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喧闹的外滩 有座宁静的礼拜堂

经过了漫长的半月连绵阴雨，天空仿佛忘却了季节的轮回，依旧笼罩着一层冬日的寒意。然而，当阳光终于穿透厚厚的云层，洒在上海的上空时，一切都变得不同了。乘坐火车缓缓驶出这座繁忙的都市，窗外的景色开始悄然变换，仿佛穿越了一个季节的隧道。

在过去的一年里，每个星期日的清晨，我都会踏上那条通往九江路上圣三一堂的小路。那是一段心灵的旅程，每一步都踏在信仰的韵律上，每一次礼拜都是与神的对话。随着春风的温柔、夏日的热情、秋叶的静美、冬雪的纯洁，我在圣三一堂的庇护下，感受到了时间的流转与生命的成长。三月初，我怀着虔诚的心参加了慕道班的学习，那是一段深入了解基督教教义和精神的时光。在牧师的引领下，我学习了圣经的智慧，领悟了信仰的力量，体验了团契的温暖。随着七月的脚步渐近，我接受洗礼的神圣时刻也即将到来。那一刻，我将全身心地沉浸在圣洁的水中，洗去过往的尘埃，迎接新生的自己。我将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这不仅仅是一个身份的转变，更是心灵的重生，是对他无限恩典的回应。

在圣三一堂的每一次礼拜、每一次祷告、每一次颂歌中，我都能感受到上帝的爱与平安。我期待着以一名基督徒的身份，继续在这条信仰之路上前行，用我的生活见证信仰的美好，用我的行动传递爱与希望。七月的洗礼，对我而言，将不仅是一个仪式的完成，更是生命旅程中的一个新起点，是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期待与憧憬。

去年第一次来这里，是阿文建议的。礼拜开始，管风琴奏乐，唱诗班伴着晨光，从面向东方的大门缓缓走进来。那一刻起，直到礼拜结束，我一直禁不住地流泪。此前多半生，从来没听到过母语的声音可以那么美妙，也从没和这么多同胞在一起，进行这么庄重的仪式。

上海于1843年11月开埠。1847年，英国侨民增多，教友们无法继续在领事馆里做礼拜，于是在九江路建起了简易的教堂。没过几年，旧堂被台风摧毁。1866年，原址重建新堂，三年后落成，成为远东最早、规模最大的圣公会教堂。此后很多年里，圣三一堂的钟塔一直是外滩最高的建筑。

开埠之初，上海只有四条通向外滩的土路。最北面是南京路，即大马路；向南分别是二马路九江路、三马路汉口路、和四马路福州路。

传教士们到上海后，最初驻扎于福州路。所以，福州路最初的名字是Mission Road，即教会路。Mission也是使命的意思，而这条路完成的使命，堪称近代史上的奇迹：最早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最早的现代报纸如《申报》、最早的书店，都曾创办成长于福州路。很多年里，福州路才是这片土地上最具生机、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圣地。当然，和世界上很多人文圣地一样，不能少了风月。福州路的尽头，如今来福士广场那片区域，曾是最有名的红灯区。

福州路和汉口路之间，后来建起了工部局大楼，这是英美租界（公共租界）的最高管理机构。圣三一堂隔汉口路与工部局大楼相邻，正门外的路，最早被称为教堂路，后来改名为江西路。100多年前，这条路上沿街遍布着各国的银行，被誉为“东方华尔街”。

所以，开埠之后的百年当中，圣三一堂一直是租界的政商和宗教活动中心。1893年11月18日，上海工商各界庆祝开埠50周年，举办地就在堂前的花园。

今年二月底做礼拜，布道的尹牧师是上海人，早年家住威海路。他提到50多年前，曾多次和母亲坐49路公交车到外滩，终点就在江西中路九江路。母亲告诉他，这座封起来的红色大房子是礼拜堂，她曾经在这里做过礼拜。

圣三一堂建成后，被坎特伯雷大主教升格为上海地区的主座教堂，1949年之前，一直只对英国侨民开放。英国人被赶走之后，教堂的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直到1966年8月被彻底关闭。56年之后，于2022年的12月才再次恢复礼拜。

尹牧师说：如今，母亲早已升天，她生前没能再来圣三一堂。而此刻她一定在天堂里看着我，看她的儿子在这里布道。

说到这里，他久久哽咽。

尹牧师祖上就是牧师，到他这里已是第四代。儿子在国外读完大学之后，进了神学院；孙子将来也会考神学院。尹牧师说，他们家里至少会有六代做牧师，而他知道有人家里已有九代做牧师。信神的人，不用担心延续和继承，隔代之间也不会有代沟。

