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近代基督教文化遗产的在地化与再活化
19世纪是基督教新教扩张、传教士海外活动最频繁的时期，福建是见证东西方宗教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前沿之地，近代福建基督教文化遗产大多形成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基督教传教人士与团体大批抵达中国，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次高峰期，从全球各地涌入中国的宣教团体、宣教人数和全世界关注的程度，都可以证明当时的中国确实是处在世界的核心之中。”1西方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混杂在一起，伴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全方位地向中国席卷而来。在这一层面上，基督教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上的意义才更加凸显。近代基督教文化资源产生的背景决定了它具有三个主要的特征，一是历史的真实性，二是信仰的宗教性，三是文化的互鉴性。在真实性上，天主教、基督教在闽倡办的医疗、教育、文化事业，留下了许多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宗教建筑，成为城市历史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厦门鼓浪屿、福州烟台山、鼓岭，以及闽南、闽东甚至闽北的诸多地方，都留下了许多近代基督教的文化遗迹；在宗教性上，它以信仰的外形包裹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表达，具有神圣性和象征性；在文化的互鉴上，近代教堂建筑大多位于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民居与近代洋楼相互辉映，既体现传统又跳脱于传统，仿佛架起了一条时空隧道，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相互碰撞、对话、交流的人文气息，增加了城市的历史厚重感和时空交错感。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也应当在宗教文化的中国化上有所作为。虽然，近代基督教文化遗产在来源上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遭受殖民主义的经历紧密相关，但从文化互动的视角我们也看到，近代基督教在闽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参与，也是中西方文化真正产生相互作用的开端，是福建近代历史发展的真实写照。当前的中国早已不是百年前屈辱的模样，从积贫积弱到国富民强，从文化的自我否定到传统复兴、自信回归，从闭关锁国到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国际地位与文化格局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正是我们重新掌握诠释近代中国发展模式、中国文化模式话语权的最好契机。
近代福建基督教文化遗产的活化实践
在近代基督教文化遗产的活化与实践中，较为有借鉴意义的典型代表是厦门鼓浪屿和福州烟台山，下面就从这两个案例来具体分析近代基督教文化是如何参与到当代文化建设当中，与传统文化相伴而生、相映成趣的。
1、鼓浪屿历史文化国际住区
“不知基督信仰，难知琴岛真史。”鼓浪屿作为曾经的租借地，在这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先后有新教各宗派（美国归正会、英国伦敦公会、英国长老会等）、罗马天主教、基督教青年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及各华人自立教会（基督徒聚会处、真耶稣等）登陆宣教。在鼓浪屿遗产53处核心要素中与宗教文化直接相关的要素就有：天主堂、协和礼拜堂、三一堂、女传教士住宅、基督教墓地、日光岩寺、种德宫、救世医院和护士学校、宏宁医院、毓德女校、吴添丁阁（英华书院旧址）、安献楼、圣教书局旧址等约13处，2既有本土宗教，也有外来宗教，而外来宗教的遍地开花更是对鼓浪屿产生了尤为显著的影响。
外国传教士进入岛内后，基于教会的传教需求和历史传统，创立和开办了众多的教办医疗机构和教育机构。1844年，英国伦敦会宣教士施敦力在鼓浪屿开办第一所学校——福音小学，此后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鼓浪屿建立。1898年美归正教会郁约翰牧师将在漳州平和小溪美国教会所属的救世医院总院迁到鼓浪屿，增设了医院女部，男女二部合称为“鼓浪屿救世与威赫明娜医院”（Hope &Wilhelmina Hospital）， 这所医院是鼓浪屿第一座综合性医院。1910年厦门爆发瘟疫，救世医院院长郁约翰医生为了抢救鼠疫病人遭到感染而去世。从医院开办到郁约翰染病去世的12年里，共收治了17000多名住院病人及135000多位门诊患者，做了7500多次手术。在郁约翰逝世100周年纪念时，厦门首次为纪念在厦生活过的外国人制作了“郁约翰肖像”和“鼓浪屿救世医院”纪念邮戳。3罗啻夫妇、打马字、养雅各等传教士来到鼓浪屿后，为适应传教的需要，让信徒具备学习圣经的能力，他们学习厦门方言，创造出以拉丁字母的发音规则来拼读和书写闽南话的《闽南白话字圣经》——不仅流行于闽南各地教会，也在台湾及南洋群岛、吕宋岛、新加坡、槟榔屿等地的闽南语教会中流通。美归正教会的雅裨理与福建巡抚徐继畲交往密切，徐继畲从侨居鼓浪屿的传教士雅裨理那里获得了丰富的关于世界各国的地理素材，编著了近代中国第一部关于世界历史地理知识的《瀛环志略》。在华传教士将母国文化和生活方式带入中国的同时，也记录了鼓浪屿，介绍了中国，他们中有的人甚至在鼓浪屿度过几十年的光阴，或长眠于异国他乡，他们的人生经历也同样写入了鼓浪屿的文化基因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交往过程的历史见证者和书写者。
