观。与海外相比，中国教会是堂大人多。不过，在为数众多的信徒中，六十岁以上的群体往往占了很大比例。若干年以后，这个群体就会消失，青年一代若不能迅速成长，则这个教会的萎缩在所难免。其次，中国教会的制度建设还未完善，教会的人事管理仍落在年老长辈们的肩上，这也意味着教会的发展很难得到及时的更新，传统的模式无法改善，教会缺乏足够的吸引力，难以留住青年这个群体，这将进一步加剧老龄化的局势。再则，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堂会很难举办青少年事工，这就等于中断了教会的补给线，使得原本虚弱的教会雪上加霜。

鉴于上述现象，笔者认为中国教会应当注重分龄化牧养，对于各个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予以不同的牧养。因为毕竟教会是一个由老中青幼四代共居的大家庭。我们不该忽略这个家庭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否则必将适得其反。笔者认为，我们首先应当注重老年人的牧养，因他们是这个家庭中的长者，其他成员应当如同孝敬父母般尊重他们，关爱他们，使他们也能爱年轻人如同爱自己的儿女，甘心乐意从高位上退居二线，辅助他们，使教会在管理层方面能顺利交接。其次，教会应当注重中年人的事奉，尽可能地训练他们，使他们在生命品格及工作能力方面日趋成熟。以目前的情形来看，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才是挑大梁的群体，他们在教会中的服侍至关重要。再次，教会应当加强青年团契的建设，应当支持青年团契的发展，因为若干年后，侍奉的接力棒很快就会落在他们的肩头上。最后，教会也绝不能忽视幼年人的事工，即便在堂里不能举办青少年事工，教会也当竭尽全力去鼓励、支持、培育成年父母，使他们能在家庭中继续牧养的事工。因为他们是中国教会的未来，我们不能让教会在我们这一代败落。

二、我对中国基督教会的展望

虽然中国的基督教史也是一部充满艰辛的血泪史，但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上帝爱中国、爱中国的同胞、爱中国的教会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中国教会能有这样的今天，一切都是上帝的怜悯。目前，中国教会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一种一致的教会意识，缺乏国度的胸怀，彼此之间没有紧密的连接，使得资源无法及时共享，也很难独挡一面。这个时代已经进入到团队合作的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再靠单打独斗取胜。遗憾的是，整个社会已经意识到团结合作的重要性，而教会在这方面却仍各自为政。不是针对我们教会的，就不管我们的事，只要能维持一天就算一天。这是很多教会的写照。虽然宗教改革使人们追求良心自由，继而出现了宗派主义，但即便如此，宗派与宗派，教会与教会之间就真的是彼此独立，互不相干吗？难道我们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的困难，没有任何的共同点使我们可以站在一起，使我们可以彼此合作，使我们可以紧密相连吗？之前，至少还有宗派可以作为宗派内部的平台，藉此使内部的各成员教会连为一体，宗派内部或宗派与宗派之间也可以有适当的合作，而今我们感到更加艰难。在体制教会内部固然可以借着基督教两会这个平台进行连接，但说实话，这种连接性并不是很紧密；在家庭教会内部，这种连接固然可以借助各大团队，但也只是某种松散的联盟。

故此，笔者认为中国教会的未来需要构建更多的平台，藉此整合资源，相互交流与合作，彼此成全。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首先找到这样做的必要性是什么。对于那些资源缺乏的教会来说，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实力雄厚的教会而言，必要性又是什么呢？如果让一个实力雄厚的教会去帮扶弱小的教会，他们的着眼点若是自己教会的利益，则势必不愿帮扶；但着眼点若是整个上帝的国度，则不惜牺牲自己的资源，也要将那些贫穷的、弱小的教会扶持上去。其次，还要找出实际可行的操作方案，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在某些事工上可以寻求合作，比如在培训事工上。笔者相信，某些资源丰硕的教会也有比较成熟的牧养系统，其实，这些资源完全可以分享给周边的教会或者培训他们的服侍人员，以此填补他们在教导事工上的不足之处。又比如，教会是否能鼓励某些专业人员成立专门的团队或独立的机构，以经济支援，并与该事工团队保持紧密的联络，相互成全？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批具有国度意识、担当意识及心胸宽广的教会领袖，能有先知的眼光，能看到教会的未来，并能因此突破重重障碍，使教会向前迈进。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