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设山西“八福客栈”的“小妇人”艾伟德
艾伟德( Weide Ai , Gladys Aylward，1902 ~ 1970)，英国传奇女宣教士、慈善家，以“小妇人”闻名世界。她在中国宣教十八年之久，在山西开设“八福客栈”；收养孤儿；抗战时带领百名孤儿“千里大迁移”。将其一生奉献给中国人民。
1902年2月24日，艾伟德生于英国伦敦以北的埃德蒙顿(Edmonton)，父亲是个邮差。因为家境贫寒，故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还很年轻时，就到富贵人家做女佣，以维持家庭生计。蒙恩信主后，她热心追求信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她在一本宣教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中国宣教的文章，从中得知在中国尚有几万万人民从未听到过耶稣基督。当时她感到非常惊讶，心里觉得应当为中国人做些什么。从那时起，她就萌生了去中国宣教的意念。大约在27岁时，艾伟德向“中国内地会”提出申请，希望成为一名内地会宣教士，到中国去宣教。但因她既未读过神学，也未上过大学，甚至连中学都未读过，而沒有被接受。“中国内地会”为英国着名宣教士戴德生所创，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宣教团体，对宣教士的要求很高。虽然艾伟德迫切表示：“……好几亿中国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认识爱我们的神。我知道神要我去中国，我不能不去啊！”但因她实在不具备宣教士的基本素质——不仅仅文化素质不够，身材也又瘦又小——最终还是被拒了。
但艾伟德毫不气馁，一边继续做女佣，一边攒钱，暗暗为自费去中国做准备。受其赤诚之心所打动，她被介绍去伦敦照顾一对返国养老的宣教士法兰西斯•何斯本（Francis Young Husband）夫妇。何斯本是个作家，写过不少介绍东方的书，在他家里亦有很多藏书。通过与这对夫妇的交谈和阅读，艾伟德学到许多国际知识，特别是关于中国的知识。
1930年初，在参加一次卫理宗教会的聚会中，艾伟德听说有一位在中国山西的老宣教士珍妮•劳森（Jeannie Lawson）已经73岁了，要退休，但因无人接替，一直退不下来，但一时又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艾伟德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立即写信给劳森女士说：“那人就是我”。几个月后，劳森回信欢迎她去，并且告诉她，只要到达中国天津，就会有人接她到山西阳城，即劳森宣教的地方。
艾伟德在等候回信期间，先去探询旅行去中国的走法。得知从欧洲去遥远的中国有两条路：一是直接坐船到天津，这样走快捷方便，但费用要高得多。另一条路是走陆路，比较经济，但会很艰苦，那就是坐火车东行，经过东欧，再穿越西伯利亚后，进入中国；再转中东铁路南下直到大连，最后由大连坐船到天津。为了省钱，艾伟德选择了第二条路。即便如此，她也几乎花掉了她所有的积蓄。
1930 年10月18日，艾伟德只身踏上了梦寐以求的宣教之路。她随身只带了两个箱子，一个箱子里放有一本圣经和她的衣物，另一个里面装些简单的食物，和一只烧水煮饭的酒精炉；口袋裡的全部盘缠仅有二英镑九便士。前来送行的只有她的父母和姐姐维奥丽（Violet）。她先乘船到荷兰海牙，从那裡登上开往俄国的三等火车。车上没有一个同伴，甚至没有一个懂英语的人可以交谈，她只有在祷告中把一切都交託给神。旅途充满了艰辛与曲折，在西伯利亚，她险些被苏军扣留，后来在素不相识的好心人的帮助下，才得以逃脱，到达苏俄的最东端海参崴；再经日本神户乘船，辗转到达中国天津。那时她已身无分文。
在天津宣教中心等待一些时日后，艾伟德随着一位路姓基督徒商人，坐火车再转汽车到达山西泽州的内地会宣教站。“剑桥七杰”之一司米德的夫人（Mis. Stanley Smith）接待了她，帮助她了解山西的情况，并为她换上了中式旗袍。休息几天之后，艾伟德坐上骡车，再改乘轿子，经过两天的行程，终于到达了阳城。
