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培理，我们许多基督徒都知道，他是美国基督教新教新福音派布道家，生于北卡罗来纳州。1934年开始对基督教福音派感兴趣，先后在福音派管理的田纳西学院和佛罗里达圣经学院学习。1937年起以传道为己任。1939年任浸信会牧师。后到惠顿基督教学院学习人类学。1947年任明尼阿波利西北学校校长。1948年出席阿姆斯特丹世界基督教会议。1949年推动福音布道的“洛杉矶运动”，此后成立葛培理福音协会。1954年开始其环球布道活动。1966年在柏林当选为世界福音派会议名誉主席。他被视为“美国最成功的福音布道家”。主要著作有《与神和好》、《燃绕着的世界》、《直苦难的透视》、《马蹄声近：启示录中的四骑士》、《苦恼心灵的希望》、《风暴前兆》等。（丁光训、金鲁贤主编：《基督教大辞典》第213页）
这是葛培理在世的时候中国《基督教大辞典》的介绍。而后网络上是这样介绍葛培理的：葛培理牧师（William Franklin Graham或Billy Graham，1918年11月7日—2018年2月21日），生于美国北卡罗莱那州夏洛特，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基督教福音布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音派教会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经常担任美国总统顾问，在盖洛普20世纪名人列表中排名第7。
2018年2月21日，葛培理在家中安详去世，享年99岁。
那么，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是什么样的基督教组织呢？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在当代常被称作“醒狮”，他们以信仰为体、以组织为用，不仅在美国政治角力场叱咤风云，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影响日深，其活跃的国际政治参与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研究难以忽视的现实。《时代》周刊称之为“新教教宗”的葛培理牧师则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和最具代表性的福音派领袖。（援引自：《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最近，笔者在阅读《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一书中，看到了我早前没有了解的葛培理，现与各位分享。
一、葛培理青少年时代和走上福传之路的历程
1、基督家庭里调皮的葛培理
葛培理的母亲是虔诚的长老会教徒，和她父亲一样热爱《圣经》和文学，曾经在夏洛特的伊丽莎白学院就读一年。她经常阅读各种宗教书籍，还经常参加一些团契活动。葛培理父母婚后双双成为联合长老会教堂的教友，两人教子甚严，但家庭气氛还是充满快乐。1918年11月7日，葛培理生在位于美国东南部的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他的早期生活和当时美国其他南方小城的孩子并无二致。葛培理精力旺盛，调皮捣蛋，最大的兴趣是棒球。身为长子，他一直是父母的小帮手。很小的时候，他就得看守小山羊。上中学之后，他每天下午三点半下课，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家中的牛奶场挤奶，然后一直干到夜幕降临。当时，夏洛特还是一个人口约五万余人的内陆小城，教育水平不高，他所在的沙伦中学只有两三位未受过大学教育的老师。葛培理并不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孩子，中学时，他的成绩总在C徘徊。他的中学校长回忆他是个“普通的可爱……男孩。”
2、在信仰熏陶下迈出传福音的葛培理
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严格而开明，勤劳诚实是他们的基调，他们也通过言传身教将这些美德植入孩子们的心间。夏洛特城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居民去教堂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葛培理很小的时候，全家每个周日都驱车五英里，到教堂礼拜。除了上教堂外，他们也经常在家查经和祈祷。充满着基要色彩的美国南方小城，虔信上帝的家庭，这就是葛培理的生长环境。葛培理尚在襁褓之中，就受过浸礼，稍大又在联合更正堂受过坚信礼。还未满十岁，母亲就要求他背诵《威斯敏斯特小教义问答》(WestminsterShorterCatechism)，也鼓励他读圣经。不过他在十岁前只读过《圣经》中的《犹大书》。在上假日圣经班时，他也时常露出顽童天性。对于母亲要他读的一些宗教书籍，他觉得这是“废话”。当时，基督教对他来说更多是仪式，而不是个人认信。
在葛培理的少年时期，大萧条带给美国一片肃杀气氛。他家的4000美元存款在大萧条期间因银行倒闭而化为乌有，但全家还是顽强地渡过了这次危机。1934年5月，夏洛特的30个商人希望能一洗大萧条给小城带来的灵性淡漠，决定举办一次福音运动，不过当地教会对此漠然置之。末底改·哈姆(MordecaiFowlerHam)应邀前于九月来到夏洛特。在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巨大的原松木礼拜堂里，他和助手开展了持续达11周的布道活动。他的到来改变了葛培理的一生。
