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的翻译问题浅思基督教中国化的“动”与“静”
一、问题是什么？
圣经中关于“龙”的经文，曾让人迷惑与不解。人们若只从字义去理解，就会把龙的标记、图案认为是偶像、是撒旦或魔鬼，以致谈龙色变。关于印有龙图案的物品，比如龙凤的被面、茶杯花瓶、名贵家具、字画名帖、雕塑照片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也常会被去除偶像般的撕碎砸烂，甚至有人反对赛龙舟、舞龙等民间活动。有人把生病不顺的原因归咎于家里有“龙”的形象。有人的名字含有“龙”，也被认为不属灵。更有甚者，如李炽昌先生所说：“有人将中国历史上的不幸归咎于中国文化中对龙的崇尚，旧中国历史中各样战争，各种灾难，都被认为是中国人崇尚龙而不信耶稣的结果，是上帝对中国的惩罚。”[1]其实，类似的行为不仅在教会内出现，教会之外也有一些例子。比如最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奥运会的吉祥物把呼声最高的“龙”改为福娃。所以，关于“龙”的问题，不只是信仰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异质文化对话的问题。下文笔者将立足于基督教信仰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
二、从“圣经龙”到“中国龙”
（一）圣经中的“龙”是什么？
圣经绝不是真空中产生的，一定是针对现世，同时又面向普世的。
和合本圣经中有14处关于“龙”的经文，其中旧约两处，以“飞龙”的形式出现，但这两处的“龙”在原文中是蛇的涵义。另外十二处新约圣经的“龙”经文全部集中在《启示录》中。有经文提到“龙”的形象，七头七角；有说到“龙”的残暴，“龙”要吞吃妇人的孩子；有关于屠龙的记载，使者要与“龙”征战；最后说到“龙”的结果，“龙”就是撒旦、魔鬼，最终被捆绑。这些经文的“龙”，在英语中是“dragon”。在七十子译本中，希腊文的“dragon”译自希伯来文，原意是海怪的化身，或是不断威胁到创造秩序的混沌生物。[2] 这与巴比伦创世史诗中的海怪相关。圣经中dragon原型的整体形象是邪恶的、恐怖的，是令百姓所畏惧的。
（二）中国龙与西方龙
当代的“龙”形象，作为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承担着精神、文化、艺术和政治上的功用。虽然“龙”是中国祖先臆测出来的形象，但也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精神文化载体。中国作为多民族的国家，要寻找精神文化上的最大公约数，“龙文化”自然而然的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中国的“龙”形象是带着祥和与祝福，具有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的精神特点。
中国龙的形象与西方龙的形象完全不同。西方的龙是邪恶的象征，带有破坏、摧毁、黑暗的特点。在西方文化中，dragon形象结合了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特点，其体型似巨型蜥蜴，背上有像蝙蝠翅膀一样的巨大肉翼，麟身鹰爪，鳄嘴蛇尾，长有尖牙，口能喷吐火焰及毒液。《韦氏国际词典》的相关条目是这样解释的：dragon 是传说中的动物，一般被描述为有翼、有鳞、凶残的大蛇或蜥蜴，头上有羽冠，脚为巨爪。[3]
在比较之下，我们会非常清楚dragon与龙在两种文化中并不能简单同质。可是这两个异质文化中神话形象又是怎样被联系在了一起呢？
（三）“中国龙”为何成了“圣经龙”
首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 1807年将圣经翻译为中文，并于 1823 年印刷出版。他承认，除了通用拉丁文圣经外，他在各种译本中选择钦定本作为翻译的权威母本。钦定本旧约和新约中共有 34 处使用了“dragon”，马礼逊将其中 33 处译为中国的“龙”。马礼逊的中国圣经译本很有可能与钦定本一样将希伯来文的“taninim”以及新约中希腊文“drákōn”认作是西方的“dragon”。[4]
今天我们觉得非常明显的误译为什么会发生呢？1804年伦敦会的董事会决定派马礼逊来中国传教，“决议中指定马礼逊去中国特定的目标是掌握中国语言文字，要把圣经翻译成中文，而传教不是首要任务。”[5]所以，马礼逊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中文上，为翻译圣经做了大量的准备，不仅要学习中文，还要深谙中国文化。为什么马礼逊会把dragon译作龙呢？
1、马礼逊的源背景影响
其实，龙与dragon之间的互译并非马礼逊首创。1299年出版的《马克波罗游记》中，“龙”的古法语就被写作“dragon”。1585年，罗马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著作《中华大帝国史》，书中谈到中国的“龙”时，是用西语中的“蛇”一词来代替。利马窦和罗明坚用葡萄牙语共同编纂了《葡汉词典》，他们将“龙”译作“bicho/bichinho”（虫蛇），与龙一样的“蛟”，利玛窦则译成“dragão”（龙）。这导致了后世各国的西方翻译者渐渐将龙与蛟合一，直接用西方龙的词语相对应。葡萄牙人曾德昭在他的《大中国志》中，用“蛟”的葡文“dragão”形容《封禅书》中黄帝所乘之“龙”。德国传教士基歇尔在其畅销一时的《中国图说》一书中，直接将中国龙与西方龙混淆，从此强烈影响了许多讨论中国的欧语书籍，“中国龙”与“西方龙”合一这种错误的印象不断加深并扩大。[6]对于要来中国传教的马礼逊来说，以上提及的著作很可能是他了解中国的必备材料，影响他对于中国龙的主观印象。
2、中国龙的形象变迁