阳城是一座山中小城，教堂位于城东门外大道上，运货的骡队来来往往，非常热闹。教堂是租来的民居，据当地人说“闹过鬼”，所以租金相当便宜，一年只一英镑。73岁的珍妮•劳森是苏格兰人，已经在中国宣教50年，可说是从风华正茂到风烛残年。艾伟德先将髒乱的房屋、院子打扫干淨，然后协助珍妮，藉闲置的房屋院落开了一间客栈，接待来往的骡夫住宿，取名叫“八福客栈”。“八福”之名取自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中所论及的八种福气。这样，既可将此客栈作为向当地人传福音的据点，也可以接待八方来客，藉他们把福音传向四面八方；而且还可以为宣教筹措些经费。
八福客栈刚办起来时，生意惨淡，根本没人来住宿。因为当地人对“洋鬼子”很仇视，不愿与她们交往。艾伟德只好站在大门口，招徕过往的骡队，想方设法把他们拉进来。刚开始时收效甚微，还经常受到骡夫们的嘲笑，或污言秽语。但渐渐地，也有一些骡夫下车进来看的。当他们看到客栈整洁，饭菜可口，而且收费便宜时，也就动心了。偶而有人住宿后，她们更是竭诚招待，晚上还给旅客们讲圣经故事听。随着日久天长，客栈的人气愈来愈旺，生意也愈来愈好。不久，客栈就常常爆满了。起初，艾伟德以还不流利的中文讲圣经故事给骡夫们听，这些习惯了聚赌喧闹的骡夫们哪有心思听她，还常常取笑她。然而艾伟德不灰心，慢慢地骡夫们受到感召，一个又一个的信了主。最后骡夫们自己定了公约，客店旅客不准吸烟、饮酒、赌博与喧哗，以免影响艾姑娘说故事。当骡夫们听了福音后，生活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不再抽烟、喝酒、赌博；也不再讲髒话，或唱黄色小调，而改唱圣歌了，这事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当地村民们也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的听圣经故事，渐渐地，各乡镇都有人相信耶稣基督，进而形成教会。以开骡马店、讲故事、唱歌传道的方式宣教，正是艾伟德与众不同的地方。
艾伟德到阳城一年多后，珍妮•劳森不幸去世，“八福客栈”整个担子就落在了29岁的艾伟德身上。此时，泽州的司米德夫人看到她的需要，特地差派一位中国助手来协助她。艾伟德在阳城所做的一切大得人心，影响力渐增，以致有一天阳城的县长也光临八福客栈了。当时官府正在推行“天足运动”，明令妇女放脚，即把缠裹的小脚放开来。县长决定派人挨户检查，以改正多年之陋习。他觉得艾伟德是最合适的人选，并可以现身说法，示范天足的好处，故委派她担当此任，并应许发给她薪水，提供骡子作为交通工具，还派两个卫兵保护她。艾伟德经过考虑，觉得这是神赐给她的机会，就接受了，附带条件是不能限制她传讲福音。就这样，她以官使身份，周游各村镇间，进入家家户户，帮助妇女放脚，也借机把基督福音传给她们，使多人归主。
这样一来，艾伟德在阳城一带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以致于当阳城监狱发生骚乱时，连典狱官都来找她。有一天，阳城监狱的一个囚犯突然发狂，挥刀砍死了好几个同狱中人，狱卒们不敢上前，无人能够制服他。情急之下，典狱官派人找来艾伟德，看她能否藉着神的大能，化解危机。艾伟德壮着胆子，跨过地上的尸首，走近这个杀红了眼的凶徒，用温柔的话劝他放下屠刀，并保证不再加罪。那凶徒竟然垂下头来，将手中的刀交给艾伟德，让狱卒把他押走，一场骚乱就这样平息下来。典狱官非常感激她，此后允许她到狱中向囚犯传福音，并且听从她的建议改善监狱的环境。
