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葛维汉外孙访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重温外祖父在成都华西坝的故事
葛维汉（Dr.David Crockett Graham）博士是美国浸礼会牧师，曾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曾在华西教授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和比较宗教学。3月21日，其外孙克里斯多夫（Christopher Hoogendyk）访问了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坐在怀德堂里听其他人讲述外祖父在成都华西坝的故事。
据红星新闻报道，克里斯多夫说，外祖父在自己十多岁的时候讲过在成都的故事，在大学教书和做学术研究，让他意外的是，外祖父在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很受尊敬。
葛维汉外孙将外祖父的日记刻录到了光盘之中，赠送给四川大学博物馆，他向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相关人士解释了每个光盘中的内容，还将葛维汉博士生前完成但未出版的书一并赠送给了博物馆。
原华西医科大学老师金开泰说：“葛维汉是中国人类学华西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积极推动华西边疆学会对外考察、总结，在华西边疆研究的杂志上先后发表了55篇论文，反映了西部地区的民族、人文的特点，他的研究对华西人类学派有着杰出的贡献。”
76岁的成都作家谭楷也将自己所著的《枫落华西坝》赠送给了来访的克里斯多夫，书中还原了华西坝的诸多往事，讲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过往。
据伍波和彭远波所写、发表在“永远的华西”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纪念葛维汉博士》介绍，葛维汉原名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年—1962年），美国阿肯色州人。他是开发中华文明之一、成都三星堆文明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为史密斯索尼博物馆收集了四十万件动植物标本，其中包括230个新"种“类，9个新“属”。其中29个新"种“以他的名字命名。
葛维汉于1884年3月出生，父亲是威廉·爱德华·戈兰姆，母亲是伊丽莎白·伯林塔·阿其利。他是家里九个孩子中幸存的两男两女之一。 葛维汉四岁时，妈妈不幸患结核病去世。十二岁的姐姐埃尔米娜便将他抚养成人，并支持他上大学。埃尔米娜与弟弟同年毕业于华盛顿州的惠特曼学院（Whitman College）。葛维汉在惠特曼学院毕业后进入纽约罗彻斯特神学院（Roche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在1911年完成神学士学习。大学期间，他很擅长体育，这为他后来的长途跋涉探险和野外实物采集提供了很棒的身体素质。1911年，他在纽约费尔波特（Fairport， New York）的第一浸信会教堂正式加入浸信会差会，被任命为牧师。
1920年他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获得文学硕士，1928年在爱德华·撒比尔（Edward Sapir）的指导下学习，以《四川省的宗教》（"Religion in Szechwan Province, China"）的论文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并由史密斯索尼学院发表。随后，他曾在哈佛大学学习过人类学和语言学，这为他后来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羌族、彝族、川苗和藏族文化、语言和宗教奠下了基础。
葛维汉在惠特曼学院上大学时就决定献身基督，成为传教士，而他的人生宗旨是“基督教以人为本”，即基督教人文主义，所以他的传教不仅仅是传播福音，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人。
1910年，他和阿丽西亚.莫雷结婚。次年九月，他们夫妇从旧金山乘坐“西伯利亚”号蒸汽轮船， 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到达上海。在上海和绍兴学习了一年的中文后，又到了今天的宜宾。
在宜宾的第一个任期里，葛维汉逐渐承担起传教工作，并继续学习汉语，完成了为期五年的传教士课程。课程包括《三字经》、《四书》、《孟子》、《圣谕广训》、《好逑传》以及孔子思想的五个智慧等。在宜宾期间，他多次到珙县，曾赠书籍、篮球、足球给王武寨学校；帮助学校修起运动场；帮助王武寨苗族学生到华西协合大学附中读书。他在珙县油榨坪小学任过教，住苗寨，与苗族人有很好的关系。他还把受赠的和买的苗族蜡染服装、牛皮鼓、芦笙等收藏在华西博物馆里。除了回国短期学习、答辩和探亲，他在宜宾呆了近二十年。其间他参与救治伤员、协调议和，因此被中国红十字会授与红十字勋章和云南省最高荣誉勋章。
葛维汉博士全家住在华西坝，直到1948年退休。他在华西教授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并管理博物馆。1945年，以葛维汉命名的华西协合大学科学图书馆成立。
他作为史密斯索尼学院的历史、自然标本收集员，接受学院以二十年为期的科研津贴，一边传教，一边开展学术活动。从1919年到1939年间，葛维汉博士有14次历时数月的和很多次短途的在四川、云南和西藏地区的旅行。
1948年，他从华西协合大学退休，回到美国，定居在科罗拉多州恩格伍德镇，利用自己37年来在中国搜集的丰富材料和研究，安心写作。由史密斯索尼学院于1958年出版的《羌族的习俗和宗教》，是根据他多次访问羌寨的研究写成。
《中国西南的民间宗教》，由史密斯索尼学院于1961年他去世两个月后出版。从葛维汉抵达中国开始，他便很仔细地观察当地人的宗教信仰。他在宜宾、成都、乐山、雅安、夹江等地作过庙宇调查，研究过四川，西藏东部和云南的汉、苗、彝、羌和藏族的宗教。他与很多方丈、喇嘛、道士、活佛和平民交谈，用中英文阅读大量文献，写下了他的最后一本著作。
葛维汉博士说：“如果我见不到别的什么，光是看见眼前的景色，也值得我远远地走这么一趟。”在37年的时间里，他有机会与苗、羌朋友同吃住，被邀请参加典礼和宴会，体现了他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和对科学孜孜不倦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