葛培理最初对哈姆的布道了无兴趣。第一次去听布道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想去看有可能出现的教派冲突。然而，这次布道深深地吸引了他，自此，他日日前往。在这次布道活动行将结束之时，葛培理决定皈依，他认为这一次是真正的皈依。多少年来，在美国广阔的腹地上，总是有无数福音布道者游吟四方，播撒福音。他们中有一些人也行经夏洛特，葛培理聆听了其中大部分人的布道，并成为他们的朋友。
1936年，在福音布道者吉米·约翰逊(JimmyJohnson)的带领下，葛培理在一座小型监狱向10名罪犯作见证，这是他首次传道，成为他福音工作的起点。而葛培理在中学时代就结识的好友格雷迪·威尔逊(GradyB.Wilson)和托马斯·威尔逊(ThomasW.Wilson)兄弟，日后则成为他的终生事业伙伴。
二、从40人到7000人
1943年10月，葛培理结识了青年归主(YouthforChrist)的创始人托利·约翰逊(TorreyJohnson)。他邀请葛培理到芝加哥最有影响的WCFL商业电台担任“夜乐”节目的主持。这一直播节目在周日晚10:15播出，为时45分钟，主要内容是讲道和圣乐。在这里，他开始了和音乐家乔治·贝弗利·谢雅(GeorgeBeverlyShea)长达60余年的合作。1944年1月，节目开始播出并获得了很大成功，到葛培理担任牧师的教堂参加礼拜的人数大幅增加，捐款也纷至沓来。
1944年春，托利·约翰逊认为青年人喜爱葛培理的布道风格会，他力排众议，让这个当年名不见经传的浸会牧师担任青年归主第一场夜间布道的讲员。这次布道于1944年5月27日在芝加哥密歇根大道的音乐厅举办，葛培理获得了成功，当晚就有40人决志归主，这是他首次在布道中的“收获”。此后，他成为青年归主的兼职讲员，在美国多个城市担任青年归主布道会的讲员。他的讲道水平在不断的磨洗中日益精进。
1944年底，托利·约翰逊计划改造青年归主协会，并力邀葛培理租任协会的第一位全职市道员。经过短暂的考虑之后，葛培理接受了这一邀请。经西泉教会董事会同意后，他辞职离开西泉教会，返回芝加哥。青年归主的布道会多而密集。1945年1月，葛培理足迹遍及除亚特兰大和诺福克之外的中西部大城市。青年归主的布道会一般是中型的，参加人数在几千人左右。在青年归主工作的第一年，葛培理旅行里程达20万英里，超过7000人响应他的呼召决志归主。
从起初的呼召40人到7000人，是多大的突破！
据记载：到了高峰时期的1954年6月份一个月内他累计向300万人布道！（《葛培理布道大会历年情况简表》）
三、葛培理的中国情结
1、葛培理中国血统的妻子
1940年5月，葛培理从佛罗里达圣经学院毕业，获得道学士学位。这时候，他已经认定传教会是自己终生的事业。当年九月，他转入位伊利诺伊州的著名福音派神学院——惠顿学院，成为惠顿的一名新生、主修人类学。他认为对这一专业的研习会对自己的传教事业，尤是海外传教有所裨益。不久，他接替惠顿的校长雷蒙德·埃德曼博(RaymondEdman)，课余在附近一间浸信会小教堂开展教牧工作。他的表现很出色，得到了董事会的一致首肯。
在幽静美丽的惠顿校园，他遇见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女孩钟路得（Ruth McCue Bell）。女孩的父亲是美南长老会著名传教士钟仁溥Nelson Bell）。培理和路得的爱情之旅尽管不是一帆风顺，却也水到渠成。两人于1941年订婚，1943年8月结婚。在家庭的熏陶下，路得的宗教信仰极其虔诚，并且对传教事业至为热诚。她在传教士家庭出生成长，有着丰富的海外生活经验，这为葛培理以后的海外传教事工提供了良好助益。
1996年5月2日，葛培理夫妇获国会金质勋章；5月12日，获能卡罗光纳大学神学荣誉博士称号。（见《葛培理年表》）
1943年6月，葛培理毕业于惠顿学院，获得文学士学位，他满怀信心地开始了牧师生涯。葛培理在求学生涯中，前后辗转了三个神学院，且分别位于美国的中南、东南和北部。他这一特殊求学经历带给他的意外收获就是他拥有了比一般牧师多出两倍的神学院同学，又曾求教于三个神学院的众多老师。因此，他拥有了比一般牧师更为丰富的宗教网络，这令他日后的布道事业受益良多。同时，在三个不同地方的生活经历也是他人生的宝贵经验。他在佛罗里达州和伊利诺伊州均担任过牧职，这对他理解不同地区的人情世风也大有助益。
1949年，葛培理因洛杉矶布道大会而名噪全美。1950年，葛培理布道会这一福音传教组织正式成立。葛培理声望的提高为他社会网络的拓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而其在布道中展现出来的对其他宗教和宗派的宽容也便利了他宗教网络的拓展。葛培理逐渐开始与温和福音派、自由派乃至天主教和犹太教的领袖建立了强关系。与此同时，葛培理已不仅是一名巡回布道者，而且成为社会名人、福音派组织领导人。多种身份的交合使他得以将宗教网络作为平台，嵌入到更广阔的社会网络的顶层。葛培理扬名后不久，就和一些商界巨子、媒体寡头及地方政界领袖建立了强关系。而这类关系既有助于葛培理的布道事业，又成为葛培理发展顶层政界网络的重要桥梁。
2、葛培理与中国大陆的关系
葛培理的目标志在传播福音，他不会放弃中国这一大牧场，就像他希望进入苏联及东欧国家讲道一样，他也在找寻突破“竹幕”的机会。并且，中国曾是他的岳父钟仁溥传教达25年的地方，而岳父对他的一生影响颇大。
