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津市（原河津县）地处山西省西南角，运城市西北角，是汾河和黄河汇流形成三角地带，自古以来，就是秦晋、豫甘蒙五省重要物资周转地。著名的龙门（也称禹门口）位于黄河峡谷，古人称“龙门三激浪，平地一惊雷。”东西两山夹河，悬崖绝壁，相对而立，形状如门。相传三月春汛，鲤鱼逆水而上，跃登此门，鱼化为龙，故称龙门；又传说龙门是大禹治水所凿，且地处秦晋要塞，故称禹门口。此地历史悠久，曾是唐代名将薛仁贵和唐代大诗人王勃故里。
日寇侵华时期，国难当头，举国上下无不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河津基督教会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及时调整了福传工作重心，除了举行日常灵修、敬拜活动，也积极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信徒爱国热情得以激发。当时主持教会工作的李志新、王尚志、梁殿辰、田承恩等，每次讲道时，都要提到全民抗战，同时专设奉献箱，为抗战救亡募捐。阎村的薛西恩执事，里望的李文章，郭庄的王化兴，吴村的胡永福，闫家洞的原志贤，垣上村的谭清章、谭清海，史惠庄的谭广悯等人，捐出棉衣、被褥、鞋袜、草药等，连同奉献箱里的专项款项全部上交给牺盟会河津分会。
而创办于1896年的教会学校的教师也根据形势，将抗日宣传内容列入了教学内容，宣传形式主要有写标语、出墙报、唱救亡图存歌，歌曲曲目主要是《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誓死不做亡国奴》等，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保家卫国，誓死不做亡国奴”“救亡图存，匹夫有责”等理念深入人内心。教会学校办学方向、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走出了一条爱国荣神的光明之路。据《河津统战志》记载：“抗战期间，牺盟会特派员尹波，郑维新曾到教会学校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师生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教员韩爱民曾保护过牺盟会文件。”
1938年日寇侵占河津，学校迁址垣上村，校长是覃清海，教师是姚宽忍、薛之兰、谭富菊等。1941年，姚宽忍因宣传抗日救国被日寇逮捕，羁押于县监狱。即使身陷囹圄，他仍痛骂日寇的强盗行径，表现出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李志新长老千方百计解救无效，得知其即将被判死刑，李长老挺身而出以命担保，证明姚宽忍无罪。日军司令小林得知李长老代人赴刑之举，贼人之心也受感化，未向姚宽忍执行死刑。后来李长老在狱中病重，全体信徒昼夜祷告，上帝动了善工，迫使日军准许保外就医，在家养病半年才得康复。不久日军司令小林调走，此事情被奇妙平息。
韩爱民执事在抗战期间曾任教会学校生活管理员，外表是跑腿打杂的，实际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作为一名基督徒，他满怀基督徒应有的爱国情怀，风雨无阻昼伏夜出，为抗日救亡不倦奔走，传递情报文件。他对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恨之入骨，对同胞遭受的水深火热般的痛苦深表同情。每谈及此事，他都身抖声颤，泪如雨下，滔滔不绝。1937年7月他加入牺盟会。日军入侵后，他随牺盟会领导辗转于河津北坡以上村庄，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曾护送身负重伤的刘山澍去乡宁牺盟会中心医院治疗，也为牺盟会护送过文件。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他一直不敢回家，哪怕父亲去世也是如此。直到发丧的当天上午，他才冒险回家，向父亲行了诀别大礼，还给弟弟留下了一些银两，随后便匆忙离开。自古以来，忠孝确实难以两全。
1954年韩爱民和李志新、李天顺当选为河津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一届代表大会负责人。韩爱民有一个常讲的信条：“信神的不知道爱还信啥味！”就连不信的人也常说，这是韩先生的口头禅。
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河津教会先后有谭晋科、谭晋栋、谭小娃的八名进步青年参加了八路军和抗战决死纵队，形成了“为国献身，参军光荣”的可喜局面。郭庄村信徒谭小娃参加八路军，加入共产党，任营教导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被评定为烈士；赵炳桐的五孙女赵祥竹，嫁给北方平蔡家一信主家庭，丈夫蔡晋栋在太原上学时加入左翼组织，后赴延安参加了八路军。
位卑未敢忘忧国，河津老一辈基督徒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
（作者为山西一教会牧者。本文参阅资料《河津基督教志》，深表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