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上海召开 探讨基督教在现代社会的作用
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和上海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圣经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上海社科院召开。来自新加坡、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以及国内的50多位学者、嘉宾参加了会议。研讨会共分为十场，国内外宗教研究的权威学者就宗教与社会、宗教与文化、基督教本土化、基督教与视觉艺术等主题进行发言和讨论，探讨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联合圣经公会副主任、普世圣公会环南大主教团荣誉会员周贤正荣休大主教以“全球现代化人文转型对现今社会的冲击及挑战”为题，从人文社会所共同推崇的“真善美”特质出发，尤其以“善”为本，探讨在现代社会中“公信、诚信”的重建。根据圣经所记载的历史，回顾古代希伯来—犹太文明几度面临文明断层危机的经历，重申“善”在文明中重建人伦关系及价值理念的主导作用。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副教务主任林德平以“希伯来智慧思想与轴心突破”为题，以《箴言》第8章为例，阐述了希伯来智慧思想所蕴含的普世视野。基督教的普世视野最终使之成为跨地域和跨民族的世界宗教，而智者的普世视野亦成为基督教智识传统的一部分。重拾正典中智者的普世视野，并将之与宣教运动的普世视野做出区分，对现代基督教是重要的。而对当代文明而言，经典中的普世视野不但是我们重要的精神资源，更是文明对话的动力。
燕京神学院教务长陈驯牧师以“管窥圣经之孝道精神”为题，从释经学的角度解读了五处容易引起孝道争议的经文，包括《马太福音》8章21节，10章21节、37节，《路加福音》2章48节至51节，《约翰福音》2章4节等。他提出基督教信仰对孝道的理解与儒学经典及其形成的公众孝道意识有所差异，但主旨是相近的。由于孝道精神形成的历史、文化以及人文背景不同，因此孝道的表现方法与表达方式存在差异，这显示了孝道作为普世价值的多元意义。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魏明德以“中国的‘形象’与绘画的‘无形’”为题，探讨了中国艺术作品中的自我形象和圣经关联，讨论圣经是否在上个世纪影响了中国艺术，提出圣经在欧洲艺术的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欧洲艺术是中国出现新形态艺术的摇篮。艺术作品“吸收”了圣经文本，将圣经的象征与影像变得普世化。未来中国艺术与文学的活力将对圣经资源做出新的诠释，透过艺术的创意开创出跨宗教新的艺术形态。
澳大利亚墨尔本瑞德里学院院长布赖恩•罗斯纳以“西方物质主义及贪婪：错误的宗教”为题，阐述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即物质主义，并根据圣经中有关金钱和财产的交易，对物质主义进行批判。他提出，圣经将贪婪谴责为“错误的宗教”，将贪婪喻为宗教的概念在圣经中有深厚的根基。如果物质主义的根本原因是误导的宗教冲动，那么最终的解决方案可能仍是信仰真理及信仰给予每个人所渴求的安全和满足的活着的神。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秘书长顾梦飞以“中国基督教与新文化运动的碰撞及其反思”为题，通过回顾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杂志对于基督教的评论，以及中国教会的反应，指出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教会，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应对基督教的历史作用和社会现实意义有客观的认识，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发挥基督教的积极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和谐文化做出贡献。
上海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杨卫华副教授以“自我与他者的双重建构：民国自由派基督徒的唯物主义想象与基督教的身份重构（1918-1937）”为题，探讨了民国基督徒对唯物主义的想象，提出正是唯物主义的兴起，其获得广泛认同而赢得了某种话语权威，基督徒才开始建构自身的物质形象，借此将封闭在纯精神世界而不顾现实的保守派基督徒从彼岸回归现实，投入救国和社会改造的时代任务中，唯物主义成为基督教重塑自我的一种外在推动力。当然它并没有丢掉其精神的一翼，它有比唯物主义更多的东西，即精神。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罗琤博士以“出使天国——以传教士李提摩太英译《西游记》为中心的近代基督教本色化传教策略研究”为题，通过分析李提摩太英译的《西游记》，展现了晚清以降基督教和佛教的相遇、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在李提摩太的传教策略上，他以佛教作为基督教在华本色化的基点，努力探求两教在教义、历史、仪轨等各方面的相似之处，虽然他完全站在基督教立场上，而且这种对话路径和宗教多元主义倡导的各宗教之间平等对话还有不小的差距，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背景下，他的传教策略在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依然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总干事（代）阚保平牧师以“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为题，探讨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基督教的作用，以及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伦理作用和服务功能。