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来到山西左权传教的美国天文学家传教士

2009年，左权县麻田八路军纪念馆曾举办过一个规模不大的老照片捐赠仪式。来自大洋彼岸的100多幅老照片，真切地记录了当年八路军在麻田一带的学习、劳动、生活场景。捐赠者Joe，是一位年过古稀的美国老人。

2010年9月中旬，为促成此事做过大量工作的北京律师王宁——一位左权人的后代，向记者讲述了这次捐赠背后一段真实而漫长的故事。 

（一）日寇残杀13名左权人

——“你从哪里来？”

——“我从这里来。”

——“你是哪里人？”

——“我是这里人。”

这是2006年，73岁的美国天文学家 Joe在他童年居住过的地方——山西省左权县，与当地人的一段真实对话。落叶归根，并非炎黄子孙独有的情怀。金发碧眼的Joe，在他的古稀之年，愈发怀念起童年记忆中那片古老亲切的土地。山西左权，曾经的辽县，让这位美国老人魂牵梦萦，每年一次万里寻根。

由于种种原因，上世纪初一段特殊的历史，如今即便在左权县当地，亦是知者甚少。

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亦作为一项特权列入条约。此后，西方来华传教人数剧增。义和团运动后，西方教会组织为了缓解中国民众思想对立和仇视排外情绪，传教方式有所改变，转向以兴办医院、学校和其他慈善活动等为主。

1908年，一群基督教传教士受教会委派，携带家眷从美国伊利诺斯州来到山西。这些人原系欧洲德国、瑞士移民后裔，富有山地生活经验，他们最终选择在太行山里的平定、辽县（今左权县）、沁县一带落脚，传播上帝福音。《左权县志》如实记载了这段历史：民国2年（1913年）美国基督教伊利诺斯州牧师费尔儒、王普霖等人来县传教。1915年，教会（友爱会）在辽县县城设立育贤两级小学。1920年大旱，美国红十字会捐资56万元（银洋），采用以工代贩方法，修筑平辽公路。1921年，教会在县城建立“友爱医院”，西医始入辽县。传教士还用支垫学费的办法，组织一批家庭贫困但想上学的青少年加入教会，边传播文化知识边布道……

二战爆发后，美日开战前夕，作为同盟国成员，辽县美国教会传教人员曾利用身份之便，帮助八路军运送、购买粮食、弹药，还曾向八路军捐赠过一些药物。辽县友爱会负责人王普霖因此受到邓小平接见。也正因如此，1940年8月，辽县县城的日本侵略军包围美国教会后，先后残忍地杀害了13位帮助教会工作的中国人，该事件后被称作“友爱会惨案”。同年12月，由于战乱使得传教活动无法继续进行，美国传教士及家属全部撤离辽县，在北京等地又居住一段时间后陆续返回美国。

近30年中，先后有四五十名美国人在辽县一带工作和生活过。他们中的一些人，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了自己在中国期间的生活和见闻，并保存下来传给后人。上世纪80年代，当这段往事在当地几乎已挥发成空白时，一位50多岁的美国人，在他的“寻根”之旅中，循着童年的记忆，回到了左权。

（二） 美国学者北京街头寻根

这位美国人名叫Joe。他的父亲，便是当年那位中国名字叫做“王普霖”的美国传教士。王普霖夫妇在中国先后生育两个男孩：Joe和他的弟弟Gene。那段经历，后来化作了Joe护照上的一行小字——出生地：中国。上世纪50年代，Joe毕业于美国一所大学的天文学系，后长期从事天文设计业的研究和教育工作，是这一领域的世界级专家。

 1985年，Joe前来中国，参加一个在京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会后，他独自前往北京崇文门附近，凭借童年的记忆，寻找40多年前自己曾经居住过的地方。Joe欣喜地发现，当年房屋还在，现在的主人，是一位姓张的青年男子。二人的交流十分艰难，张先生找来自己懂英语的弟弟。Joe像一位怀旧的老人，向张先生聊起自己在山西度过的童年，张先生听后，决定带他去见自己的父亲——一位早年曾在沁县家乡从事抗日活动的老人。

这次会面，成为Joe在中国“他乡遇故交”的开始——张老先生不仅认识当年的王普霖，而且对他的家庭记忆犹新。“你父亲是不是高个子？那时你们家有两个男孩子，还养着一条狗？”老人每提出一个问题，Joe便多一份惊喜。

