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19世纪的纷扰
19世纪是一个宗教信仰与不信仰并存的时代，一方面它见证了宣教的扩展及全球各地的宗教复兴；另一方面，在教会内外都能听到刺耳的声音，认为基督教在这样的时代是无法被信仰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几位重要的思想家。
第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便是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从神哲学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知道两种认识上帝的途径，即宗教改革者基于圣经启示的教导与哲学家们基于逻辑推理的自然神论。阿奎那的方法是将两者融为一体，康德则相反，将两者统统解构。施莱尔马赫则试图在阿奎那与康德间走一条中间路线，他所发展的有时被称之为“积极神学”。
施莱尔马赫断言，宗教的本质既不是“活动”，也不是“知识”，而是一种“有关无限的感觉”。宗教的本质是一种在人里面的“绝对依赖的感觉”。他总结自己的进路，认为神学不是有关上帝本身的特殊知识，而是一种与上帝有关的绝对依赖的感觉的特殊知识。当这种看法被用在对耶稣的认知中时，传统的基督论范式亦被反转了。在施莱尔马赫的眼里，耶稣不再被认为是正统基督教所宣称的“神人”，道成肉身的主，而是与上帝靠得很近，与他同行的人，以致人们可以说，上帝住在他的里面。耶稣的救赎工作就是要让他的门徒进入到他那种上帝意识的神圣权能之中。当他谈论三位一体的时候，术语仍旧存在，意义却不再一样了。他相信上帝，但耶稣只是一个有着最高上帝意识的人，而圣灵只是存在于教会中有关人们经验上帝的描述方式。
第二位重要的思想家便是黑格尔。大多数人都会同意，黑格尔是19世纪德国知名度最高的唯心主义大师。在他最成熟的作品中，其基本概念便是德语的“精神”（Geist）。这个词可翻译为“心思”（mind）（为了强调它理性的一面），也可译为“灵”（spirit）（侧重其非物质，或超物质与宗教性的层面）。
黑格尔所说的“精神”是世界的“内在存在”，是“最根本的东西”，简单来说，所有的现实是这“精神”的外部工作，当我们思想本性或历史的时候，都是如此。总括来说，“绝对精神”不是别的，正是透过人类思想来思想它自己的思想。人们习惯于将他的观点理解为“辩证法”，包括了“正论”“反论”及“综合”。
这种“绝对精神”展现在世界历史的时候，就是“不受限制的自然意愿”，此意愿使历史服从一种普遍的法则并赋予个体的自由。比如从政治形式来看，就是从“专制”到“民主制”再到“君主制”的过程。在宗教领域，上帝就是“绝对精神”，教会的“绝对精神”就是那些敬拜他的人。这是完美的宗教，在这里，概念成为了它自己。这里所启示出的就是上帝自己，他不再是超越于这个世界的不可知的存有，因为他已经告诉人们他是什么。这不仅是历史的外部彰显，却更是在意识中。总之，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部分地且被包括在神圣的进化之中。人们思考上帝的角度也不再是超越于世界之上，却是内在于世界之中。将这种观点运用在道成肉身时就是指，绝对精神在一个独特的人里面的特殊显现。
接下来是有关“无神论”的思想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费尔巴哈（Feuerbach）。他在黑格尔有关所有现实是绝对精神的显示之基础上，宣称那绝对精神不是别的，正是“自然”。费尔巴哈也同意施莱尔马赫的有关宗教是绝对依赖的感觉之观点，他进一步认为，人们所依赖及感觉自我依赖的不是别的，正是“自然”。费尔巴哈已经认定，神圣的存有不是别的，正是人类自身的存有。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对黑格尔多有感激，不过，对比黑格尔将现实理解为绝对精神的外部展现，马克思却选择跟随费尔巴哈。他认为费尔巴哈找到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及科学，将社会关系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对于宗教，马克思作了重新解释，他斥责宗教，认为宗教是进步力量的敌人。在他看来，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宗教实在是人在宇宙中迷失自我时的自我意识。
达尔文及进化论也许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为无神论的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框架，不过达尔文并未发明进化论。因为在他之前，查理斯·莱尔（Charles Lyell）用一种逐渐发展的假设来解释地球表面目前的状况。达尔文的理论则是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从1831至1836年，他来到南美洲的一个地方探险并考察了那里的生物，获得了大量数据，并于1859年在伦敦出版了《物种起源》，在出版当天，第一版就售完了。
进化论其实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首先，生命可能由一个单一的原始生命体开始，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逐渐发展而来；其次是“自然选择”，我们通常将其描述为“适者生存”。为了生存，植物和动物必须相互猎杀，那些能发展出新能力并快速适应环境的便存活了下来。那些新才能在以这种方式进化出来的新物种身上将成为永久的特质。
当然，这种进化论不得不假设，这种改变有时是非常突然的，但它没有清楚指出鸟是怎样从爬行动物，哺乳动物是怎样从早期的四足动物，四足动物是怎样从鱼，脊椎动物是怎样从无脊椎动物等进化而来。不仅如此，进化论已经变成了一种法律，解释宇宙的自然演变。进化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除掉人对信仰上帝的需求。
最后是19世纪的神学发展趋势。第一是自由主义神学的发展。18世纪末至整个19世纪，在欧洲产生了一种唯理及虚构的耶稣生平，假定圣经中的神迹的及超自然的元素不再值得相信，持这种自由主义神学观的19世纪最著名的学者是德国神学家斯特劳斯（D.F.Strauss）、勒南（Renan）等人。斯特劳斯的“耶稣生平”否认了整个含有超自然元素之福音的历史性根基。还有，勒南的“耶稣生平”也是将福音中的超自然元素弃置一旁，不过他的进路与斯特劳斯有所不同。勒南并未在这一点上争论，而是绘制出了一幅非常人性的耶稣画面，呈现出逼真的背景，使读者感受到了耶路撒冷与加利利的氛围，就好比耶稣在巴勒斯坦一边漫步一边讲论“爱的神学”。他赢得了听众的心，不过当他在耶路撒冷与犹太拉比发生冲突后，开始有了转变，将他的犹太神学转变成了革命的热情。在朝向他人生终点的过程中，他开始着迷于一种奇怪的渴望，渴望受逼迫及成为殉道者。
第二是天主教的回应。罗马天主教也十分敏锐于世俗主义思潮的侵袭及自由主义思想的挑战，但是它应对的方法非常特别。一方面重申罗马教会普遍的及教皇独特的权威；另一方面，19世纪中叶在教皇庇护九世与利奥十三世的领导下在上述方针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列重要且冒险的改革。比如在1864年有一本叫“错误的教学大纲”得以公开出版，其清单中包含了80项观点与教义，从泛神论，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圣经社团等。其同时也列出了有关基督徒婚姻，教皇的世俗权利，当代自由主义等错谬。
最后是保守派学术。比如福音派所强调的是人与上帝的个人性关系。故此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认为他们必须研究出答案以回应自由派对圣经权威的攻击，否则他们的信心就会被削弱。对于他们来说，学术只有纯粹负面的价值，这是一面有用的盾牌能抵挡诸如斯特劳斯等人的毒镖。只有少数人认为学术与哲学可能丰富他们的信仰，能扩展他们对于上帝的工作及神圣真理的理解。黑格尔主义或康德主义之自由主义拥护者的灾难性结果是可以被清楚识别的。但具有同样辨别力的信徒却很少询问他们关于圣经的信仰是否也有哲学含义，这样的询问可能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发展。
（未完待续……）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