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民国史，读到胡适先生在1940年说的那段话，恐怕还是会愣一下。
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一生倡导科学理性，对基督教向来保持距离。可他在谈到中国的十几所教会大学时，竟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随着战争，随着东方的国际危机，基督教大学发展到它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非中国的外国教育或者基督教教育机构已经成为国家生活的中心，成为国家教育的中心。”
“国家生活的中心”——这话分量有多重，不用多说。从胡适这样的人嘴里说出来，背后的意味就更耐人寻味了。
民国时期，中国一共有13所著名的基督教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岭南大学。
这些学校，曾经被当作“外来者”，在1920年代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更是被猛烈抨击为“文化侵略的工具”。短短十几年，怎么就让胡适这样挑剔的知识分子心服口服了？
宋美龄在1938年的一番话，或许透露了些许端倪：“我非常高兴告诉你们，那些很多年前批评基督教的人正是现在赞扬你们的人。你们通过工作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这份信任，可不是靠嘴皮子赢来的。背后是一条用血泪铺就的同行路，是一代人在国难当头时用胸膛挡住的答案。
一、从质疑到认同：一场深刻的自我重塑
这得从战火还没烧起来的时候说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救亡图存的思潮席卷全国。“收回教育主权”的呼声特别响亮。社会各界都在用审视的目光打量这些“洋”大学：你们的根到底在哪儿？为谁培养人才？跳动的是颗什么心？
面对这样的时代追问，这些大学没有装聋作哑，也没有固执己见。它们开始了一场深刻的自我改造。主动向中国政府注册，调整课程适应中国需要，更关键的是——把学校的话语权，交到中国人手里。
于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批杰出的教会大学华人校长出现了：金陵大学的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吴贻芳、华中大学的韦卓民、华西协合大学的张凌高、福建协和大学的林景润、沪江大学的刘湛恩......
这些名字背后，是一种承诺。他们要让学校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牢牢绑在一起。作为中国人，掌舵这些中西文化交融的大船，既要保持特色，又要服务国家。这场“中国化”的深刻变革，为日后这些学府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打下了至关重要的认同基础。
二、战火中的抉择：信仰与救国的统一
1937年，炮火撕裂了山河的宁静。更直接、更残酷的考验来了。
对于这些大学的师生，特别是那些有基督信仰背景的人，内心的纠结外人很难体会。信仰教他们要爱、要和平，可侵略者的铁蹄正在蹂躏同胞、践踏家园。教堂钟声和防空警报交替响起，必须做出选择：是退守个人信仰的宁静，还是投身民族救亡的洪流？
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喊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我们现在正处于巨大的民族危机之中，中国的独立和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我们绝对不能向任何罪恶的力量和权力妥协。”
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代表13所大学发出宣言：“炸弹和侵略者的军队不能阻止这些基督教大学，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肩负着更为重大的责任，培养能够使中国脱离苦难的领导者。”
这已经不单纯是爱国热情了，而是经过信仰淬炼、良知拷问后升华出的责任担当。守护同胞、保卫家园，成了他们信仰在当下最具体、最迫切的实践。
三、两条路：西迁的悲壮与留守的勇毅
这场守护，分成了两条悲壮的路。
一条路向西。向着炮火暂时够不着的内陆，开始了一场文化“大迁徙”。整整11所大学，告别苦心经营多年的美丽校园，师生们带着有限的图书仪器，踏上数千里征程。
泥泞的道路上，拥挤的江轮里，简陋的卡车中，文脉就在这样颠沛流离中被顽强地延续着。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迁到四川，之江大学落脚贵州。当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五所高校师生汇聚成都华西坝时，它们和华西协合大学一起，创造性地建立了五大学联合办学模式。在战时的中国西部，构建起一个堪比西南联大的教育重镇。
茅草屋顶的教室里，朗朗读书声就是对侵略者炮火最有力的蔑视。
另一条路是留下。在沦陷的城市，在日军刺刀下选择留下，需要更大的勇气。
四、人道主义的光辉
恰恰是这批留守者，创造了战争中最动人的人道主义奇迹。
1937年冬天的南京，简直是人间地狱。但在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里，一群外籍教师拒绝了撤离。魏特琳、史迈士、贝德士、马吉、米尔士、威尔逊......这些名字闪闪发光。他们利用外籍身份这一特殊条件，撑起一把脆弱的保护伞，把校园变成庇护数十万中国难民的“国际安全区”。
