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时期，随着基督新教进入中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汉译《圣经》事工，出现了众多的汉译本。不过在一片火热的译经背后，却存在着严重分歧，突出表现为如何翻译上主的圣名。因为译名之争不仅导致译经小组的分裂，更形成今日出版的《圣经》中，在内页中有“本圣经采用‘神’版，凡是称呼‘神’的地方，也可以称‘上帝’”之语。
19世纪四十年代末，麦都思、裨治文、卢维、文惠廉、施敦力、克陛存、理雅各等英美宣教士组成“委办译本委员会”从事汉译事工。然而在翻译过程中，他们对“GOD”的汉译名产生了争议。
以麦都思为代表的英国宣教士追随利玛窦的主张，将“GOD”译为“上帝”。认为在中国上古时期曾经存在过类似基督信仰“最高存在”的概念，只是后来受到儒家（理学）和佛教的改造才被歪曲，出现了无神论或多神论的信仰，而《尚书》、《诗经》中“上帝”一词正是这一概念的体现。麦都思在《论中国人之神学观》一书中指出“中国的最高神祇既没有形体也没有情感，‘上帝’一词在中文中仅指至高无上的权威，超越一切的力量、正义、荣耀、权威与主宰。”
此外，英国宣教士倾向于把圣灵翻译成“圣神”，而《闽南圣诗》的编辑者大多数是英国人，目前一些旧版的《闽南圣诗》仍可看到“圣神”这一词汇。
而以禆治文、文惠廉为代表的美国宣教士却有不同意见，他们觉得没有上主的特殊启示，人类无法真正认识祂，而没有《圣经》的中国人是不可能认识上主的，“上帝”的概念只是原始理性的产物或特殊启示通过跨文化交流间接影响的结果，因此，“上帝”并非对造物主的正确认识，而属于偶像崇拜。他们觉得“神”字在中国表示各种宗教的崇拜对象，而在《圣经》中GOD既表达上主，也表示假神，只是大、小写之别而已。“神”符合《圣经》原则，主张用“神”的译名。经过长时期的论战，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因而美国宣教士退出此项事工。麦都思和理雅各等英国宣教士继续汉译事工，于1852年出版新约全书，1854年出版旧约全书。
英美传教士因为上主的汉译名，争得不欢而散。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华人牧者、神学家对此也没闲着，他们通过对传统文化以及基督信仰的理解，对此作了不少思考。
香港首位中国牧师何福堂是隶属于英国伦敦会，加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理解，遂支持麦都思、理雅各等英国同工的观点。他认为，“盖上帝惟一，天地万物，皆其所造，宇宙万邦，尽属其家。” 中国在商周时期是崇拜独一的上帝的，其他的“上帝”则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是纯正宗教退化或被毁坏的结果。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上帝庙，并不能作为反对汉译“上帝”的证据，这些庙是玄天上帝，并非商周的“上帝”，这些上帝庙不可能是真上帝，因为惟有皇帝才能祭祀上帝，百姓是不敢为上帝造庙并祭拜祂的。虽然有皇天上帝和玄天上帝的造像，但从来没有见过商周上帝的造像，因为祂无形无像。因此，用“上帝”作为“GOD”的译名是没有问题的。何福堂用他学贯中西的学识对中华古代神人关系的思考可谓深刻，至今仍值得借鉴。
而浸信会首位华人牧师黄品三，却独辟蹊径，他既不认可“上帝”，也不认同“神”，提出了“造化主”的汉译名。他撰写《圣号论》、《作圣号论原意》、《首要称名论》等文章，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他觉得汉语中表示上主的词虽然很多，但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作为“GOD”的确切译名。无论“上帝”还是“神”都没有这方面的内涵。
“以独一之圣号而择中国适合其义者，实难。强称之曰‘神’、曰‘上帝’，不得已也。……故称为‘造化’、为‘造物’、为‘上帝’、为‘神’，以意逆耳，未得其原也。……愚意中国既称天为造化，不若加一字而称‘造化主’，此三字释道二教所未称，亦未闻有假造化主之说。”
黄品三提出“造化主”的汉译，不得不说颇有见地，将上主的伟大（造化）与神人关系（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不过这个译名并未得到流传，至今除了专业研究者，绝大多数的牧者、信徒都不清楚。
民国时期著名主内学者王治心，虽然没有提出上主的汉译名，但他认同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观点，认为“天”可以指“上主”。他认为，从宗教思想的角度来看，基督信仰与传统文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共同点：关于上帝的概念、爱的宣扬、道德主张的精神性。就上帝观而言，中国古代“天”的观念，无论是“上帝临汝”、“赫赫上帝”、“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还是“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实际都导向一个万物起源、宇宙主宰、全知全能全在的具体神明，也即我们信仰的上主。他进而认为，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矛盾的，两者是可以调和的，他列举了三个方面，即：生活上的调和、道德上的调和、精神上的调和。
今天的中国教会中，“上帝”、“神”、“上主”等等词汇都得到使用，极少人会觉得有何不妥。如果从现在的眼光看，当年传教士的争论，显得毫无必要。但是作为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碰撞产生的分歧，其对于“GOD”汉译的讨论，反映了“道在神州”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不少论述对于今日基督教中国化事工的思考颇有借鉴价值。如果读者想深入了解这段历史及其神学争论，以下两本书可作为延伸阅读。
《圣号论衡》：1877年7月21日，《公报》第448卷发表刊物编者的征文告示，希望读者就基督教之神的圣号在中文中应该翻译为“上帝”还是“神”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圣号翻译之争，中国基督教信徒和外国传教士纷纷撰写文章，各抒己见，整个讨论持续了一年之久，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万国公报》从1877年的第448卷开始到翌年的第495卷结束，共发表相关论争文章60余篇（包括《公报》编者的评论），这些文章是我们今天了解基督教中国传教士、《圣经》中文翻译史乃至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珍贵史料。本书即是这些文章的汇编。
《God的汉译史：争论接受与启示》：本书引入了互动交流类方法论范式，从翻译和接受两个层面系统论述了God的汉译这一重要的文化交流事件。在翻译层面，以明末清初至20世纪初传教士关予God译名的争论历史为背景，详细剖析了《教务杂志》1875年至1877年、1890年至20世纪初发表的译名讨论文章，提炼出传教士间的主要分歧：对“God”原文和译入语理解的分歧，对中国读者和传教士翻译传统理解的分歧；考察了传教士在争论中提出的不同解决方案。在接受层面，分别考察了明末清初、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中国士大夫、神学家、现代作家等群体对God及其译名的独特理解和接受。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反思了网扰译名问题的“可译性”、“诠释冲突”、“传播的两难”等问题，尝试从历时的、诸种张力不断变动的、传播者与接受者交流互动的角度为这些问题寻找出路。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