鼓浪屿被誉为“音乐之岛”“钢琴之岛”，鼓浪屿音乐氛围的形成与基督教密不可分。当时在岛上，教堂和教会学校里都有唱诗班、合唱团，经常组织开展音乐会等活动，很多人从小在教会学校里接受圣乐的熏陶，对音乐产生了兴趣，西洋乐器开始走进中国人的生活，弹奏钢琴也从教会活动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海浪声伴随着岛上人家传出的悠扬乐曲，塑造了鼓浪屿浓郁的音乐氛围。在教会音乐的涵养下成就了鼓浪屿“音乐之岛”的美誉。在鼓浪屿音乐氛围中走出了殷承宗、林俊卿、许斐平等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音乐家，他们都成长在基督教家庭，从小接受音乐熏陶，从教会圣乐走向了音乐大师之路。
鼓浪屿名人当中有许多人成长于基督教家庭：出身于牧师之家的大文学家林语堂、著名妇产科医生林巧稚、著名体育家马约翰、钢琴家殷承宗、汉语拼音之父卢赣章、爱国民主革命家许春草等。他们都曾生长、生活在鼓浪屿，或深或浅地受到基督教文化的熏陶，是鼓浪屿华人基督徒的杰出代表，他们用自己的人生为鼓浪屿写下了灿烂的注脚。
鼓浪屿于2017年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鼓浪屿是中国在全球化发展的早期阶段实现现代化的一个见证，具有显著的文化多样性特征和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现代生活品质。鼓浪屿突出地反映了多元文化在各个方面的广泛交流，保存完好的历史遗迹真实且完整地记录了其曲折的发展进程和生动的风格变化，真切地反映了激烈变革时代的历史。鼓浪屿的发展清楚地记录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在鼓浪屿的交汇和传播，记录了我国早期近代建筑吸收南洋、西洋风格的基本特点。鼓浪屿同样见证了世界不同文化和价值追求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共同发展的历史，为中国和其他地区不同文化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参考。鼓浪屿独特的装饰风格建筑遗产记录了物质化的文化交融，形成东南亚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新建筑运动。
2、烟台山：福州老洋房的聚集地
福州烟台山也称仓前山，原为藤山一峰。明代时设置管理盐务的官署，布满盐仓。元明清三代在烟台山均设有烽火台，遂得其名。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武夷山到广州的茶路受阻后，美商旗昌洋行开辟福州商路成功，福州才成为一条新的茶路，武夷山茶叶沿闽江直达福州，出口欧美。福州开埠后因外国人居住和宗教问题屡次引发纷争，最终烟台山一带作为双方都满意的据点被确定下来。外国人的到来带动了仓山外国人借据地4的快速发展，这里很快成为茶商云集，外贸繁荣的区域。1854年英国首先在烟台山上建造领事馆乐群楼，此后各国领事、商民纷纷在仓前租借土地，建造房屋，洋行、银行、教堂、领事馆、学校、洋房等建筑飞速发展，拉开了仓前山近代借据地建设的序幕，先后有17国在此设立过领事馆。烟台山一带的老洋房在2000、2007年两个时间点因房地产开发消失较多，仍保留有天安堂、石厝教堂、泛船浦天主堂、陶淑女校旧址、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旧址、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总部旧址、协和建筑部旧址、三一学校旧址等。
基督教随着外国人的进入传入烟台山，教会、学校、医院等事业逐渐在烟台山发展起来。烟台山一带是福州近代教育的发源地，福州早期的学校都由教会创办，集中于此。如毓英女子学校、鹤龄英华书院、陶淑女子学校、三一学校、寻珍女校、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等。到1949年前，天主教会在仓山拥有天主教堂5座（泛船浦堂、仓前堂、上渡堂、崇爱堂、救世堂），其他房产12座，土地21亩，建立男女修道院3处（福建神哲学院，福州婴德小修院，福建女子道学院），孤儿院1所，诊所1间（方嘉诊所）和小学1所（崇德小学）。5基督教会有3个教派在烟台山一带影响较大，即卫理公会、圣公会和聚会处。1856年，美以美会传教士麦利和在仓前建天安堂，19世纪60年代，英国圣公会建立圣约翰堂（石厝教堂）、真学堂、明道堂、圣保罗堂、三一堂等6。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的70年间，外国宗教组织在仓山先后建立11座教堂、8所教会学校，形成从初中到高中的教会教育体系。7