艾伟德所做的这些事对当地人影响很大，都对她另眼相待，誉她为“福星”。连县长也宴请这位35岁的英国女士，并请她坐在首位。席间，县长颇为好奇地询问艾伟德，说以她的能力，即使要宣教，为何不选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要待在这穷乡僻壤，对骡夫和囚犯说故事。艾伟德沉静地回答说：“请从这窗口望出去，那许多身背重担，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苦力；再望过去那田野的农夫，茅屋内的女人；还有那些赤身露体、饥饿的孩子们。啊！这些穷苦、忧伤、饥饿的人们，绝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要每一个中国人都充满希望和快乐。”县长被她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以致于站起来当众郑重宣布：“儒家的教导存在我头脑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伟德的心里。从今以后，我要作个基督徒。”艾伟德马上恭喜他做出这关乎永生的决定。
有一天，艾伟德行走在大街上，忽然看见路旁有个妇人在卖一个骨瘦如柴，满身脓疮的小女孩。那妇女看见艾伟德，就请求她把孩子买下，否则这孩子必死无疑。艾伟德动了怜悯之心，搜遍全身，把仅有的九毛钱给了她。于是艾伟德把小女孩领回到八福客栈，并给她取名叫“九毛”（Nine Pence），学名叫“美恩”。在艾伟德的爱心照顾下，九毛恢复了健康，慢慢成为艾伟德的小助手。不久，九毛在门口看见一个可怜的8岁小男孩，艾伟德又收留了他，取名叫“少少”。此后她再收养了一个孤儿“宝宝”，和一个8岁的女孩“兰香”。
1936年，艾伟德归化为中国籍，正式取中文名为“艾伟德”，成为首位入籍中国的西方宣教士。从此后她不再是“洋鬼子”，她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中国人”。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不久，阳城也受到了日军的轰炸。有一次，一颗炸弹击中了八福客栈，艾伟德被压在瓦砾堆下，一时失去了知觉。等她被救出时，发现只受了点轻伤，其他人则安全无恙。为避开战火，艾伟德带着她的孤儿们，和几个基督徒一起，疏散到地处山区的北柴庄。在一个窑洞里，她用仅有的一些急救药品救助伤员。直到日军离去后，她和难民们才返回阳城。
1939年2月，艾伟德得悉日军暂时撤离泽州，回大城市过冬去了。于是她专程前往泽州去看望内地会的同工们。此时，司米德夫人已经离世，戴维斯夫妇（David & Jean Davis）负责宣教站工作。他们是英国人，宣称保持中立，方才得以平安。但有一天夜裡，几个酒醉的留守日本兵，突然闯入宣教站，狂喊乱叫耍酒疯。艾伟德前去与他们交涉，被一个士兵用枪托击中，当场昏倒在地。醒来的时候，有戴维斯夫妇在旁照顾她，才无大碍。不久，有两位年长的宣教士要回国，须由戴维斯送他们到烟台等船。临行前，他们嘱咐艾伟德代为看守宣教站，并向她申明差会的严守中立之政策。
暂住泽州期间，艾伟德接受了美国《时代》（Time）杂志记者的访问。《时代》创办人鲁斯（Henry Luce）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路思义的儿子，他出生在中国，非常支持和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采访中，艾伟德回答说：“我代表的宣教团体是中立的，但我恨恶日军的暴行，也不能缄默不言。当然，我是中国人，也会把所知道的日军行踪，报告中国方面。……我虽然鼻子很高，但心是中国人的，不能无视日军的暴行。”艾伟德的这番话通过《时代》杂志报道后，激怒了日本军方，遂下令清乡日军，并四处张贴告示“悬赏捉拿小妇人艾伟德”。
当时泽州的宣教士收留了200多名孤儿，这也是艾伟德主要的看守任务之一。1940年初，出于安全考虑，她派自己的助理晋本光，转移100多名孤儿到西安。现在，艾伟德知道自己和宣教站处于险境，经权衡利弊后，她决定带领剩下的100名孤儿逃往阳城。逃亡路上，遭到日军飞机的低空扫射，她只觉得肩头上好像被猛击一拳，就摔下马来，后来才发现是中了枪弹。到阳城后，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她和同工们商量后做出惊人的决定：由她亲自带领100个孩子，远走陝西扶风，因那里有他们的基地。因此才有了“千里大迁移”的壮举。
