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艾明：浙江拆违的量与度——十字架与国家理性
编者按：2014年上半年，浙江温州永嘉三江教堂被强拆事件引起基督教界及社会广泛关注。如今当地一些教堂面所要面对的拆违依旧引起关注，此事件引起社会各界的不同看法。本文是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王艾明牧师最近一篇对此事件思考的文章。
浙江全省范围的“三改一拆”专项治理行动，集该省党政系统的全部力量，堪称执政意志的集中实施。从政治学的视野来看，任何一项来自执政者的意志决定，必定要触及现存获利阶层的既得利益，同时，也会满足期望中的特定阶层的预定愿望和期盼。从长治久安这一普遍性的国家利益原则来看，只要追求最大限度的平衡，避免顾此失彼的极端化结局，就必须以事先合理缜密的论证作为执政者科学决策的必要性程序。目前，我国的国情、民族传统和民族心理习惯，尚未适应和接受对任何一项来自决策者个人化感觉做纠错式论证的科学决策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如何去正面解释并执行，往往成为目前各地激发起社会隐患的真正因素。就宗教事务而言，这样的隐患往往极易变成极端情绪和行为的病灶。若最高执政者之善良愿望和仁厚夙愿经过僵化了的幕僚阶层依照惯性去实施，往往最终总是事与愿违地落空，或者无疾而终地夭折，结果整个国家的公信力将一损再损，国民对自己政府的信赖度与忠诚度将完全被蛀化。
因此，理性地冷处理浙江全省运动式“拆违”首先需要把握几个基本问题：
1.执政者“拆违”的意愿是怎样？
显而易见，浙江省党政部门部署的全省“三改一拆”的意愿是正当的。凡是去过浙江这一中国最富饶的沿海省份的人，都会在赞叹浙江经济富庶、民众勤劳、文化传统深厚及国际化程度高的同时，不禁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规划混乱而倍感遗憾和困惑！一方面，中国古老文明传统中的许多永恒的记忆，处处与浙江的地名、山名、水名连在一起，时时与浙江历史上的圣贤、俊杰、高僧、隐士交互成辉；另一方面，从邻里的上海、苏州、宜兴这些分别以国际大都市、太湖美景和竹林紫砂名闻遐迩的江南名府进入浙江之后，令人震惊的是一片片暴发户式的别墅建筑群，拥挤不堪地出现在垃圾群中。仔细观察，成片成片的水泥钢筋建筑群，之所以缺乏基本的美感，主要还是建筑风格和样式完全缺乏历史、文化和艺术之最基本的元素。越是往南，浙江越是富裕，而生态环境越是变得格外的脆弱。河流被污水和垃圾染黑，村落被化工电器作坊所侵占，道路和交通凌乱不堪，尽管在全中国乡镇级私人财富榜上，这里的一个镇都有可能超过中西部省份的一个县、一个市，甚至一个省公共税收！
整顿违章建筑、疏浚堵塞的河道、恢复生态平衡，这应该是浙江省党政部门的最初意愿吧。那么，从有效施政层面来看，运动式专项整治已经被过去60多年的历史证明是政绩工程式思路，最终的结局往往是短期的，甚至收效变异。
论证一，巨量的违章建筑，表面所涉及的基本上是勤劳忍耐的浙江各地农民，在过去国家由单一的计划经济向多样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他们突破了既有的全权性行政规划和审批的羁绊，从遍布全中国各地的路边无证无照摆地摊卖鞋垫、针线、电池，到以民间资本集团式进军所有大中型城市的房地产，进而在工业、商业、国际贸易等所有涉及国家财政税收的支柱领域，处处领先，成功地促进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若浙江的民营企业主，从摆地摊时期就需要获得街道办事处层层审批，今天浙商、温商等基本上面临的是胎死腹中之共同宿命！因此，如何处理遍布浙江各地的违章建筑，运动式拆违绝对会造成对浙江民营经济的致命伤害，最终将使得浙江籍企业主失去对家乡的情感连接而漂移他国。
