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起源于14世纪中叶的意大利。 达·芬奇创作的以圣经为题材的《最后的晚餐》是这个时期的巅峰之作，其创作经历与艺术意义深刻体现了基督教信仰、人文主义精神与科学探索的结合，充满了上帝的恩典。
该壁画创作于1494年至1498年间，是达·芬奇受当时米兰的统治者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委托，为圣玛利亚感恩教堂修道院食堂绘制的作品。这幅画长约8.85米，高约4.97米，取材于《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6章犹大出卖耶稣的故事，描绘了耶稣与12门徒共进最后一次晚餐的场景，生动地刻画出了每个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征，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艺术史上不朽的经典。
达·芬奇在创作这幅世界名画时经历了许多的坎坷和波折，见证了上帝的荣耀。
达·芬奇一直希望通过取悦卢多维柯公爵来获得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不断地向公爵提交各种各样的宏伟计划，期待着有朝一日获得公爵的恩准，实现自己的抱负。在这些计划中，最了不起的一项就是改造米兰的城市总体规划。他试图把这座文艺复兴时期崛起的名城改建得高贵气派，以人为本，美丽整洁。他主张加宽街道，并设计了双层的路面以方便车辆行驶；他设想把城市的教堂、住宅、花园与运河、瀑布、湖泊等自然景观融为一体，使意大利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他还颇具超前性地提出在大城市周围建设小城市的设想，这与现代城市规划中设立“卫星城”的想法刚好不谋而合——按照达·芬奇的设想，每个小城市只有5000户人家，每家不超过6口人。他认为，居住得过于拥挤会使人们不愉快：“这么一大堆人像羊群一样挤在一起，散发着臭气，散布着瘟疫和死亡。我们必须把他们分开。”
可以肯定，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像达·芬奇这样一向清高的绅士，是绝对不肯向他的保护人写信的。因为当时达·芬奇处在被疏远、被冷落的状态，很多才能不如他的艺术家都得到新的订单，而他却好像被遗忘了。尽管这时的达·芬奇早已声名远播，整个意大利都在向他投来敬佩的目光，可是谁能想到，达·芬奇却囊中羞涩，正在遭受贫困的煎熬。
达·芬奇给公爵写信，也许是因为这封信感动了上帝，公爵总算又想起了达·芬奇，并且把装饰圣玛丽亚修道院饭堂的差事交给了他。尽管给一个饭堂画壁画的任务显得多少有些无足轻重，然而，艺术史却因此得到了一幅“在人类所有绘画中最崇高的作品”，这就是达·芬奇的不朽名作《最后的晚餐》。
有关这幅名画的论说，五百年间早已汗牛充栋，无需我们在这里赘述了。今天分享的就是上帝的奇异恩典给了达·芬奇创作的灵感和恩赐。
为了画好这幅画，达·芬奇倾注了自己的全副身心。当时，有一位名叫班代罗的传记作者曾这样描写道：“他常常在拂晓时就来到教堂……匆忙上了脚手架就辛勤地作起画来，直到暮色使他不得不停笔为止。他压根儿就想不到要吃饭，他就是这样全神贯注在工作之中。也有时候，他会在那儿一连呆上三四天，连画也不去碰一下，抱着膀子站着，凝视着画上的人物，仿佛在批评他们。”
还有，当1496年夏天达·芬奇在绘制《最后的晚餐》的同时，他还在装饰贝娅特丽丝公爵夫人在斯福尔扎宫殿的房间。当时他的经济状况处于困境之中，声称自己非常烦恼，因缺钱而不得不中断《最后的晚餐》这项工作，去参与不太重要的事务以谋生。他抱怨公爵可能被出纳瓜尔蒂埃洛·巴斯卡皮欺骗，以为他钱够花，实则不然。据班代洛说达·芬奇的年薪是2000达克特（Ducat，意大利语，Ducato是意大利历史上的一种重要货币单位），但另一消息源称摩尔人每年只付他500达克特，这在经济上给达·芬奇的创作和生活带来了困难。