次年，在张先生一家的帮助下，54岁的Joe回到了他阔别近半个世纪的故乡——山西左权。那时的山西尚未完全开放。旧地重游时Joe发现，“除了谷子变成了玉米”，这里没有太大变化。他甚至还能找到自己当年住过的家。临走时，他留下一本来自教会总部的英文小册子（后中文译本名为《十三位殉难者》），内有对当年“友爱会惨案”殉难者的记述和多幅他们与家人的照片，Joe希望，小册子能帮他寻找这些人的后代。

不久，小册子辗转到了在左权县某局工作的王保铭手中。他的父亲，正是当年“友爱会惨案”中被日本人杀害的13位中国人之一。父亲遇难时，王保铭尚未记事，于是他将小册子寄到了在北京工作的胞兄王保田家中。“友爱会惨案”发生那年，王保田12岁。4年后，他参加了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北京空军某部任职，1958年转业到了地方，退休前是北京一企业负责人。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新事物和新思想刚刚开始涌入，王保田的女儿，其时正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发奋学习，争取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叔父寄来的小册子，被她当做英文读物收起来。1988年，王保田的女儿如愿赴瑞典留学。临走前，她又将小册子装在了自己的行李中。

王保田女儿的英文老师简·拉逊，是一位远嫁瑞典的美国女士。一次师生闲聊中，王保田的女儿提起小册子中所讲美国人在自己家乡传教的故事。简·拉逊听后兴奋地表示，教会总部所在地，正是她的家乡。不久，热心的简又利用一次回美国的机会，找到了小册子的作者安娜的后人。

来自大洋彼岸的信息，让王家两代人惊喜万分。王保田的父亲从小失去父母，被定为扶贫对象后，进入美国教会在太谷开办的学校读书，高中毕业后任辽县教会学校的教员和教导主任，被日本人杀害时只有42岁。“他诚实可靠，是值得信赖的人。他有些敏感、会作曲，以至他早年为唱诗班创作的歌曲，至今仍在美国传唱……”祖辈曾经遥远陌生的面容，在美国教会资料的描绘中，渐渐清晰起来：一种血脉相承的亲切与温暖，穿越一个世纪，扑面而来。

（三） 传教士的后代故地重游

1988年10月，王保田一家与Joe在京城相聚。席间，Joe坚持用不太熟练的汉语与众人交流，他甚至十分自信地透露，这些年来，他在梦中是说中国话的。

1986年之后，Joe曾多次带家人到左权、沁县等处故地重游。王保田的侄女、现任左权县文化局副局长的王彬清楚地记得，那时，左权县还未开放，Joe等人到来，在小小的县城引起不小的轰动，因为接待外国人，她的父亲还曾多次前往县公安局说明情况。

在左权县城，Joe像离家多年的游子，流连于街边的小吃摊边，尽情品尝当地的拉面、油糕和饺子；在麻田、龙窑寺、东寨等地，Joe和他的家人手持老照片按图索骥，凭借儿时模糊的记忆，找寻他曾到过的地方，寻访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他对他在这里见到的所有人说，他是中国人……似乎这一切仍不足以表达他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此后他又提出，希望能在当地的中学义务教授英文，只要给他提供简单的食宿即可。遗憾的是，当地政府出于种种顾虑，没有同意，Joe的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1992年，王保田的女儿王欣定居美国。王保田赴美探亲时，特意拜访了几位当年教会工作人员的后人，并到安娜的墓地献花，感谢她为13位中国遇难者所做的一切。教会总部的历史文献研究人员也特意采访了王保田，请他帮助回忆当年的一些历史细节。王保田的美国之行，也让Joe的好友，另一位传教士的后代豪尔，萌生了到中国故地重游的想法。

豪尔的父辈与Joe的父辈是当年在辽县传教时的好友。返回美国后，两个家庭的友谊在下一代身上继续延伸。1997年10月，80岁的豪尔随Joe、Gene兄弟一起，回到中国。

豪尔1917年出生于美国，上世纪初，他随父母来到中国，曾在辽县生活多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上世纪40年代中期，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后，豪尔又以联合国救济署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到中国，在山西、河南一带从事在华救济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曾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回国后又被外交部门聘为中国顾问，并教授中文。