论证二，企业家可以转移工厂、资产和总部，而浙江的民众却无法离开本乡本土。拆违中波及到的最大的现存权利阶层的，便是基督徒群体。大量的教堂以鲜红的十字架矗立闪烁而成为浙江的精神、信仰和宗教的独特象征。尤其是被全世界基督教会称赞的“东方耶路撒冷”的温州地区，基督教堂和十字架已经出现在所有的乡镇，尽管比起传统的宗教，如佛教和道教，基督徒还未成为温州地区的绝大多数人口构成，但是，从社会的主体价值和财富构成来看，基督徒早就成为温州地区最勤劳、最善良、最诚信、最具公益性的信仰群体。可以说，温州人商业进军到哪里，温州教会就会建到哪里。温州财富创造的奇迹背后，基督教信仰和教会的因素，已经成为其中最独特的动力。这里无意去从基督教信仰的神学、法学、伦理学等层面去论证，也不求助于韦伯等世界级大思想家和学者的公认原则，只消指出，运动式拆违遇到最大阻力的不是个体的钉子户，而是具有相当大精神和价值追求的民众群体，这一群体是以世界型的大宗教为其神圣精神支柱。
于是，这里的解释学意义上的冲突就随之出现、集聚和扩散。浙江省委和省政府，以执政当局的全权推行的运动式拆违专项中，基督徒群体已经享有多年的教堂和信仰理解中的最神圣的象征物十字架，因着被强拆，一下子造成了两种举世震惊的认知感受：一种是无神论执政党最高国策中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是否实际上和本质上不再由浙江省内的民众所享有，执政党结束山河破裂内忧外患的三大制胜法宝，即，党的领导、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是否不再有效地实施？多年来，统一战线，可谓体现执政党尊重所有宗教信仰者的国家意志，使得宗教界享受着世俗政权的多种优惠政策和优待礼遇，按照中国传统中自董仲舒提议经汉武帝成为国家执政理念以来的两千多年的儒家法统来看，“统一战线政策”其实就是现代政治学原理中最具中国传统性的“宽容原则”。中国执政党精英集团，凡是以开明、睿智、仁德著称于世、名垂青史的大多是体现在对“统一战线”政策的理性诠释和实施。
“天下为公”，标识着五千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绵绵不绝。名称、名号和名义可能随着时代、情景、挑战而不停地变迁、转换或演化，而灵魂、精神和实在确实是一个伟大古老民族之本，从未出现变异。中国的百姓中最善良、最勤奋、最热爱自己本土的一群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基督徒，这恰恰说明了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国策开始逐步显现。因此，浙江的拆违工程中遍布全省城镇乡村的教堂建筑、十字架和教会，虽然其中不少在浙江经济急速转型发展的时期，未履行政府审批手续，未获得土地证、规划证、消防证、安检证、税收证等各种许可证，但是，执政党的“统一战线”法宝，却完全可以消解宗教团体和宗教信徒基本权利所触及的行政审批利益和特权。因为，这一法宝既为执政党在革命时期赢得了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同盟者，又为执政党在实现民族复兴承担国际道义的“中国梦”时期拓展世界空间、建立世界范围的国家信用获得了中国特色的灵活性。这一中国特色的“宽容原则”，受到真正尊重时，中国国家利益将受到尊重；被歪嘴的和尚念诵时，则扰民、损政、祸国！