可笑的是，那位圣玛丽亚修道院的院长却不理解，嫌达·芬奇画得太慢，他尤其不能容忍达·芬奇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叉着手站在画前发呆，在他看来，达·芬奇应当像拾掇花园的园丁一样，一刻不停地干活儿，否则就难辞怠工之咎。他跑到公爵那里告状，让公爵对这个懒惰的画家提出警告。于是，公爵把达·芬奇叫来问话。达·芬奇忍着被误解被侮辱的愤懑，向公爵和院长大人解释说，画作之所以进展缓慢，是因为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画犹大的模特，“不过，现在总算找到了——您瞧，院长大人的头不是挺像犹大的么？” 公爵听后狂笑不止。当公爵听到达・芬奇关于犹大模特的表述后，反而支持了他，并表示那位向他抱怨的修士和犹大是一样的，就让他永远地坐在这里吧。原来那位不善良的院长是犹大的原型。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这种说法可能存在夸大或虚构的成分。从温莎收藏的达·芬奇草图及相关研究来看，犹大的头部原型可能来源于达·芬奇所绘制的犯罪者头部草图，而非直接以修道院院长为模特。阿莫雷蒂在《历史回忆录》中也曾对瓦萨里的说法提出反驳。
真该感谢与达·芬奇同时代的传记作家瓦萨里，如果不是他给后人留下了这一传神之笔，我们将无从知晓达·芬奇对付当时权贵们的机智和巧妙。此后，无论公爵还是院长，都不再来打扰达·芬奇了，这使他终于能够专心致志地得以完成《最后的晚餐》的创作。这是他自1482年至1499年在米兰居留的17年间，仅有的几幅完整作品之一，也是他一生绘画创作的巅峰之作。《最后的晚餐》通过将神学命题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经验，使基督教核心教义（背叛、救赎、圣餐）获得了超越文本的传播力。它既成为普世性的信仰符号（全球80%以上《圣经》插图沿用其构图），也因艺术催生了新的基督教宗教想象。这种动态互动证明，伟大艺术不仅能反映信仰，更能参与塑造信仰的认知边界。
遗憾的是，满脑子科学实验的达·芬奇在绘制这幅壁画时，不知在颜料中掺入了什么物质，致使这幅绝代佳作在后来的岁月中逐渐褪色，并且由于发生化学反应而变得斑斑驳驳。加上修道院的历代厨师先生并不懂得这幅画的价值，他们随意敲击墙壁，无所顾忌地让蒸腾的烟气侵蚀着饭堂的墙面，这些都无情地加重了对壁画的损害。更有一些自作聪明的低能画家，竟然企图用他们拙劣的画笔为大师“拾遗补阙”、狗尾续貂，结果不啻是弄巧成拙，使本来已经模糊不清的画面更加面目全非。倘若达·芬奇天上有知，看到自己饱蘸心血的画作竟被后人如此糟蹋，真不知会发出怎样的浩叹！
这里还有出自上帝的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一：1499年米莱罗之战后，米兰被法国人占领，圣玛利亚感恩修道院遭洗劫。法国士兵用投石机攻击修道院的塔楼，结果有一发炮弹击中了《最后的晚餐》所在的那面墙，但是并未直接击中画面，只是震落了部分颜料，对作品造成了一定损害。
奇异恩典二：1943年，当盟军的飞机轰炸米兰的时候，圣玛丽亚修道院的院子里也落下了炸弹，修道院的饭堂被震毁。然而，蒙神的保守与看顾，惟独画着《最后的晚餐》的那面墙壁被奇迹般地保全下来。1946年，修道院的建筑物被重新修复。
奇异恩典三：1980年，圣玛利亚感恩修道院和教堂作为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圣玛丽亚感恩修道院的餐厅是这个建筑群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宣告了艺术史上一个新世纪的到来。
奇异恩典四：后来，专家们利用红外反射成像技术查看原作品下的重绘层，了解画作的层次结构和颜料分布情况，借助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对壁画的数字图像进行处理和修复，包括去除数字图像中的噪声、修复缺失部分、增强色彩对比度等，使数字版本的壁画更加清晰、完整，上述的许多工作以最新的技术成功地除掉了后来画上去的颜色，复原了当初达·芬奇的手笔。并且对修复后的壁画进行全面记录，包括修复前后的状态、所采用的修复方法和材料、修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等，为今后的保护和研究提供基础数据。谷歌利用超高像素数码相机技术创建出了10亿像素的《最后的晚餐》，让人们可以更清晰地欣赏到画作的细节。
今天的人们还能看到这幅盖世杰作，实在是充满了主的荣耀、信仰的见证，是我们基督徒和后代人的幸运。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