1938年，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和豪尔分别受美国总统和友爱会派遣，来到太行山区，左权将军曾先后接见过他们。从那时起到1940年，豪尔为美国友爱会和红十字会工作，以收购棉花制品和发放救济款等形式，救济当地穷困百姓，足迹踏遍辽县、武乡、和顺一带。他的事迹曾刊载于当年的《新华日报》和《团结报》上。一次，一群抗大学生在撤退中迷了路，走到距日军驻地仅几百米的地方时，遇上了豪尔，豪尔凭借自己对这一地区的熟悉，带领学生们顺利返回八路军营地。

王保田的长子王宁回忆，豪尔1997年的中国之行，是他与这位美国老人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会面。再来中国时，他已经化作了Joe手中的一小瓶骨灰——豪尔2000年病故于美国家中。2006年，Joe遵照好友遗愿，将他的部分骨灰带来中国，抛撒在左权、沁县，他曾经留下青春梦想与足迹的地方。

（四） 历史照片再现辽县风貌

豪尔生前有一个愿望，就是将他保存的辽县老照片和历史资料赠送给左权麻田八路军纪念馆。由于中美关系问题和其他因素，他的这个愿望，迟迟未能实现。豪尔病故后，他的家人将这些物品交给了Joe。他们相信，只有Joe才能体会它们的意义，Joe是最适合接管这些东西的人。事实的确如此，此后，Joe几乎每年都要自费前来中国，寻找童年的记忆和父辈的足迹，完成豪尔想做却没做的事情。其间，王保田的长子王宁，成为这位美国老人在中国交往最多、最信赖的人。

王宁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于北京，如今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律师。早些年，他对祖辈的家世所知甚少，故乡在他的眼中，曾经只是一个与父辈有关的陌生小城。如果不是后来与Joe等人的相逢，他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一个世纪前，他的贫苦的祖辈，竟曾与一群美国人朝夕相处过。在与Joe和豪尔等人的接触中，他一次次回望自己家族走过的路，一次次为之感到震撼。人到中年，他开始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做起与Joe同样的工作——在影像和文字中找寻自己家族和民族的昨天，完成一段历史的对接。

2001年，Joe、Jene兄弟带来几张老照片，其中有一张，是王保田祖母在内的王家两代人的合影。这也是王宁第一次亲眼看到自己祖辈的模样。对拍摄和提供了这些照片的美国老人，他和家人有着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这些老照片，也让他和家人对Joe等人的寻根之举，有了更深的理解。

古稀之年的Joe，十分怀念幼时熟悉的北京崇文门和潞河中学。为了圆他旧地重游的梦，王宁抽出时间，陪他去了这两个地方。王宁欣慰地看到，找到童年喝过牛奶、骑过自行车的地方时，Joe的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一份仿佛存在了几十年的信任，在他们之间默默流淌。

2007年8月中旬，Joe再一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他送给王宁300多张辽县老照片、两部老影片胶片和一些记录当年美国教会在中国活动的文字资料。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当年美国人为八路军拍摄的照片，以及当年《新华日报》华北版和《团结报》报道豪尔支持八路军、救济百姓事迹的报纸原件与照片。2008年，他又将最新找到的辽县、寿阳、昔阳等地1935年的珍贵电影资料片DVD送给了王宁。

 一段未拆毁时的老辽州城墙、一场军阀混战后的破壁残垣、一群双手笼在袖筒里的老少基督教徒、几位当地妇女和她们在阳光下有些刺眼的三寸金莲……一张张来自岁月深处的老照片，让每一位看到它们的人心绪难平。

 2007年秋天起，王宁陆续在他的博客里公布部分老照片，《辽县老照片——左权的老乡你们看一看60年前的老照片里可有你的亲人》。一些土生土长的左权人，头一次如此真切地看到近一个世纪前的家乡和家乡人。一位在京工作的左权人闻讯目睹后，在他的博客中写下这样一段话：那时候照相机少，在左权县，几乎已看不到古老的风貌。百年前的太行生活，我们忘记了，美国人记住了……建议所有左权人的博客都转载了去，静静回想我们那块土地上的从前。

（五） “荣誉公民”捐赠抗战资料

2007年的中国之行，Joe还向王宁展示了一批抗战资料，除豪尔珍藏数十年的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发行的纸币，日本侵略者发放的反动宣传画，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政府、土匪、日军司令部等发放的通行路条等之外，还有当年彭德怀元帅亲手赠给Joe之父王普霖的《八路军三年抗战》书稿等。

