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提摩太和戴德生两种宣教路线的比较：神学动因（六）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福音与当代中国》杂志第四期文章《晚清大变革时代背景下的李提摩太及其传教路线：回顾与前瞻》，由于文章较长，小编想以多篇短文的形式来展现，此处为“对李提摩太和戴德生两种宣教路线的比较：神学动因”。

李提摩太和戴德生不同的宣教路线和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他们背后不同的神学观念。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背后的神学观所支配的。我们就他们的神学观念也做一对比。

1、戴德生宣教路线背后的神学取向

用今天神学界的术语来说，戴德生所持有的是非常保守的基要派信仰，有着强烈的末世论盼望观念，强调唯有基督才能拯救失丧的灵魂。在戴德生看来，人的最终命运要么是得永生要么永远的灭亡，没有第三条道路，因此他强烈地关注灵魂得救。有一次当他和一位同工一起修订宁波话圣经的时候，他们常常举目望着挂在墙上的中国大地图，想起未曾听过福音的千万灵魂。

戴德生这时心里焦急地想道：“今日又有三万三千个中国人在没有神、没有希望之中死去。”他的看见是：每天有3万3千中国人没有听过福音而灭亡，每月将近100万灵魂永远进入地狱。每次想到这个残酷的事情，他就心痛不已，满心焦急。因此，一定要布道，火速地抢救灵魂；与时间竞赛，赶快地抢救灵魂，并通过广传福音迎接基督再来。

1877在上海宣教士召开纪念更正教宣教士马礼逊入华70周年大会，大约一百四十多位来自十八个差会和三间圣经公会的男女牧师、教士和传道参加。大会上对宣教路线有争论，其中有两位讲员认为西方的世俗文学和科学知识比宗教更能有效地驱除迷信。但戴德生却极力声辩，宣教传道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宣扬神，指出人的罪恶和基督的救恩才是最为重要的。最后大会采纳戴德生的路线。

1882年1月，戴德生草拟了一份呼吁信，寄给英国各教会。这份呼吁信由七十七名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联名签署。上面写到：“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因不认识救恩而灭亡，每小时有超过一千多人进入死亡和黑暗……我们如果仍置之不理，岂不与流人血者同罪吗？”我们从中足以看到，戴德生对拯救失丧灵魂的负担是何等的迫切。

2、李提摩太宣教路线背后的神学动因

今天普遍的看法是，李提摩太的神学观点倾向于自由派神学的普救论。他并不强调基督教的独特性，并认为其它宗教也有好的一面，人性并不完全是恶的。其实这种观念在他年轻时代就已经萌发了。在李提摩太刚满18岁时，他当上了当地一所捐助学校的校长。李提摩太的传记作者说，他管理差生的方法反映了他性格上的倾向。这种倾向就是，他一直试图得出这样一个推论：“要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最好的一面”。这种倾向日后也深深影响到他在中国的经历。也许是这种神学观点使他渐渐对中国宗教文化产生了持一种开放乐观的看法。

第二，对“神的国”观点。李提摩太认为神的国不仅建立在人的心中，也建立在人间的机构——比如政府和福利机构等，神的国和社会密不可分。所以，李提摩太推动宣教一定要在地要办学、建医院、孤儿院等社会救济事业，并致力于社会改革，推动文明发展，提升中国这个古老而又落后的国家民众的智力和物质水平。他声称要在地上建立、拓展神的国，通过传播基督教文明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这里我们可以隐约看到，李提摩太身上很有“社会福音派”的影子。因此，当代就有学者指出，19世纪的李提摩太是20世纪“社会福音派”的代表和先驱者，“‘社会福音派’则以广学会的李提摩太为代表，主张社会服务、文字工作与传福音并重。后期‘社会福音派’的宣教士，甚至主张以社会服务来取代传福音。”

李提摩太这种比较独特又不入主流的神学观念，也引起了同时代戴德生的注意。戴德生指责李提摩太的做法“不合正统”。在戴德生的传记里是这样描述李提摩太的，说：“李提摩太一开始就强调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并尽力保护贫穷受欺压的人。他住在山东省的北部，看见山西发生大饥荒，心里难过不已。他希望中国因接触西方的优良文化和技术而有重大的改变，避免重历这样的自然灾害。

李提摩太认为神也会透过别的宗教，如儒教、佛教和道教等作工。他说，我们如果能够指出这些宗教和基督教相同之处，它们的信众就会很容易接受基督，整个中国社会因而完全改变过来，变成基督教国家。他又非常仰慕中国文化的精萃，于是花了许多时间研究中国经典和宗教作品。他又专去接近学识之土，后来更运用他的影响力，在山西建立了一所大学，教授西方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

但戴德生却认为“李提摩太‘把好的道理引到死胡同里’，因为李提摩太不讲道，只喜欢派发伦理道德的小册，内中也提到神，却不传扬基督，他还以为这种温和的态度可以为福音铺路呢！”一些住在山西的内地会宣教士受到李提摩太的观念影响，失去了传福音的热诚。“有一位内地会教士团完全失去信心而不得不被召回；另外一人则离开了内地会，到一个有固定薪金的团体中工作；有三、四位传教士受了李提摩太的影响而向内地会辞职，但后来又回转，并恢复当初的信心。”

因此，以后戴德生拒绝和李提摩太配搭服侍。李提摩太在他的自传里为这件事深感痛心情，他甚至不惜离开太原前去烟台要面见当时在此地的戴德生以进行沟通和澄清。

李提摩太和戴德生主要活动于19世纪下半叶，当时基要主义和自由主义神学理论的界限还未很清楚地显出。不过，从两位宣教士针锋相对的态势，也能隐约感受到日后的神学大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