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怪”？有人会说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无神论者吗？是的，他们是无神论者，但是你可知道他们和他们所创立的“主义”与基督教、圣经却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19世纪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革命家，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他们的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变迁，而且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并且在他们的著作中有许许多多的涉及到基督教和圣经的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青年时期都经历了宗教信仰的转变。马克思的父亲是一名基督徒，而恩格斯则是在严格的基督教家庭中长大。然而，他们在成年后都逐渐转向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摒弃了基督教的信仰。这一转变与他们对现实社会矛盾的关注密切相关，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因此，他们的宗教批判是对现实社会不公的一种反映和反抗。恩格斯曾经有一本专著：《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
我们知道：圣经都是 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它不仅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也对人类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圣经中蕴含的道德规范、人文精神、哲学思想，甚至是经济学，对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宗教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文明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国货”，它总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和文明中发展起来，是外来文化和本国文化圆融、交流的结果，基督教文化也不例外。《圣经》一书在写作方法上通过叙事、说理、诗歌、箴言、神奇故事等多种形式写出，别具一格，丰富多彩，与哲学、文学、美学、音乐、绘画、雕刻等诸多方面都有涉及，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读了该书既使人了解了基督教义，增长知识，更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圣经》不愧为是世界文化宝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无怪乎《圣经》是目前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李福忠著：《圣经感悟》）
以圣经为主导地位的基督教神学，最初创立是为了解构以及对抗古典哲学的。后者的代表为柏拉图。柏拉图继承了毕达哥拉斯的二重世界观念，提出客观存在着可见世界（物质世界）和可知世界（理型世界），其中理型是单一的，理型世界也是单一的。
基督教神学正是想要让这个二元对立的世界重新整合为一个，要使用的武器便是“爱仇敌”思想。马克思经济学说中存在大量经院哲学的影子，笔者在拜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以后，感觉尤为突出。
经院哲学，是运用理性形式，通过抽象的、繁琐的辩证方法论证基督教信仰、为宗教神学服务的思辨哲学。因教师和学者被称为经院学者（经师），故取名经院哲学。
基督教创立之初，就是一个“穷人的宗教”，它在罗马的穷人和奴隶中传播。因此，基督教最开始是极度敌视金钱的。但是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壮大，基督教吸收了众多富有的信徒，因此教义也需要跟着做出修改，进而让逻辑自洽，这便是经院哲学家思考的问题。
经院哲学家中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尔，就肯定了劳动对于价值的创造，其次是肯定劳动所得的报酬。
后来的经院哲学家还创造了“公平价格”学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核心：劳动价值理论，也批判资本的投机与剥削，这其中的学说多有借鉴法国的重农学派，而重农学派的起源，正是经院哲学。从基督教初期教义，到经院哲学，再到黑格尔，最后是马克思，西方的哲学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承与改变。（葆知林著：《论马克思主义中的基督教神学渊源》）
