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位“奥运教练”张伯苓

“练习跳高没有竿、架，他就用椅子架一毛帚，竿子升高，就垫书本。起初学生们脑后的辫子常常把竿碰掉，不免引起一阵哄笑，后来他们索性盘起辫子、脱下长衫，跳起来轻松了许多。没有木马，他就让学生曲身，两手撑膝，排成一列，然后腾跃，代为木马练习。”

这俨然是一番缺少运动器材，却刻苦训练的场景。这是苏州大学体育学院教授罗时铭描绘“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训练学生们“操身”时的景象。这是20世纪初“体育校长”张伯苓将体育训练引入中国塾馆的难得的镜头。

之后的百余年，中国奥运事业增增日上，终于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达到高潮。梳理在中国体育事业初期历史，在为中国奥运事业不断努力的过程中，基督教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在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基督教群体中，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被称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中国奥运路回顾：

光绪二十年（1894）年初，清政府与日本之间正酝酿着着一起战争。风雨飘摇之际，清政府收到一封从遥远的巴黎寄来的邀请。“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等人致函包括清政府在内的各国体育组织和团体，希望共同探讨复兴奥运会的具体步骤和十个问题。

清政府尚且不知奥运会为何物，也无暇理会这封邀请函。但彼时的张伯苓，正在汲取确定他人生轨迹的内容：基督教信仰、西式教育、体育训练。

之后的15年间，张伯苓大力兴办教育、推广体育，并于1908年观摩了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奥运会。回国后便开始在中国大力宣传奥运，并提出了著名的“奥运三问”——“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

张伯苓等人明确提出参加奥运会之后，1931年，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国一个名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组织为中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标志着中国从此成为国际奥委会大家庭的一员。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在中国北京举行。

梳理中国与奥运的历史，不难发现以张伯苓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基督教界，在中国体育事业中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一、 求学时期与基督教的密切接触

1894年前后，天津。受教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正在与基督教进行密切接触。

清政府在天津开设的北洋水师学堂、天津西医学堂、北洋大学等院校中有不少青年基督徒。当时这些学校全部接受现代西式教育，接受外教任职。在北洋水师学堂，张伯苓接触到的不少老师即是基督徒又是运动员。如1898年被派到天津任青年会总干事尤格林（Robert Gailey）是普林斯顿毕业生，全美橄榄球队的中锋；1902年来华在天津每周主领查经班的饶伯森（Clarence Hovey Robertson）教授，是普林斯顿大学跳高能手。

幼年的张伯苓体弱多病，是体育锻炼让他变得强壮起来。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北洋水师学堂之后，他较早地接触了西方近代教育，跳远、跳高、爬桅无所不能。

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海军的惨败，也成为张伯苓人生轨迹发生改变的重要因素。张从北洋水师毕业之后曾任职海务，但很快便于1898年脱离海军，回天津从事教育，执教于家馆。这家馆成为南开大学的前身。他的一位学生刘珍回忆道：“如果他不在甲午战后脱下海军中尉制服，他也许老早就做了我国的海军领袖。但是甲午海战一结束，他就在‘干海军救不了国，要救国必须从教育下手’的意识下依然脱下海军中尉制服，回到天津去和严范孙先生办南开塾。”

二、立定兴办教育、推广体育

张伯苓由海务向教育的转变，与他在北洋水师接触到的西式教育、体育教导及训练有密切关系。在执教之中，他教授英语、数理的同时，还增设了“操身”课程，于是才有了开篇“体育校长”训练学生“操身”的难得一幕。

1900年，张伯苓在《万国公报》上看到了第二届奥运会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报道，深被这一世界性的体育盛会吸引。兴办教育、推广体育的想法在他头脑中更加强烈。之后十余年，他几次到日本、美国考察教育。家馆改为私立中学，定名为敬业学堂。1907年，第一私立中学建成新南开中学堂。

这一年的10月24日，在天津青年会礼堂举行的第五届校际运动会闭幕式上，张伯苓发表了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演讲，介绍了古代奥运会的历史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的过程，并提出了中国派选手参加奥运会的希望。

三、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精神来源

1908年8月，受青年会资助，张伯苓作为直隶省代表受派赴美参加世界第四次渔业大会，会后顺路到欧洲考察教育，正逢英国伦敦正举行第四节奥运会。巧合的是，是届奥运会上的一场赛事，对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有重要影响。

这一天，来自16个国家的56名马拉松赛选手们聚集在伦敦温莎宫的草坪前，等待起跑。42.195公里之外的白城运动场是终点。意大利糖果商多兰多•皮特里从比赛一开始就跑在前面，他第一个进入了运动场，但此时他已精力竭，神志不清，先是跑错了方向，后因疲劳过度，几次摔倒在地，但每次他都挣扎爬起，然后又向前跑去。离终点最后15米处，他又一次倒下了，并没能再爬起来。两位好心的医生搀扶着他走到了终点。

因借助了他人的力量，他被剥夺了获金牌的资格。英国王后亚历山德拉为了安慰失望的皮特里，捐了一个奖杯，并在闭幕式上亲手将其赠与皮特里，以示同情和鼓励。

7月9日，是未安排比赛的星期天，大家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都到伦敦最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参加礼拜。宾夕法尼亚大主教有感于皮特里的事迹，在讲道时使用了一句：“在奥运会上，参加比取胜更重要。”

这使在座的顾拜旦非常感动，他因此把这句话改编为：“在奥运会上最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正如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成功而是斗争，不是征服而是努力奋斗。”

自1908年起，这句名言成为奥林匹克的信念，出现在历届奥运会及有关奥林匹克活动的场合与刊物上，流传至今。

四、与顾拜旦一脉相承的奥林匹克精神

观摩奥运盛况回国之后，张伯苓以南开为基地，在中国大力宣传奥运，为中国早日加入奥运大家庭四处奔走。

这期间，他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饶伯森（Clarence Hover Robertson）等人一起提出了著名的“奥运三问”——“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

张伯苓成为历史上明确提出参加奥运会并提出具体措施的第一个中国人。

同一年，他在天津卫理公会西沽堂正式接受洗礼，此举一时轰动津门。

在奥林匹克精神上，张伯苓提供的既不是书本知识，也不是成套的理论，而是他亲身的行动。他的一些观点也掷地有声。“提倡运动目的，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运动员的品格,较比运动的胜利更为要紧；正当的失败比不正当的胜利更有价值。”……这些观点与顾拜旦的体育思想一脉相承。

五、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中国奥运会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可谓千丝万缕。在张伯苓为中国能加入奥运而奔走之时，基督教青年会涌现出不少支持力量。包括另一位出身于基督徒世家的王正廷。

在各界帮助下，1922年4月，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北京成立。张伯苓当选为会长。1924年，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与中华体育协进会筹备处合并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张伯苓任名誉会长，王正廷任名誉主席董事。

1931年，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国一个名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组织为中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标志着中国从此成为国际奥委会大家庭的一员。

参考资料：
《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 孙海麟，人民出版社
《1908：竞赛情况》 中国奥委会官方网站
《张伯苓在青年会认识耶稣》 基督教周报（香港）
《张伯苓》 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