论证三，从工具理性层面来看，违章建筑普遍存在，特别是受到国家法律、宗教政策、意识形态部门、执政党舆论系统、公检法三大强力部门等密切监管的宗教组织和宗教建筑，能够如此规模地出现在这个最具改革开放的开拓型的省份，这说明运动式的拆违之实施一定会遇到法律上的程序正义问题。就目前的公共舆论来看，大量的维权律师基本上就个人权利应该获得自己国家的法律保障而出现在各地。但是，就整个浙江省公权力正在进行的依法拆违中的权力与权力之合法性问题，还需具有国家责任担当的法学界专家和律师来涉及。执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依法管理宗教组织团体及宗教活动场所审批权限等等政府行政权力之间，唯一的平衡原则，应该是中国的国家利益！目前的困境在于，大量的教堂建筑和十字架成为被强拆的既定事实，已经提供了司法界的一个特殊案例，即是否应该去探究这等规模违章建成和正在被信教群众敬虔地使用的宗教场所之合理性，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就执政党“统一战线政策”领会和实施之开明性和开拓性， 基层党务和政务干部简单粗暴地落实省委省政府之运动型指令所造成的公共危机之持久性等等问题。
目前中国正在迈进法治国家的建设时期，依法拆违已经导致危害政府的公信力和中国之国家理性。这样的“法”，目前尚且是在浙江省范围，但，消极的影响已经在全世界范围伤及到中国的最高执政者之形象和名誉。因此，依法拆违之法必定缺乏法之公平和正义本质，最终将有损于法权在握中国浙江省基督徒公民。
2.被拆的众多教堂和十字架具有怎样的意义？
围绕着浙江温州地区永嘉县三江教堂被彻底拆毁所造成的公共舆论上的诸种争端，毋庸讳言，已经成为世界基督教范围的公共事件。现在所缺乏的是以国家执政精英能够明白的方式，阐明为什么十字架不是简单的建筑部件，一旦成为既定的教堂建筑部分，纳入最基层、最普通、最良善的信教群众的信仰崇拜生活之后，就成为其精神生命的特殊组成，甚至是最核心的部分。为什么强拆之下，绝大多数最基层的信教群众似乎只能逆来顺受、含泪祈祷、默默无言，却有可能激化其极端的信仰取向！？基督教的许多神圣名号在中国落后、偏僻的地方为什么屡屡为异端邪说和宗教极端主义小团伙所盗用，以欺骗善良的底层民众，是否是外在的公平正义系统完全无缘于国家法统之外的广大群众之权利保障？或者是执行国家意志的部分基层官员和宗教事务代理人（即以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来封立的所谓宗教代表人士）之个人意志曲解、滥用或异化的国家理性及其诸现实原则？
一如其它世界型宗教信仰体系一样，基督教的教堂及十字架为什么直接关系到敬虔的信教群众的精神和生命，用最易明白的语言来说，即，圣礼性存在。
新教教会传统的正统教义源自路德和加尔文的改教及其创制。路德确认，何为教会的可见特征？一曰，十字架福音的正确宣讲；二曰，基督亲设的两件圣事的有效实施。何处有这两样见证，何处就是圣灵临在的教会，基督的身体。用现代人的理性思维来诠释，十字架福音的宣讲是真理的持守，公平、正义、良善、守法、爱国、扶弱等理念和美德皆源自十字架上的启示，而圣礼则是可见的外在的秩序，即，按照神圣性的启示，将人的诸般德性和仁爱操守纳入一定的规范和秩序之中，从而防止异端邪说和违法乱纪的行为僭越基督教信仰的原则和法度。这样，圣礼性存在，表明一旦信教群众将十字架上的启示集中凝聚在一个外在的可现的存在物，十字架本身和教会的教堂建筑物上，国家的法律秩序、民族传统中的伦理规范等一切真善美圣的抽象理念、情感意向、意志决定，都将精神化为信仰持守和行为规则。这就是说，爱国、守法、孝敬、慈爱、奉献等等，普天之下的基督徒越是敬虔，越是通过其祈祷和礼拜等信仰行为，或曰生命见证，去实现和达成。
此外，从两千年基督教的发展史上的政教关系来看，有形的的教会正是符合国家理性的最有效的选择。教会的有形性决定了教会必须时时处处在其宗教教义、教理和教规上，处理好世俗秩序中的法度问题，同时，教会的信众之世俗权利保障又必须诉诸于其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加尔文对现代法治文明最大的贡献之一。无数新教的派系、传统和组织，无论如何地千差万别，之所以能够在健全而良善的法治政府治下和谐共处与竞争性共存，其秘密就在于，国家越是创设促进其最大程度地公开，公众权益和国家利益就越是减少受到误解、欺诈或疏离等秘密宗教类小团体有可能造成的损害。这就是说，路德和加尔文为正统的新教教会，从本质上是将基督教信仰的启示性和神秘性，通过外在的可现的秩序，与国家的法律、责任和公众利益联系在一起，共同维护政府的信誉和权威。他们的方式之所以有效，历史地看，绝非以非教会性的方式去选择所谓的宗教界代表人士，亦非以世俗的运动型政法手段去胁迫、裹挟和威逼等株连九族任意篡法等手段达到有罪推论式的速成政绩。
