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再亮:马丁路德对康有为的影响
马丁路德对近代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的影响,源于康有为对路德的改革活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早实地考察过与路德有关的遗迹和文物,又留有文字记载的人。康有为曾经高度评价路德领导的改革,极其重视其榜样和遗产。
康有为在1898年写的《进呈突厥削弱记序》中,认为“意大利文学复兴后,新教出而旧教殆,于是培根、笛卡尔创新学,进物质,自是新艺新器大出矣”[1]充分肯定了新教改革的历史意义。
康有为在1904年写的《意大利游记》和1905年写的《法兰西游记》中,多次提到路德,赞扬了他领导的改革在推动欧洲社会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康有为在1906年游历德国时,曾写下歌颂路德的七绝二首,其一题为《游萨逊埃士拿垒阅路德译经室》:
兵垒翻经十月中
板扉木榻匿英雄
若无护法强侯在
早与呼斯滑洒风
其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路德的赞佩。为了缅怀和宣扬路德,康有为主编《不忍》杂志,1903年第三期,刊登有路德像及其遗宅的拓影。
1913年,康有为在《保存中国名迹古器说》一文中,对路德博物院保存路德住宅器物颇为赞赏。
1913年,康有为的门人徐勤从海外归来见他时,康有为赠送给徐勤四件珍宝,其中之一,为路德传教时用过的铃,希望徐勤像路德传教那样强而有力,“而声彰彻大行也”。[2]
在康有为的影响下,梁启超也在1902年发表的《新民说》一文中,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倡导中国人效法哥伦布、路德、华盛顿、克伦威尔的“进取冒险精神”,赞扬路德敢为天下先,“倡新说以号召天下……不屈不挠,卒能开信教自由之端绪,为人类进幸福则日耳曼之马丁·路德其人也”。[3]
[1] 《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98页。
[2] 《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795页。
[3] 《饮冰室全集》,第23页,《饮冰室全集》之六,第110-111页。
原文:马丁路德对康有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