中国龙的形象并不是与生俱来、固定不变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也在随着文化、地域、政治与时代需要的不同而发生着改变，它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同时也为其所使用。中国龙的形象大概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中国社会早期，龙作为神话形象出现；第二阶段是元明清时期，龙成为专制皇权的象征；第三阶段是近代中国，龙的图案从帝王象征变为了国家的象征，从皇帝专用变成了全民共用；第四阶段是改革开放后，龙成为了日益崛起之中国的象征。我们可以发现龙的形象在越来越多的充满着积极向上的意义，也越来越具有民族象征性。
所以，马礼逊当时将dragon译为龙，并不能简单的说这是一种误译，笔者认为他是在做“处境化”的努力的，只是这种处境化是“片段式”的，是那时那地的处境，与我们现今的处境不完全相同。之所以龙的问题在现今时代显得尤为特别，是因为我们的处境发生了变化，龙的形象涵义发生了变化。同样，我们的翻译、解经就不能停留在马礼逊那个时代的解释，而要与当下处境相适应。其实早就有学者建议重新修订龙的翻译为“loong”，若是在翻译过程中找不到同样的东西，那音译无疑是最好的方法了。
三、在此问题上的中国化反思
通过这个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基督教中国化应该是“动”与“静”相结合的一个动态过程。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不应改变，这就是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静”的部分。它是有别于其他宗教的身份特质，不能改变。但是对核心的诠释应该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发生着调整与改变，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翻译”的过程，它是基督教中国化中的“动”。这个“翻译”要符合当下的文化处境，这就像在“龙”的译文中，其本意为恶者的形象，但如何在异质文化中诠释出来，需要抓住本质，用当代中国人能明白的话诠释出来。正如沈以藩主教认为：“中国的神学思想要吸取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是重要的。但是更迫切的应是，中国神学思想如何回应现代中国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巨大变革......”[7]对当下处境的反思与回应是基督教中国化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基督教中国化中的“动”不仅要关注地域的不同，更要关注时代的不同。我们不能拿来主义，不加思索的继承全盘沿用过去的、外国的思想与研究成果，而是要时时审视与校正，像丁主教所说：要“敢于离开其他国家、其他时代、其他早先追求所得和信仰象征”，要在当下处境中把“福音”翻译好，使中国人能够听得懂，使基督教的“福音”真正地成为中国人的福音。同时，基督教的中国化不仅是宗教团体的内部思考与实践，也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一个过程。若整个社会以中国化的视角来观察基督教，将会为基督教中国化带来莫大的动力。最后以汪维蕃教授的话作结：“对历史留给我们的属灵遗产，我们不抱虚无主义态度。但是，同样有一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于两千年来历代圣徒留下的群羊的脚踪，可以从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精神财富中，以及三十多年来培育起来的新的精神风貌中吸取滋养，从而造就出既有属灵生命实际，又能热爱人生，并且在最最平凡的工作中体验与主同在，以最大的热情在现实生活中流露主爱的、一代敬虔爱主的新型的基督人。我们深信，在基督自己的百花园内，必将开放出带有东方特色的，淡雅素静、洁白芬香的朵朵幽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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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炽昌：“多神与一神张力：圣经翻译处境化的商榷”，深圳大学学报，三十卷第一期。
[2] 同1
[3] 闫增丽、范晓琪：“中国‘龙’与西方‘dragon’的文化内涵差异及其误译”，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六期。
[4] 李炽昌：“多神与一神张力：圣经翻译处境化的商榷”，深圳大学学报，三十卷第一期。
[5] 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4，第18页。
[6]参考 https://wukong.toutiao.com/answer/6421400296882176258/
[7] 沈以藩，1988年6月在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宣教及神学委员会演讲会上的演讲，摘自《中国教会在神学思考中》。
[8] 汪维蕃，1982年9月23日在全国三自和全国基协举行的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摘自 《漫谈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