群众路线，是目前执政党励精图治的一大政策，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公共领域里肃整朝纲，为重建党心、政心、民心获得了历史性的机遇。宗教事务管理上的最大挑战之一，其实就是如何将走群众路线，推进到理解各大宗教信仰的神圣性何在阶段。基督教如此，其它宗教亦然。若国家执政精英无法明白这一点的重要性，宗教事务的管理依照目前既定范式，将永远无法根除源自宗教信仰系统的诸多问题，也无法断绝打着宗教信仰名号的各种违法集团之产生和存在的土壤。如何理性地分析既存宗教事务管理体制的历史、现状和必要的创新，必须尊重各种宗教信仰自身的规律，就基督教而言，圣礼性存在，涉及所有基督教信仰系统、传统、宗派等的最核心的部位。浙江运动式的拆违，就现实层面的行政法规而言，是合法的，而就国家理性范畴内，一旦成为全国各省默认和效法的典范之后，则终将会变异成违拆！即，违背国家意志和损害国家利益之根本法度之拆。
拆违正在演变成成违拆，将成为一个正在面临的法律案件。或迟或早地，中国有良知的法律专家会通过其敏锐的法律责任感和对国家秩序的忠诚，去思考其中的权力、权利和责任等诸般涉及国家信用和形象的大问题。
3.拆违触及的现存获利阶层是否在终极原则上有益于最高执政当局的国内和国际形象？同时，又满足期望中的特定阶层之期盼中的利益，而最终符合国家利益？
显而易见，浙江省正在进行的拆违运动触及最广的是温州、宁波地区的基督徒群众。这两个地区在中国所有的地域都有勤劳忍耐的商人群体，而绝大多数的浙商和浙江知识精英，如同其他省份地区的民众一样，以方言、习俗、伦理等传统和文化脉络，与家乡父老乡亲的福祉安乐联系在一起的。目前，在中国国境之外，最具影响的群体来自广东省和浙江省。前者的影响属于孙中山时代的港澳、南洋和北美的侨民群体；而后者则是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新移民群体。这两个特殊的侨民群体中，基督教信仰都是其中最具国际性的因素。温州社会整体的开放进取、创新活力和信仰包容，显示了中国政府过去三十年多年执政之宽容、灵活和睿智。因此，运动式强行压制基督教有形的见证，似乎会使得全浙江境内凡是高铁和高速公路沿线再也见不到鲜艳夺目的十字架与巍峨壮观的大教堂，但是，从比较宗教学和宗教社会学的层面来看，基督教史上一再出现的趋势有出现在中国各地的可能，并有可能正在温州地区孕育，从而使我们无论为国家利益着想，还是为社稷平安连接着父老乡亲的福祉来看，都不得不需要警醒和瞩目。
可能一：国务院正在全力推进简政放权，活跃民间自治守法结构，这样的大背景下，来自部门权力阶层的惯性式阻力势必要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固守僵化的特权格局。涉及到宗教事务的管理，简政放权国策，其实就是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尊重宗教信仰的规律，逐步减少行政干预和强行介入宗教组织和团体的人事、行政、财务等制度层面的事务，同时，最大限度地逐步创造法律结构，使得程序正义完全回归各大宗教组织的日常运作机制，最终使得宗教事务不再是国家利益的潜在受疑者或相异者。温州地区的强拆，在“走群众路线”这一举国路线下，显然是缺乏必要的调查研究和充足的理性论证，危及相当大范围的信教群众公共权利。此外，温州地区也是中国唯一的例外，即许多党政干部的亲属，父母妻子，都是善良敦厚的信徒。所有被强拆的教堂无一例外都是他们一元一元钱的自愿奉献，而这些钱也都是家庭成员勤俭持家的结余。