现在的人们无法想象，上海曾经拥有过770座教堂。那时，市区的面积还很小，如今的内环以外都是农田。这个城市的天际线，应该有很多尖顶和塔楼。清晨和傍晚，到处都会响起钟声与圣乐。

所以，上海是一个蒙恩的城市。而凡是蒙恩的地方，难免都会经历磨难。这未必是神的考验，但蒙恩者会从磨难中获取救赎与重生。在上海，如果不能感受这里的神迹，住多少年，有多少次City Walk，也不会明白她的故事，更无法触及她的灵魂。

鲁迅在上海生活过大约十年，一直住在虹口，他肯定没有来过圣三一堂。我不知他是否去过别的教堂，在信仰方面有过哪些体验。在《天生蛮性》一文里，鲁迅嘲讽：“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把“性灵”和小脚崇拜、王道崇拜相提并论，可见鲁迅对林语堂的“性灵”是不屑一顾的。鲁迅憎恶鬼怪，但他并不理解“性灵”。如果他能多一些去体验和理解，或许会留下不同的文字。

鲁迅逝世后的第四天，林语堂曾写道：“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可见，不管鲁迅如何冷言热讽，林语堂始终笑意盈盈。鲁迅写杂文，是要以手中的笔做刀枪；而林语堂写小品文，却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历史证明，怒骂其实比嬉笑更容易被居心不良者利用，这才是更深刻的讽刺。

我无意也无法比较鲁迅和林语堂的人品、学问及成就，更不想去评估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假如我生在他们那个时代，相信我必然属于被鲁迅谩骂的一类，而林语堂肯定不会拒绝我做他的弟兄。去年在阳明山林先生故居的阳台上，望着他曾望过的城市，吃着老阿婆做的厦门炒米粉，我的感觉就像在亲戚家里。

林语堂的父亲是牧师，夫人来自基督教家庭，读书是在教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但他自己却是到了晚年才正式受洗成为基督徒。林语堂学贯中西，他的信仰之旅未必是继承的，或许更是理性的选择。这样的信仰之路，对我来说，更具启示意义。

林语堂毕业的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创办的大学，曾被称为东方哈佛。与圣约翰合作紧密的教会大学，还有沪江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如今，只有东吴大学依然开办于海峡对岸，原来的校址被苏州大学征用。其它几所大学，都早已被撤销了。

东吴大学起源于中西书院等教会学校，而中西书院的创始人是美国人Young John Allen，中文名为林乐知。1859年，23岁的林乐知携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从纽约出发，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航行了210天，才来到上海。此时，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他和教会、亲友无法联系，也没有任何资金来源，无奈只能在上海卖大米、棉花和保险，后来又当起英文老师和翻译。

从这样的境遇开始，林乐知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七年，最后在上海因病安息主怀。四十七年中，他出版了上百部译著，先后创办了中西书院和中西女中，他主持的《万国公报》深刻影响了清末的维新运动。他被清政府册封过，也被康有为赞颂过，他的学校培养了民国数代英杰，他的故事激励了更多的神的使者。

中西女中最初的校址，位于西藏南路汉口路。迁到忆定盘路（江苏路）之后，原址上建立起沐恩堂，正对着跑马厅，现在名为人民广场。中西书院的旧址在虹口的昆山路，林乐知去世之后，这里建起一座可容纳千人的教堂，名为景林堂。在林乐知的故乡美国乔治亚，有两座以他命名的社区教堂。

林乐知和夫人玛丽在中国又生下八个孩子，1907年去世后，他被葬在了静安公墓。又过了几十年，公墓被铲平，上面建起了静安公园。春天到了，我的朋友老任又要在那里办爵士音乐节。

上海百年，林乐知的弟兄姊妹们成千上万，其中很多人因贫病和教案长眠于这片土地上。他们留下的，除了那些无形的“性灵”，还有最美的建筑、最好的学校和医院。人们若问信仰有什么用，我不知该如何作答。不过你可以去看看，有哪些东西，你希望一直都不要消失。

和国外的教堂不同，圣三一堂没有教友的墓地。我有时想，整个地球，其实都是林乐知这样的不凡者的坟墓：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可能有立柱和碑文，在遥远的国土上也不会被忘记。这些纪念未必是刻在石头上，而是刻在人们的心里。他们曾将勇气视为自由，将自由视为幸福。他们不是偶像，他们应该是榜样。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上海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