从阳城到西安大约有480公里的山路。临行前艾伟德去向县长告别。县长好心地提醒她，日军到处悬赏捉拿她，路上千万要小心。当艾伟德说到她要带100名孤儿一起去时，县长吓坏了，劝她千万别做傻事。但艾伟德坚持说，这100个孩子都是神赐给她的，一个也不能丢下。县长见无法阻止她，就关照说：“路上要有足够的口粮呵。我派几个人，扛上几袋小米，送你们一程；但只能到黄河为止，剩下的路就靠你独自支撑了，我只有为你祷告了”。
很快，这支特殊的队伍就踏上了征程。100个孩子中，最大的是16岁的女孩素兰，最小的只有4岁；其中还有艾伟德收养的四个孩子。队伍前后由成年人压阵，小孩子们互相搀扶着，最小的孩子，由几个成人用箩筐担着，而艾伟德则前后招呼着，还不停地抱着疲累的孩子赶路。为避开日军，她们不敢走大路，只能在当地人带领下在崇山峻岭间踽踽而行。小孩子们一路上吃喝拉撒穿用，都需要照顾，其艰难超过人的极限。
经过12天艰难跋涉后，他们到了黄河边上，但没有船无法渡过。他们在黄河边足足等了三天，粮食也快告罄。艾伟德焦急万分，只能不住地祷告。到第四天，终于盼到一只国军的船从对岸驶过来，靠着这只大木船，100多人分三批渡过了黄河，进入到国军的防区，总算脱离了险境。后来在军人们的帮助下，他们搭上了开往西安运货的火车，但中途因桥梁被炸毁，他们只好下车，余下的路要徒步走向西安。但这段路谈何容易！他们必须要徒步穿过以险峻着称的崤山。那段山径蜿蜒于高山绝谷之中。他们需要像古代士兵那样，攀山越岭往前行。他们以惊人的信心和勇气，攀行半个多月，面对重重山峦，体力已经到了极限。有一次他们瘫倒在地，再也走不动了。艾伟德心力交瘁，看着瘫软在地哭泣着的孩子们，她放声大哭起来，孩子们也跟着她哭，一时哭声震天。但哭过之后，还是要挣扎着往前走。当时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走出去，一个也不能掉队。终于有一天，有大片密集的房屋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经对照地图艾伟德确认说：到潼关了，我们有救了！潼关是陝西的东大门，距西安大约135公里之遥，到达这里，意味着他们已经穿过崤山之险。在潼关，他们再次扒上了运煤的火车，中间又转乘几辆汽车，经历千辛万苦，总算抵达西安。
在宋美龄创办的一所孤儿院里，艾伟德把孩子们集合起来点名，结果发现100个孩子一个都不少时，她突然就昏过去了。待她醒来时，发现已躺在西安浸会的医院里，医生告诉她：你脑部受伤，患有肺炎，还得了伤寒，肩上还有一颗子弹，又发着高烧，加上营养不良，你的病情很重。而艾伟德却喃喃地呼唤：“我的孩子们在哪里？……我有一百个孩子。”直到听说孩子们都好之后，才安下心来。在当时的条件下，她能够活下来堪称是一个神迹。她在医院里治疗了一年之后才出院，那时100个孩子都已经去了最终目的地——陝西扶风。
1942年初，艾伟德开始在郿县的难民营工作，那里距扶风和西安不远，她可以有机会经常去看望她的孩子们。不久，她又在西北各地从事宣教活动。1944年至1945年期间，她在甘肃兰州和四川成都服务穷人和麻疯病人，甚至传福音到喜马拉雅山麓。直到1948年，她的身体又累垮了，司陶卫医生（Dr. Olin Stockwell）劝她回英国休养并探望父母，然而离家已经17年的艾伟德此时竟一文不名，连路费都要靠医生为她筹措。1949年春，47岁的艾伟德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英国。虽然经过多年战乱，其父母和兄姐都还健在。在家中，她享受到久别重逢的天伦之乐，但她心里却时时牵挂着那多灾多难的中国，因为中国已经成了她的祖国。在此期间，她写下了自传《我的心在中国》；伦敦一位名叫莱德伍德（Hugh Redwood）的新闻记者采访她之后写了一篇专访；之后英国广播公司的作家艾伦•伯奇斯（Alan Burgess）又以她的事迹为底本，写作出版了传记小说《小妇人》（The Small Woman）,不但成为畅销书，而且英国BBC广播电台还将之改编成广播剧，连续播出。这些使艾伟德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1957年，更有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与艾伟德签约，根据她在阳城的传奇故事改编成电影《六福客栈》（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注意：这里将“八福”改成了“六福”），由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主演，更使艾伟德扬名全世界。她的事迹感动了欧美无数青年人献身宣教，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