被拆的教堂，从社会心理层面，都是当地和谐、守法和孝道所在。公益爱心等善举，亦是连接着这一座座神圣的独具道义和约束力的教堂。因此，可以说，强拆违建的教堂将会使得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公共形象受损，也会使得浙江省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权威受损，最后，浙江省基督教唯一的合法组织，两会，将成为无法代理党和政府团结广大基层信教群众的“断桥”。这就是说，运动式强拆，没有一方获益。
可能二：中国历史证明，儒家传统所奠定的中国法统有其合理的部分，但亦无法忽略其致命的痼疾，即，一项利国利民的决定经常在执行的过程中产生逆向效果。用西方哲学的术语，就是异化。浙江全省拆违的政府意愿应该是与依法管理和保障合法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相一致，与宗教迫害无关。但是，实际的效果，正在形成逆向趋势！其中最值得神学和法学之醒觉意识的是，一旦有形性无法存在，大量的基督教信众将转入无形的教会！无形的教会，在神学上属于信仰中的根本，原本是有形教会的本体存在。这是正确的定义，是加尔文所确立的准则。但是，加尔文及其学生所形成的传统也通过其改教实践和创制赢得了过去五个世纪西方各国政府相信，一旦政治学界定的宗教团体无法获得正当的法律保障，势必会以躲避、消遁和秘密结会的方式顽强地存在下去，而且一定是从信仰理解和实践上以现实的秩序为敌，并极易介入任何有可能燃起世俗混乱和血腥仇杀的纷争。因此，加尔文及其追随者，一直孜孜以求的就是在法律的秩序内获得政府和公众社会的信任与理解，从而将有形教会的建立，纳入圣礼性的责任和使命中。若温州地区大量的非三自系统的教会开始走地下会社的形式，久而久之，假以时日，任何与世隔绝和消极厌世的教义性曲解和引领，一旦与世俗权利受损和无望绝念相遇，一次偶然的触发，都有可能产生宗教极端情绪，最终出现基督教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悲剧！
这，绝非危言耸听！
可能三： 强拆可能带来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信教群众省吃俭用奉献所建的精神寄托物砰然摧毁之后，民心也就随之逝去绝望！这将极大地危害广大信教群众基本信仰权利，这一最善良和本份社会阶层一旦失去信仰保障，将追随其牧养阶层，即，有信教群众的牧师和传道人群体，踏上与执政党和政府渐行渐远的不归之路。纵然政府用尽办法，在政治上给予人民政协成员的尊荣，在经济上给予国家行政官员的待遇，在外交上，给予代表中国基督教的身份和资金，这些极少数脱离教会信仰传统，从不牧养信教群众的唯一合法教会组织的“代表人士”，终将有一天国家最高层会发现，他们无法团结和代表广大信教群众！真正能够真实地表达民心和民意的恰恰是站在法治的立场，衷心地维护国家宪法所保障的公民信仰权利的人，他们则在关键时刻，能够就政府行政官员缺乏理性的决策提出真诚的异议的人。因为只有这样，国家的最根本利益才能够获得真实的维护。若在政府官员强大的压力之下，牧师和教会负责人居然积极地参与和盲目的推动，则他们最终对国家和教会两个方面所造成的伤害和损耗之深和烈，真可谓责任或缺、名份亵渎和良知泯灭！这就是“走群众路线”之神学诠释。信教群众，是羔羊，需要好牧人去牧养，从使徒时代，一直到今天的温州，是真正的群众路线之奥秘所在。因此，强拆教堂和十字架，是宗教事务管理上忽视和背离党中央正在实施的“走群众路线”基本任务的轻率之举。从中华民族的美德来看，忠言逆耳利于行，是理性地妥善地解决大量违建的教堂建筑物的时候了！一味地强拆，拆毁的是信教群众的信仰根据，社会安宁的伦理结构，国家强盛和发展所依赖的民心民意！
注：福音时报首发，原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