他指出，宗教不是文化，而是文化的一部分，宗教随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基督教要发挥文化作用必须进行文化更新，进行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和社会认同。基督教的伦理规范不能取代社会伦理规范，但基督教可以在中国社会中发挥伦理作用，在扎根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发挥伦理功能，成为社会公共伦理的组成部分，为社会的公共伦理发挥作用。在中国，基督教的主要社会功能是通过服务促进社会和谐，中国基督教需要建立服务社会的意识。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徐以骅教授以“‘信仰中国’：一个关于中国的新叙事”为题，指出目前中国仍面临着在宗教问题上的诸多挑战，以及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等，因此，作为一种超越阶级、种族、性别和文化差异的精神力量，宗教应在外交中发挥其重要性，提升中国在国际战略中的软实力。“信仰中国”这个概念阐释了在当代社会中宗教所能发挥的一系列积极作用，而社会各界学者也在这一理念下渐渐摒弃将宗教视为精神鸦片的传统观念，反而将其看作社会资本中的重要资源，并强调宗教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信仰中国”的概念不仅为研究未来中国基督教提供了新视野，也为中国当代社会中的宗教现状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并被视为中国政府制定战略政策的重要考虑因素。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向平教授以“中国宗教与文化发展新战略”为题，指出正处于变迁之中的中国社会，需要建构一种现代中国亟需的信仰、文化与社会秩序。宗教文化及其信仰是否能够给赋予急速变迁的社会经验以意义和象征，这成为了中国宗教文化、宗教信仰及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他提出了把宗教信仰转换为社会文化问题的文化战略意义，认为宗教的文化战略及其实践方式能帮助人们厘清中国人思想及其行为中的宗教信仰问题，进而构成新的概念与行动方式，使当代中国宗教文化建构成为一种“社会和谐形式”，一种“科学发展形式”。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黄海波博士以“先知与仆人：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公共表达”为题，分析了基督教的公共意义及其公共表达具有的特点和局限。他认为基督教的公共表达理论上有两个积极效果：一是就范围广泛的、人们共同关注的“公共议题“展开讨论，促进理解，达成共识；二是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新的路径。在公共领域就公共议题讨论的过程中，参与各方着眼于公共利益，相互理解和尊重，即使最终没有达成共识，也能保持和而不同的关系，这也意味着参与各方彼此的接纳，而这正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点所在。
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国际圣经宣传干事、国际圣经宣传主任罗莫西以“基督教信仰与文化变迁”为题，提出：第一，不管在任何文化环境下，圣经都在号召我们参与公共宣言、公共行动；第二，我们必须认识到多元主义并不是一个中立的意识形态，不应粗鲁地将宗教从公共领域中清除；第三，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里，我们必须认识尊重不同宗教信仰的独特性，而不是采取道德相对主义；第四，基督徒需要重新评估对后基督教使命的理解，对于21世纪的基督徒来说，就像1世纪的基督徒一样，应该用言语和积极的行动表明我们的信仰对全社会的贡献。
浙江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张新樟副教授以“诺斯替主义、混合主义和宗教共同体”为题，探讨宗教间关系范式的演进及其政治含义。提出要解决宗教问题以及由宗教引起的问题需要从两方面去努力：一是宗教自身的去恶扬善，消除自身僵硬、敏感、迷信等消极因素；而是运用宗教智慧治疗现实社会的各种不正常的心灵意念状态，在救治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作用和地位，两个方面相辅相成。
上海青浦区基督教两会主任、华东神学院教师耿卫忠牧师以“基督教与文化”为题，从早期基督教与希腊文化的关系透视当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他提出，从客观上讲，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已经实现了历史性和处境性的相遇，但是要寻求更广泛的融合与共荣，仍需要各自表现出极大的包容与互信、深入的理解与互动、辩证的思考与面对，以实现各自创造性的复兴与繁荣。
此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徐晓鸿牧师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认为讨论和研究基督教在当今中国的社会作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也为中国基督教今后的发展努力提供了参考。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驻会）单渭祥牧师参加了研讨会，并为“基督教与艺术”专题作了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