烟台山一带因未形成过以外国人为主的行政管理机构，使得福州近代建筑辐射面总体上不及传统建筑，建设规模不大。8但西方文化的进入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烟台山与传统福州城与众不同的气质，独特的历史机缘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烟台山成为福州近代工业的发源地、近现代教育的中心，辛亥革命福建指挥中心，各国领事馆、中国商人会馆、西式学校、洋行、商铺林立，望族、文豪、闽商大贾也争相来此投资建宅，中西方文化在烟台山交织相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风貌。
在教会的直接推动下，烟台山一带集中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程教育体系，在西方近代教育熏陶下，培养出了众多优秀的学子和爱国宗教人士，很多学生成为栋梁之才。如三一学院毕业的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基督教爱国人士张光旭、薛平西；毕业于鹤龄英华书院的民主革命家林森，基督教爱国人士陈芝美、丁先成等；中国第一个医学女博士许金訇。
安立甘会（圣公会）创办的塔亭医院，是现在福州市第二医院的前身。在抗日战争中，塔亭医院也作为战地医院医治伤员。1877年西格尼·特拉斯克小姐（Miss Sigourney Trask）创办的马高爱医院，是中国第一所妇女和儿童专门医院，后同中华基督教会创办的“圣教妇孺医院”合并，成立福州基督教协和医院，是福建协和医院的前身，基督教医疗事业为近代福州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医务工作者。
东西方的文人墨客、商人与传教士在烟台山留下了诸多关于福州的地方历史记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带着各自的建筑语言与生活理想，装点了烟台山的沧桑与繁荣，东西方文明以不同的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活等各个层面碰撞、交流、融合，点燃了中国近代史上国人的强国之梦。2014年福州市出台《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公园路历史建筑群、马厂街历史建筑群保护规划》，将烟台山及周边辐射区域的老建筑群划为近现代历史文化风貌区，分散在烟台山一带的老洋房成为了见证福州近代人文历史风貌和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的重要历史文化遗迹。
福建近代基督教文化遗产实践的思考
近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在基督教近代文化遗产的利用过程中，中西两种文化既不是二元对立的，也不是西方的单向度输入，也不是简单的昨日重现。在鼓浪屿、烟台山文化资源开发的实践中，近代基督教文化遗产的利用表现出如下特征：
1、文化的主体性意识。强调基督教文化在地化的一个根本的要素就是要与在地国的文化产生紧密的联结，体现出在地文化的主体性特征，也就是说基督教文化遗产的利用必须体现出近代基督教在中国、在福建的当地故事，必须是发生在中国的、关乎于中国人的，有中国人的思考、实践做基础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以现代人的观点来重建历史的，在保护对象的选择和保护方法的确定上都是以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和未来的理解为基础的。近代基督教文化遗产不能仅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简单映射，同时也有中国文化的回应与表达，要把这些关乎中国近代发展的人的思想启蒙、民族意识的觉醒、人与时代的关系通过不同的载体表现出来，从而使受众能够透过时代的变迁，读懂、看清自己的文化脉络，理解中国从“求诸人”到“求诸己”的发展之路与复兴之路。
2、多元文化的审美追求。文化多元、交融互鉴常常是近代基督教文化遗产所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价值取向，是中西文化对照下形成的对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想象。近代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宗教文化遗产又不局限于宗教本身，而出现了从宗教价值向普世价值转变的取向与追求。在历史发展的新的时代，更要赋予宗教文化资源以新的人文价值论述，展现1840年以来的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思想与生活领域的巨变，展现不同文化在特殊历史时期交汇所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
3、与城市风貌相结合的长远规划。挖掘宗教文化遗产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将宗教建筑的艺术风格融入到当地的生存环境、时代作风和历史遗风中进行规划和统筹，以独特的城市美学使受众产生切实的历史感、认同感和归属感。旅游是文化的产物，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独特的文化基因、文化传统和民族记忆，是福建文化记忆的活化石。将近代基督教文化遗产与城市历史文化风貌统一规划，形成一个整体布局的方略，大大增强了特定区域文化的表现力竞争力，使历史文化环境资源不只是标本、文物，孤立地束之高阁，而是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环境发展下去。