1980年，葛培理的夫人葛钟路得与她的三位兄弟姐妹重返中国。葛钟路得在这次来访中初步建立了她在中国政府和教会系统的网络，一些人对日后葛培理的访问甚有帮助。1985年，中国基督教丁光训主教表示邀请葛培理访华。1987年，葛培理获得了来自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正式联合邀请。中国基督教协会主席丁光训主教和对外友协会长章文晋成为他访华的中方主要斡旋者。葛培理在接受访谈时回忆到：“路得组成了一个中国专家委员会。尼克松给予了帮助；乔治·布什也是一样。一支来自国务院的学识渊博的团队昨天在这里整天为我们提出建议。一位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专家让我们受益匪浅，还有一位来自《时代》周刊的记者。前驻美大使章文晋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则是葛培理反复提及的与中国建立关系的重要桥梁人物。葛培理写道，我曾多次向他征求的建议。葛培理称他为中国之行的“哈拉兹提”（哈拉兹提是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老城区的一个宗教建筑群，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信仰的城市）。这里，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李敦白：他1921年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年轻时他拒绝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全奖，而就读于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1944年来华，1949年后选择留在中国，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外国专家。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历代中国领导人都有较为密切的往来。1949—1954年因“间谍”罪入狱，在“文革”后期又一次以“美国间谍”罪入狱，“四人帮”垮台后获释，1979年回美定居。后任他一手创办的Rittenberg&Associates，Inc.主席，该公司为在中国有商业往来的美国及其他西方公司提供咨询服务，也提供其他类型的咨询服务，同时旨在促进中美关系。他曾著有一回忆录。
此外，一些政界和教界高层人士也为葛培理的首次中国行出谋策，其中就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和访问过中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也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来访的葛培理一行。李鹏的接见使葛培理的到访获得了在中国媒体上的大幅曝光，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如此高规格地接见一位外国宗教领导人。在上海等地的访问中，葛培理还会晤了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前市长汪道涵等人。葛培理访华不仅受到美国媒体的重视，中国的很多媒体也予以报道，仅新华社就为葛培理此次来华配发了两条简讯、两条消息。葛培理先后访问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及葛钟路得的出生地江苏淮阴，与众多国家和地方的政府领导、社会各界领袖及宗教界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并在多个教堂和神学院布道。同时，葛培理还前往广州林献羔牧师组织的家庭教会进行拜访和布道（林牧师1924年出生于香港一浸会牧师家庭，因战争肄业于香港AllianceBibleInstitute.1950年成为牧师，长期任广州市大马站家庭教会牧师），并到中国福音派的领军人物王明道的上海家中拜访王牧师夫妇。
通过宗教资本、关系和结构的嵌入，葛培理及其关联组织建立了在中国的社会网络，并由此对中国的现状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到了中国问题的复杂多样性。因此，葛培理及东门国际的领导人从未像很多福音派右翼领袖一样叫嚣对中国进行制裁，而是一直通过自己的工作，让更多的美国普通公民全方位了解中国的现状，同时一直建议美国政府扩大与中国的联系、交流与合作，不要制裁中国。美国学者艾伦·赫茨克认为：“对与非民主政府有效关系的需求是为了保证传教之路的畅通。因此，葛培理支持对华贸易关系正常化，因为他相信这会为宗教接触和福音传播疏通渠道。”
1992年、1994年，葛培理又先后两次来华访问。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全国政协副主席吴学谦先后会见葛培理。