在一张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1940年6月26日留影的背面，题有这样一段文字：“现在的时代，一方面是最黑暗的，一方面又是最光明的。时代给予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光明的一面尽量地延长和扩大……书赠苏伦白同志以及美国千万的朋友们纪念。中国抗战三周年于山西敌后李公朴。”苏伦白，正是当年的豪尔。

豪尔的日记里，清楚地记载了这张照片的来历。1938年初春，豪尔到达解放区后，八路军总部派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英语专业的龚澎（当年朱老总的秘书、乔冠华夫人、外交部司长）和李棣华（辽县人，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外国语学校党委副书记）出面接待了他。会面中，龚李二人与豪尔就国内外形势进行了交流。正在解放区采访、教学的李公朴先生后来也参与其中，分别前，李公朴送给豪尔一张有他本人签名的照片。

在这篇日记中，豪尔对参与会面的三位中国人评价很高，并对中国的抗日前景表示乐观。多年后，李棣华在其回忆录中，亦提到此事。 Joe说：“我不知道这些资料是否重要，也不知道应该捐赠给什么人。”

2007年8月17日，经王宁出面联系，《北京青年报》记者对Joe进行了采访。面对记者，Joe指着自己带来的东西反复问：“这个文件重要吗？很重要吗？”之后，Joe细述了照片和资料的来历，以及记忆中的童年往事。讲到1949年离开中国前的悲伤时，他说：“可能是中国人所说的生死情吧，我们很重视自己的出生地。”

同年8月22日，《北京青年报》刊发了题为《古稀美国翁欲捐抗战资料》的报道。北京电视台也播放了新闻短片。此后，王宁和Joe接连迎来几拨客人。中央党史研究所图书馆、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先后来人，听Joe一一讲述老照片的来历后，众人一致认为，这是一批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文物，分别表达了各自的收藏意愿。李公朴先生的女儿一家也闻讯赶来，Joe尽自己所能，向他们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当年的山西。几天后，李公朴之女如愿获赠父亲的老照片。

2008年4月，75岁的Joe带着豪尔的女儿和外孙女来到中国，目的地是左权、沁县。借着这个机会，王宁特意组织了一次独具意义的聚会。参加聚会的除Joe和王宁外，还有乔冠华与龚澎之女乔松都、李棣华之女李瑞、李公朴之女张国男。光阴流逝，星移斗转，时隔70年，中美两代人的聚会令人感慨。

到左权教书的想法被婉拒后，Joe的捐赠热情曾一度冷却。2009年，经王宁与其堂妹王彬多方联系，一个迟来多年的捐赠仪式在左权县麻田八路军纪念馆举行。按照豪尔生前的愿望，Joe将100多张记录当年八路军在麻田劳动、学习、生活场景的老照片，捐给了纪念馆。为了表达感谢之情，麻田镇政府向Joe和已故的豪尔颁发了“荣誉公民”证书。那一天，站在豪尔长眠的麻田西山脚下，Joe笑得格外甜。

王宁说，豪尔和Joe，这两位美国老人给了他太多感动。豪尔的官职应该不低，Joe也是天文学领域的世界级专家，在他们的晚年，两位老人一个静静地长眠在他日夜思念的太行山脚下，没有鲜花，没有亲友的陪伴。一个主动要求到左权县教书，不要任何回报。比任何华丽的词汇来得更直接和震撼，他们非常自然地在做着。如此境界，令后来者仰望。

那段从美国教会资料中厘出的家族史料，同样令王宁感慨万分。他说，这是一个家庭的历史，也是一个民族历史的缩影。三代人生存境况的巨大改变，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崛起与强大，同时也表明，读书和行走，改变人生。回望那段沧桑岁月，祖辈经历过的善和遭遇过的恶，都应铭记不忘，还要用它告诉后人：要想国强，先要民强。

 眼下，王宁正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积极收集整理资料，筹备相关题材的纪录片、纪实书和旧影展。他说，做这些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祖辈，更是为了给历史一个交代。他愿意通过自己的付出，让一段模糊的历史清晰起来，让一段横跨太平洋、穿越两个世纪的传奇延续下去，让每一个听到这个故事的人感受到，无论世事如何更迭，有一种超越时间和国别的温暖情怀，始终存在。

更多消息请查看：太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