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基督与信仰科学势不两立吗？

引言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科学”二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中国人对西方科学的了解却与基督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按笔者有限的观察，笔者认为中国人对西方科学的了解，主要源于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所带来的相关著述及机械仪器。 

进入十九世纪后，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国人意识到了西方的科技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列，于是国人急忙开展了洋务运动，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五四运动时期，又引进了“科学主义”，且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 

这个时候，一批知识分子开办了文化社团“中国少年学会”，并发表月刊《少年中国》。此月刊以科学的精神为旗帜，将自然科学和实验科学的知识及西方近代科学的新成果引入国人视野，影响并推动了五四运动后的科学主义思潮。 

中国少年学会既然推崇科学主义，便也针对宗教问题开展相关的辩论会议。其辩论的焦点是宗教在新时代究竟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一部分会员认为在现阶段宗教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他们将宗教归为迷信，且将宗教与科学对立起来。 

但也有人认为宗教仍有其存在的必要，并不是所有的现象都能用科学加以解释。这场辩论虽然最终往非宗教人士一边倾倒，却也让普通人士意识到，宗教的现象并不是人们用三言两语就能解释得了的。 

一、科学不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哲学信仰

当我们问“信仰基督”与“信仰科学”势不两立吗？我们首先要澄清的是“信仰科学”与“倡导科学精神”是十分不同的。当我们说我们要倡导科学精神的时候，乃是说我们要让科学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凡事遵循科学的原理。但如果一个人说，他不信仰基督，乃信仰科学，那么这句话的意思乃是说，他相信“科学”已经上升到“真理”的地位，是判断一切价值的终极依据。到了这个时候，他所信仰的其实已经不是科学，而是“科学主义”。遗憾的是，“科学主义”并不是“科学”，而是一种哲学信仰，是应当被归入“信仰”的门类加以探讨的。 

那么，什么是科学呢？其实所谓的“科学”并不是命题性的真理，而是方法论，就是用一种可以被观测、被度量的方式来研究对象的方法论。“科学”的显著特质是“方法”“工具”“数据”等，而不是“真理”。科学所注重的是独立、客观、中立的精神，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以及用证据、用数据说话，而不是从有限的现象中推导出一套万能公式，使其变成笼罩万有的不变法则。这样做是有违于科学精神的。 

在西方的哲学家中，康德算是一个蛮有科学精神的学者，他虽然推翻了传统的有神论，却并没有创立无神论，因为他的科学理性告诉他，上帝是不可知的，既不能用经验理性证明其有，也不能证明其无。我们可以将康德的观点称为“不可知论”，但康德的观点也让我们看到，经验理性在认识超经验的事情上是无能为力的。于是，我们的结论是科学与基督并不矛盾，科学也不是达至宗教信仰的有效途径。 

二、基督教信仰以上帝的特殊启示为本，科学的合理运用有助于让人更加认识真理

康德已经证实了经验理性的局限。我们单凭经验理性并不能获得有关上帝的全部知识。我们若不顾上帝的特殊启示，单单用我们的头脑及十分有限的经验去思考有关上帝的事，并且企图用我们的理性去论证上帝的存在，那注定不会成功。 

人不可能自下而上认识超自然的上帝，除非上帝将他自己启示出来，否则人不可能认识他，更不可能凭科学去与他建立生命的关系。这样说来，科学在基督教信仰方面就没有任何正面的作用吗？那也不是。因为笔者说过“科学”是一种“可靠的方法论”，只是“科学”作为方法论也有其局限性，即科学认知的对象只能是上帝创造的这个可见的世界，而不包括灵界，更不包括上帝自己。 

我们知道了科学的界限后，便知道如果能正确运用相关的科学知识，也能使我们更加深入，更为清楚地认识圣经真理，比如认识圣经章节的相关背景。我们对这些背景的了解，除了可以在圣经中寻找线索外，更重要的是运用一定的科学方法，从相关的历史资料中搜寻蛛丝马迹。当然，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千万不能将透过科学方法得到的相关知识作无限的推论。比如，我们透过相关的历史资料得知《以赛亚书》含有较长的历史年代，但我们并不能据此便推断《以赛亚书》是由三位“以赛亚”完成的。 

既然“科学”只是认识真理的其中一种方法，那么“科学”就不能杜撰，而当尊重事实。如果我们将“科学方法”运用在解释圣经的事上，那么就当将“圣经”置于“科学”之上。因为“圣经”所提供的是“事实”，是有待科学加以解释的事实。我们只能在那些科学有所作为的地方，运用合理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圣经，但对于科学解释不通的，比如圣经中的神迹，那么我们只能说，科学无力解释这些现象，人们只能凭圣经的记述，用信心去接受。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