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于基督的道成肉身，古公教会所关注的是基督的神人二性，今日的教会似乎对于本土化，本地化，处境化或中国化等题目更感兴趣，更愿意从后者来看道成肉身。我在想我们在思考基督教处境化这个题目的时候，是否应该借鉴一下古公教会有关基督神人二性论证的相关思想史。我的意思是，正如基督的神人二性需要融合于基督的位格，以致于二性之间不单不混不换不分不离，并且呈现出完美的属性交流。今日当我们思考基督教处境化的时候，是否也该留意如何让基督教的独特性与相关性达致某种程度的平衡？否则基督教的普世性与地方性之间的张力就会被破坏，从而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性后果。
一、基督教本色化的典范
从基督教入华的历史来看，景教无疑是基督教本色化的典范。景教采取了佛道化策略。于是有学者评论认为景教的消亡与其佛道化策略息息相关。也有学者认为佛道化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景教在进行佛道化的时候忽略了自身的建设，没有凸显自己的特色化，破坏了基督教相关性与独特性之间的张力，以致最终被佛道所同化。
景教为何会消亡？原因可能是错综复杂的。但笔者认为景教在处境化方面的不成熟是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景教的处境化太过粗糙，没有形成有深度的\系统性的教义及教会教制。笔者认为基督教的处境化一定是在特殊的处境脉络中进行的，而每个地方的处境不竟相同。新加坡有新加坡的处境，中国有中国的处境。我们不该为了本色化而本色化，或为了中国化而中国化。田立克说基督教神学若不能针对特定的处境而发声，神学就是废话！
二、中国教会的处境及处境化神学建构的需要
那么，今日的中国基督教在怎样的处境中呢？笔者认为这种处境包括了教内的处境与教外的处境。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基督教的主要处境无疑是基督教需要直面社会的变迁所带来的挑战。政教关系是近代中国基督教的主要处境，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就内部来说，今日的中国教会面临着老龄化，民工团体，教制的不完善，牧养模式的陈旧，灵恩运动的冲击等等问题。我们急需在上帝论，人论，基督论，教会论，圣灵论，天使论等层面去思考如何在中国处境与中国语境中表达基督教信仰。用丁主教的话来说，神学就是教会在思考。那么，我们的教会难道不应该在这些问题上积极思考，从而探索出一条承接历史教会遗传又切合中国处境的道路吗？
三、基督论层面的处境化建构
再回到基督论的层面。我发现基督论无疑是近代中国基督教界关注的热门议题。无论是赵紫宸，倪柝声还是贾玉铭，丁光训都将基督论放在了十分显眼的位置。而基督论的主要问题便是耶稣基督的独特性。耶稣的独特性究竟在哪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先存性吗？在赵紫宸看来，这样的观点是无助于发展人的道德人格。赵认为倘若基督的完全是生而完全，便于常人的经验迥异。常人也便无从仿效。故此，他提出了人而神的基督论，以切合中国文化的脉络。不过，这样一来，又使耶稣成为了与圣人同质异量的神人，耶稣的独特性仅仅在于他有着完美的人格。但是，如果耶稣的独特性只是表现在其人格上的独特，那么有什么东西可以保障耶稣在道德上的成就一定不会被其他人超越呢？换言之，我们可以说耶稣是前无古人，但凭什么说也是后无来者呢？故此，他后来不得不修改自己的论点。不得不承认耶稣的人格中存在着超乎人性的独特根源。
赵紫宸的问题是，他认为传统的神而人的基督论，使基督与常人格格不入，以致阻碍常人的人性之发展。但若从基督的人性入手，固然切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却无法捍卫基督的神性，或者说会使其神性消融于人性之中，被其人性所吸收。这个难题使他感到难以平衡。
贾玉铭的进路是神化观。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神格的人格化与人格的神格化。在我的理解中贾牧师的观点有点类似古公教会有关基督神人二性之属性交流。神格与人格互相转化，正如神性与人性相互交流。但严格来说，这样的表述与其说是理性的疏解还不如说是信心层面的认信。
四、耶儒融通的可能性
我认为赵紫宸的一生都在中国文化之天人合一的理想中展开他的神学思考，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神学较成熟时期），从未改变过。他即便赞同巴特的观点，也只是局部性地认同。赵的神学是耶儒融通的典范，而耶儒融通也许也是目前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论题。
关于这个论题，有两个点需要注意，即我们如何分别看待耶儒的本质。儒家是完全的人本主义吗？基督教是完全的神本主义吗？如果是这样，恐怕，耶儒之间很难有交集的地方。有关儒家是不是完全的人本主义，目前也有人认为儒家的超越性是一个可以商讨的点。至于基督教，我本人倾向赞同神本主义，但神本主义并不废除人的自由与责任。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