圣经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的批判以及他们对圣经文本的研究上。尽管马克思对宗教持批判态度，但他的思想发展并非与所有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有用的元素。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文献，包括圣经文本，从中汲取素材和典故来丰富自己的学说；恩格斯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关注圣经文本最多的学者之一。他坚持科学理性地解读圣经，并将早期基督教状况类比于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此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提到了圣经对欧洲社会结构和法律体系的影响。作为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包括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都对基督教和圣经很了解，而且深知其哲学价值、思想价值、经济学价值、文学价值等。就如我们上述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将基督教信仰和圣经作为哲学著作、经济学著作、文学宝库和将其中的一些观点、典故加以引用，并且运用得得心应手。这并不是说他们就真地信仰了基督教，而是说他们看到了基督教和圣经当中的作用。为此，笔者曾经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卷，其中只拿人物来说，39卷中曾经引用过80多个圣经中的人物，共300多次，而历代教会历史中的人物、事件还不算在内。39卷中共引用“基督”（即耶稣基督）63次，“保罗”12次，“参孙”6次，“但以理”6次，“彼拉多”5次，“大卫”3次……还有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如对阿德里安教皇(PopeAdrion)，基多(Guidod'Arezzo)，马丁·路德(LutherMartin)等又曾引用过许多，其中马丁·路德就引用过60次。这些简单的数字和情况就足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基督教和圣经是很熟悉的。（杨周怀著：《基督教音乐》第6页）
我们都知道卡尔·马克思出生于一个传统的犹太人家庭，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马克思的祖父是一位犹太法学家，而他的父亲在1817年宣布放弃犹太教信仰，成为一名基督教新教信徒。马克思的母亲也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荷兰拉比家庭。尽管马克思的父母都改信了基督教，但他们的家庭仍然保留了许多犹太文化的痕迹，马克思的犹太家庭背景对他的成长和思想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犹太家庭通过日常习惯将信仰教育逐渐灌输给子女。例如，有传统让母亲在孩子初懂事时翻开《圣经》，滴上蜂蜜并让孩子亲吻，以此来象征学习的乐趣。尽管他后来放弃了犹太教信仰，但他的家庭环境和文化遗产仍然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马克思看来，人们若想真的寻找宗教的本质，那么他就应该“既不在‘人的本质’中，也不在上帝的宾词中去寻找这个本质，而只有到宗教的每个发展阶段的现成物质世界中去寻找这个本质”。既然宗教只能在产生它的物质世界中才能得到说明，那么源于基督教中的“原罪说”或“根本恶”思想自然也只有诉诸现实世界方能得到真正的理解了。（唐晓峰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第16页）
那么，说到这里，我们不能回避许多人都知道的马克思对于宗教的一句名言： 1842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纲要》一文，他认为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这句名言我在年轻时候读马克思的著作时候就知道。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年7月19日—1979年7月29日），生于德国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哲学家、美学家、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被西方誉为“新左派哲学家”。他一生在美国从事社会研究与教学工作。对于马克思说的“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他是这样看待的：马尔库塞采取了回到马克思早期的宗教批判思想的方法，就是希望找到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正统路线不同的理解。我们看到，在《宗教对改变世界的作用》中，马尔库塞援引了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这段话：“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的这段话，曾经引起了很大争议，特别是他关于“鸦片”的表述，经常被误读为对宗教的否定和谴责，认为宗教仅仅代表了一种精神麻醉剂。马尔库塞在讨论这一段话的时候，显然是反对这种简单化的理解。他明确地表明，马克思的这段话表述的就是宗教的二重性即“解放形象”与“统治形象”的基本矛盾。即是说，马克思并不是仅仅否定或拒绝宗教，或仅仅将宗教理解为精神麻醉剂。只要社会的精神和身体的压破仍然存在，只要改变这种压迫条件的有效力量还存在，宗教作为“无情世界的心境”的一面就是需要的。或者说，宗教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就没有完成。马克思虽然表明宗教将最终从世界上消失，但是这也是以一个自由和正义社会的产生为条件。我们今天普遍接受一种二重性的理解，即一方面它是精神麻醉剂，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一剂良药”。马尔库塞早就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既然马克思没有否定宗教的积极作用，那么在我们讨论宗教对改变世界的作用的时候，马克思仍然可以作为参照。所以，马尔库塞说：“我相信，甚至到今天，如果不与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相遇，就不可能估价宗教在改变社会的作用。（《基督教学术》第二十一辑244-245页，朱彦明：《马尔库塞论宗教的革命作用及其理论困境）
