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普世教会最严峻的问题之一：信仰传承

有位牧者非常痛心地分享到，她每年都会主持上百场的安息礼拜。可她发现，很多安息的老信徒的后代信主的非常少，不少家庭只有老人信主，当他们去世后，基督信仰就在这个家庭中断了。而从笔者观察看，这种情况甚为严重。即使是一些非常热心教会事工，在教会内担任长老、执事的后代，很多人的信仰热情也很低，甚至可能没有信仰。

其实从世界范围看，千禧一代的年轻人普遍缺乏对信仰的热情，不信耶稣的比列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且不说信仰萎靡的西欧各国，即使美国福音派将保守派的特朗普、彭斯送进白宫，也无法阻止年轻一代远离信仰的增长。而被很多中国信徒视为火热信仰的韩国，同样面临着下一代信仰滑坡的问题。可以说，信仰传承是当前普世教会最严峻的问题之一。

从大环境看，年轻人远离信仰，或者徒有其表的问题，主要还是丰厚物质生活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泛滥。西方在战后迎来了经济大发展的“黄金时代”，人们所创造和拥有的财富达到了历史空前水平。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也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解决了不少难题。在这种环境下，不少人沉溺于物质享受中，对于永恒的问题日益冷淡，这是造成当代西方国家信仰衰微的重要原因。

而在文化上，后现代主义盛行，这种叛逆性强烈的文化，对于传统信仰与道德进行了解构，代之以“娱乐至死”的文化价值。娱乐产业得到空前发展，流行乐、电影大片、各种竞技充斥大众媒体。很多人年轻人都把文体明星视为偶像，很少去过问耶稣的事。而开放的性观念，挑动了人的罪欲，对于信仰的冲击远远大于任何反宗教宣传，年轻人血气方刚，有更强烈的欲望，更容易接受违背信仰的性道德，远离福音。进入本世纪，随着网络的发达，娱乐信息以更快的方式传播，是造成千禧一代对信仰缺乏热情的重要因素。

中国教会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巨大发展，但当时国内除了少数地区，总体尚未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其实沿海发达地区，信仰传承的问题，在改革初期就出现了），加上社会转型带来的精神需求，这为基督徒的增长提供了有利环境。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西方国家的世俗文化开始大量涌入国内，网络的发达加剧了其蔓延趋势。当前国内“娱乐至死”的问题，已经受到不少有识之士的担忧。而中国年青一代对于性道德的观念，完全不同于上一辈，并不把同居、婚前性行为甚至滥交视为严重的道德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国内教会步西方教会后尘，下一代的信仰传承出了严重问题。

笔者这十年观察看，城市教会青年团契的信徒结构，大多是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这并不是原来的城市教会中本土年轻人稀少，而是很多成长在城市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不乏教会同工的后代），长大后普遍对信仰缺乏热情，他们有的虽然因着家庭原因而受洗，但基本不参加教会活动，有的连圣诞节信徒都不是，只是挂名的基督徒而已（他们除了工作，业余时间基本都在娱乐中）。甚至有的人连挂名的信徒都不是。当然外来人员更多只是来教堂寻找归属感，往往表现为在城市教会火热，回到老家冷淡的情况（可以参考去年《福音时报》）中《值得关注：城市教会中的两种假性复兴》一文）。

社会大环境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家庭在信仰传承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在当前很多基督徒家庭里，存在两种极端方式。一个是高举信仰自由理念，这些信徒不少是徒有其表的，对于下一代的信仰选择采取放任自由，不闻不问的态度，甚至也从未向孩子讲述基督的福音。如果自己都缺乏热情，还能要求他们传承信仰吗？另一种则是强迫式的，强制孩子去教堂或者履行各种信仰仪式。结果导致很多人产生逆反心理，成年后对信仰敬而远之。笔者就见过不少从基督徒家庭出来的人，对于信仰都有“苦大仇深”的童年记忆。我们是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而不是靠着强迫，这样只会适得其反，无法感受到基督的爱。除此之外，某些家长虽然在教会里侍奉，但其言行举止没有基督的样式，给后代留下了不良印象，使其远离了信仰。因此，在家庭营造合理的信仰氛围是非常关键的。

而对教会来说，当前不少教会都把焦点放在政教关系、不同宗教等等问题上，而忽略了世俗时代带来的巨大挑战。这种舍本逐末，避重就轻的态度，导致对于教会处境缺乏正确、客观的认识，在世俗化冲击下显得无能为力。其结果必然是，很多基督徒家长不懂得如何使信仰在家里传承，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信仰，最终导致在信仰传承上出现严重问题，影响了教会未来发展。因此，教会牧者同工务必格外关注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才能有针对性做出积极回应，让信仰更好地传承下去。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