但艾伟德并不喜欢这许多名誉，她只把自己看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宣教士。她更不喜欢那部把“八福客栈”改为“六福客栈”，并且把她的经历改成面目全非的、英雄加美人的爱情电影。艾伟德一生中既没有花前月下的爱情经历，也没有和任何男人接过吻。为此她感到既气愤又羞愧，从来不去看这部电影。
1957年，艾伟德决定重回中国，但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拒绝入境，只好进入香港，在那里从事难民救助工作。后因其中国护照在香港的居留签证期限已到，她又转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当她坐船离开香港时，遥望大陆，不禁泪流满面，久久难以抑制。
到台湾后，艾伟德延续其过去的慈幼工作。1959年，艾伟德与世界展望会合作，在台北木栅创办“艾伟德孤儿院”。同年，美国展望会邀请艾伟德到美国作旅行布道，美国听众这才惊奇地发现，她并不是电影中那位美丽的女星，而是一位矮小苍老的小妇人。不久，她又应邀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巡回布道与演讲。后来，她再次回英国时，英国BBC 再次为她制作出一个电视节目“This Is Your Life”。其后坎特伯雷大主教会见了她；伊丽莎白女王也邀请她到白金汉宫相叙。她自然不会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请求女王帮助在台湾的孤儿们。
1962年艾伟德另觅新址在北投创立了“艾伟德儿童之家”，同时她也积极参与欧美及台湾各地的奋兴布道工作。由于早年与宋美龄相识，艾伟德到台湾后，常常参加她所组织的妇女祈祷会，一同为中国祷告。她常以自己的经历鼓励青年人说：“不要耽心你所受的教育，上帝不要你呈验毕业文凭，只要你对蒙召的事，凡事忠心。”她如是说，也如是行。
1969年12月，台湾岛笼罩在寒流侵袭之下，气温湿冷，使艾伟德感染A2型流行性感冒，并引起肺炎併发症。1970年元旦傍晚六点，好友史可梅女士（Kathleen Langton-Smith）请基督教诊所滕华宁医生（Dr. Heikki Tenhunen, 1932-1994）来为她诊治，但终因病情严重，于1月3日夜间在家中辞世，享年68岁。
她去世的时候，要求把自己埋葬在中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安葬于台湾。当时许多人都愿意捐献土地给她做墓地，最后由艾伟德的生前好友，基督书院（Christ’s College）院长贾嘉美牧师（Rev. James R. Graham Ⅲ,1898-1982），提供该校校园内的一块土地，作为艾伟德的墓园。该墓园位于基督书院内的礼拜堂西边，环境幽静，面对淡水河出海口，朝向中国大陆。贾嘉美牧师说：“艾伟德生前常来基督书院讲道，基督书院捐赠这处园地，是表示对艾伟德的敬爱。”1970年1月24日下午二时，艾伟德追思礼拜在台北市立殡仪馆景行厅举办，蒋中正总统题颁挽联“弘道遗爱”（此四字亦复刻在墓碑上），蒋夫人亦赠一十字架花圈。参加追思礼拜的约有一千余人，将会场挤的水泄不通。下午三时半在书院礼堂举行安葬礼拜，由美国驻台海军军中牧师马立德（Rev. Lowell Malliett）作祝福祷告，随后盖棺安葬。遵艾伟德遗嘱，下葬时头部朝向中国大陆，以示她心对那片土地的眷恋。
原文：艾伟德
作者李亚丁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