葛培理夫人钟路得亦率基督教代表团来华访问。1989年之后，国外宗教界众多人士对中国政府持敌视态度。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总量并不多，往往是负面报道。由于葛培理在美国和世界各国的盛誉，他对中国的访问成为众多媒体的焦点。中国的新发展以及中国的宗教状况随着他的行程和他的评说详细呈现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面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外宗教界及普通民众减少对中国政府的误解与偏见。同时，由于葛培理的特殊地位，他也有机会向一些高级官员、资深学者和宗教界领导人发表演讲或进行会谈，这有助于中国政界、学界和宗教界增进对美国基督教的认识并开展联系。1997年11月2日，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在洛杉矶世纪广场旅馆会见了葛培理。葛培理向江泽民表示：“我经常去中国的目的就是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葛培理成为中国宗教界通向美国的重要桥梁之一。
在葛培理的协助下，中国宗教界与美国的互动更为频繁。葛培理之幼子葛内顺担任主席的东门国际一直与中国的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基督教协会开展合作，并与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保持联系。宗教事务管理局成员多次赴美推动中美两国之间的宗教交流或宣传中国的宗教现状，东门国际或是担当邀请方，或是给予大量协助，为中国宗教界接进美国的宗教和政界网络助益颇多。1997年，在江泽民主席访美之前，东门国际邀请一个中国基督教领导人代表团访美，葛内顺通过自己的网络使代表团获得邀请参加了全国祈祷早餐会。在这次祈祷早餐会中，宗教局局长叶小文与克林顿总统进行了交谈，介绍了中国的宗教现状。目前东门国际与众多福音派组织与社会各界均拥有广泛联系。其刊物在美国众多基层教堂可以看见，东门国际的领导人和各部门负责人也经常在美国各类教堂、教会联盟或福音派非政府组织的会议上发表对中国现状的看法，这增进了美国社会对中国宗教现状的了解。
葛培理多次访华后，把中国的基本情况在美国作了大量介绍，对中国基督教会的情况介绍尤为详细，包括中国基督教情况概要的介绍和他所参观的各地教堂极为详尽的介绍。譬如，对中国教会牧师薪资，他就介绍说，当时（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工资水平吧）牧师每月的薪资为100—200元人民币，是学校教师的平均收入。（参见：Edplowman.BillyGrahaminChina.MinneapolisBillyGrahamEvangelisticAssociation1988.p.25.）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在美国披起轩然大放，为了平息社舆论，尼克松总统四处造势。葛培理应尼克松之邀请，组织了20条最有名的基督教保守福音派倾听基辛格简介对华政策。同时，葛培理也在这些领导人之间做疏通工作。这有利于尼克松的政策获得福音派的支结，葛培理在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基督教界及民众之间所做的协调工作，也相应起到了稳定当时的台美关系和两岸关系，有利于中美之间改善关系的客观效果。1988年葛培理首次访华后，坦承“我们两周半的访问并没有使我们成为当代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文化和社会政治体系的专家。然而，这些天我们竭尽所能进行了解。一有可能，我们就参观，聆听并提同……我体会最深的一件事是，我是多么不了解中国。正如李敦白反复说过的，任何人若自称是中国问题权威，只是显露出他的无知。”葛培理来到中国后，通过个人和自己的组织广泛与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包括基督教界及其他宗教界展开了联系，达到了宗教资本和关系在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初步嵌入。
葛培理在两次访华期间均向政界、学界和宗教界发表了大量正式或非正式的演讲。如2006年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就得到了葛培理的大力襄助。（李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载《人民日报》，2006年4月3日第六版。）
2018年2月21日，葛培理牧师在自己的家中蒙召归天。2018年2月28日，葛培理的灵柩抵达美国国会大厅，供美国总统和举国公众可以瞻仰、缅怀。当天，美国国会降半旗以最高礼仪纪念。美国当地时间2008年3月2日，葛培理布道会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为葛培理牧师举行隆重的追思礼拜。中国基督教两会委托时任中国基督教协会驻会副会长单渭祥牧师等2人代表中国基督教会出席。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教会人士及葛培理的生前好友共二千多人参加了追思礼拜。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彭斯均携夫人身列其中。
以上就算是我在阅读《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一书后，然后透过搜集其它书面的纸媒资料加以编纂的“读者文摘”吧，与各位共享，以便从不同的角度更加多方面地了解葛培理。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