近代基督教文化遗产：困境与契机并存
我省近代基督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是困境与机遇并存的，虽然如鼓浪屿、烟台山等成片开发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大多数散落的近代基督教建筑则比较难以整体保存，这些文化遗产已经或正在逐渐消失。如原位于鼓楼区南门外茶亭街澳尾巷口，建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的天主堂，拆毁时是福州保存最久的天主教堂，1992年公布为市级文保单位，2002年被福州市儿童医院拆毁，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唯一可考的早期中式天主教堂建筑，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十分可惜。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资源，一旦消失就难以复原，且不具备补救的价值，因此是错不得、等不得、慢不得的大事。
近代基督教文化遗产面临的困境主要为：一是定位不明确。如基督教元素的滥用、泛宗教化、景点化等等，与周边历史文化融合不足等问题。对其文化意味的定位也不够明确，是回味、思考，还是迎合、扭曲，是原汁原味的保存还是另做他途。二是忽略与搁置。历史文化景观的不可再生性与城市化的土地需求取舍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文化发展的空间竞争下，很多地方成为了“失去记忆的城市”。近代基督教文化遗产相对处于劣势，其中有的是基于教会产权的历史遗留问题，有的则是教内外对近代以来的基督宗教文化遗产的价值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大一部分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更无从谈起。三是挖掘整理不够。近代基督教来华时间还较短，得不到重视有效保护起来，全省宗教文化遗产全面的调查、挖掘、整理不足。“有些景观的价值在慢慢失去根据，拯救的办法就是要为它的存在和发展找到依据，以一定的干涉手段规定它的发展方向。”9保持和延续历史景观的生命力。当然在新的历史机遇下，近代基督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仍能看到很多机遇，如在市政协委员强烈的呼吁下，福州鼓山脚下的“福建协和大学旧址”也开始进行整体规划和景观重塑，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张宗教文化遗产活化的新名片。
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文化资源的高度重视，曾使福建受益匪浅，随着文化底蕴在塑造城市个性、吸引力与综合实力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文化遗产在地化与再活化的成果必将越来越多。文化遗产的背后承载着历史的发展脉络，承载着文化自信，彰显着文明的无限魅力，是完善地方记忆，构建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近代基督教文化遗产在中西互鉴的文化视野中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福建省民族与宗教研究所）
脚注：
1 曾庆豹：革命的基督教与中华现代性：一种思想史的评述，载赵晓阳、郭荣刚主编：近现代基督教的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0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鼓浪屿 世界遗产公约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16.01
3 郁约翰逝世100周年 追思会昨在鼓浪屿举行，台海网2010-04-11http://www.taihainet.com/news/xmnews/shms/2010-04-11/519304.html
4 “借据地”一词根据闫茂辉：开埠后福州借居地建筑研究，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中的观点，即福州的外国人借据地是介于外国人居留地和租界之间的一种特殊形态，需要区别于一般的外国人居留地或租界来研究。
5 仓山宗教文化萃编：福州市仓山区政协文史资料，第120页
6 仓山宗教文化萃编：福州市仓山区政协文史资料，第166页
7 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烟台山史话，第210页
8 闫茂辉：开埠后福州借居地建筑研究，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9 蔡晴：基于地域的文化景观保护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