据统计，他们直接或间接拯救了超过25万中国人的生命。
我们今天很难想象，那位被难民称为“活菩萨”的金女大教务长魏特琳，是怎样日复一日站在学校大门口，用单薄身躯阻挡那些企图闯入施暴的日本士兵。她的日记里，密密麻麻记录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每天拯救了多少生命，又目睹了多少悲伤。
这种选择早就超越了职责范畴，源于一种朴素而伟大的信念：生命至上。
类似的故事不只在南京上演。杭州沦陷时的之江大学，广州沦陷时的岭南大学，同样有伟大的教育家挺身而出，守护救助了数以万计的中国难民。这些常被历史忽略的片段，同样闪耀着人性光辉。
无论西迁的悲壮，还是留守的勇毅，都指向同一个事实：这些教会大学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紧紧捆在一起了。
五、从前线到乡村
他们做的远不止这些。他们的贡献像一张细密网络，渗透到战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正面战场上，学生响应号召投笔从戎。华西协合大学女生黄孝逴参加伤兵救护时，不幸在轰炸中牺牲。学校领导更是身先士卒。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因积极领导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被日本人视为眼中钉，1938年惨遭暗杀，以身殉国。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拒绝与日寇合作，被软禁、坐牢近四年。
广袤乡间，“农业传教士”在改良麦种，努力让更多人吃上饱饭；社会学家在华北、华南、华西建立诸多乡村服务站，教妇女识字，普及卫生知识。
遥远的西南边疆，他们的服务团深入藏区、苗区，为数十万民众带去医疗、教育和来自后方的抗战消息，用行动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团结认同。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基督教青年会组织了各种救亡工作：救护伤兵、组织边疆服务、救济内迁学生，为抗战提供直接支持。许多教会医院主动接收救治战争伤员，甚至组织医疗队救护被日机轰炸的平民。一些地方教堂也成了庇护难民的场所。
所有这些点点滴滴，如涓涓细流，最终汇成改变整个社会观感的江河。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胡适那段发自肺腑的赞叹。
他还进一步把教会大学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从最初的“现代教育先驱”，到后来的“文化革新运动前锋”，最终在战争中升华到“国家生活的中心”这一历史高度。
那一刻，这些大学的光荣达到了顶点。她们用无可辩驳的行动，赢得了整个民族的尊重与热爱。
六、历史的转折：消失与延续
1952年，一场席卷全国的高校院系调整开始。在新的教育蓝图下，这些教会大学作为独立建制，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各个院系根据学科属性，被系统地调整、合并到全国各地新建或加强的综合性大学与专门院校中。
燕京大学的文理科系成了北京大学的新鲜血液；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融入南京大学怀抱；圣约翰大学的师生为复旦、交大、同济等校注入新活力。那些曾经响亮的名字，一个个从大学校牌上消失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何尝不是生命的延续？这些大学有形的“体”虽然解散了，但她们的“魂”——优秀师资、严谨学风、爱国传统，以及培养出的万千学子，却像无数种子被播撒到更广阔的土壤中，继续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光和热。
通过与中华民族共赴国难，这些基督教大学完成了自身的“中国化”。她们在抗战中的坚守与贡献，得到了官方与民间的赞誉。
让人感佩的是那份危难中挺身而出的勇气，感动的是那种超越国界的无私大爱，感慨的是历史流转中个体与群体的命运沉浮。
记住那道光，只是为了寻求理解。理解选择与担当，理解复杂与坚守，理解荣耀与平凡。这一切，都已沉淀为我们民族集体记忆中一份温润而厚重的遗产。
参考资料：
【1】杨雪《抗战时期的教会大学》，“抗日战争纪念网”，https://m.krzzjn.com/show-945-68378.html
【2】赵晓阳《六十年研究检视——基督宗教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2)》，《西部学刊》2017年第4期
【3】张龙平《调适、规划与重建：抗战时期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
【4】裴宜理、涂航《文化帝国主义的回潮？——重估民国教会大学的历史遗产》，《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0年02期
【5】《专访岱峻：这所与西南联大齐名的大学为何被遗忘》，访谈员傅斯鸿，“凤凰网”评论《高见》，第145期2017.12.25
【6】张德明《国难下的基督教与民族主义：1931—1937年华北基督教会抗日救亡运动论析》，《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1期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