在马克思一部伟大的著作《资本论》中，有多处涉及到基督教。如：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版序言“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在古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等等生产方式下，产品变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共同体越是走向没落阶段，这种现象就越是重要。”
《资本论》第三卷：“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会的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但是，正如数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
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中的“原始积累”和“神罪”对举，其意义相当重大。其之所以举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体现了剩余价值学说中的剥削的事实，它不折不扣是史前时期的根本恶，或者是这个时代的“原罪。”我们知道，亚当之“原罪”，就在于他食用了知识之果后与上帝的疏离，在宗教的这一与神的分离本身就是“罪”。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疏离或分与他所极力称许的“异化”相符合。所谓异化(entfremdung)，是在信仰中被疏远或被分离出来的意思。它在基督教中表现为亚当由于原罪被从上帝那里分离出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异化成就了亚当之为基督教的“原罪”，也是它成就了人的原始积累的“根本恶”。原始积累之所以被视为“根本恶”，就在于它使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其作为类的存在，以及人与他人之间出现了异化或疏离。（《基督教学术》第十八辑《马克思与根本恶》）
“这些工人和儿童在能自他们得到的资本取得真正的复利以前，必须先学会怎样去推动和运用这些资经发本。其次，市民社会所获得的巨额资本，即使在最活跃的共同体内也要经过多年才会逐渐积累起来，并且不是用来直接扩大劳动，而是相反地，一旦聚积成相当数额，就以贷放的名义，转移给另一个人，一个工人，一个银行或一个国家，然后接受的人在实际运用资本时从中收取复利,从而能够容易地向贷出者提出支付单利的保证。最后，如果只有生产或节约的规律发生作用，我们可以把它同路德的如下一段的巴中较一下：所以，在世界上人类再没有比守财奴和高利贷者更大的敌了(恶魔除外)，因为他想成为支配一切人的上帝。土耳其人、武夫、暴君也都是恶人，但他们仍不得不让人们生活，并自认为是恶人和敌人。他们有时还会同情某些人。而高利贷者和贪财之徒却想竭尽全力使整整个世界财富毁灭于饥渴、悲伤和贫苦之中，从而使他能独占一切，人人把他奉为上帝，去领受他的恩赐，永远成为他的奴隶。这时，他的心在欢跳、血在畅流。他披上貂皮长外套，带上金链指环，穿着华丽的衣服，擦擦油嘴，让人看来俨如尊贵的虔诚者，比上帝自己还仁慈得多，比圣母和一切圣徒还友爱得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567页）
以上是笔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看到的。这卷和第38卷属于同一单元，这两卷收载的是马克思在1863—1867年期间写的经济学手稿，所以也称为经济学手稿。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中，恩格斯在1893年11月11日写给左尔格的信中引用了圣经。在这封信中，恩格斯提到了《工人时报》上奥托利克斯（伯吉斯）评论费边派宣言的文章，该宣言的标题取自圣经，具体是《To your tents, oh Israel!》（《以色列人哪，回你们的帐棚去吧！》）。帐棚(tent)，游牧民族或军队居住的地方(创世记4章20节、25章27节、撒母耳记下20章1节)。帐棚通常用羊皮或布做成(出埃及记36章14节)，多半是黑色的(雅歌1章5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往迦南的途中，一直以帐棚作居所(出埃及记33章8节、民数记11章10节)。帐棚内用帐幕隔成内室和外室，内室供妇女居住。旧约后期，人们是住在房子里，但在诗句中，仍把房子称作帐棚(诗篇15篇1节、91篇10节、耶利米书30章18节)。犹太人有制造帐棚的行业，保罗就是曾经以制造帐棚自养自足(使徒行传18章3节)。圣经有时把帐棚比作天(诗篇15篇1节、19篇4节、27篇5节、104篇2节)，或义人的生活(箴言14章11节)。（引自中国基督教两会：《圣经简明词典》1392条）“雅各啊，你的帐棚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这表明恩格斯是熟知圣经的，他在其信件中引用了圣经经文，并且这一引用被收录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中，可查阅。
马克思对于基督教的研究是比较深刻的，在《批评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一)人对神的关系中他指出：
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空洞的同义反复，例如，本体论的证明无非是：“凡是我真实地(实在地)表象的东西，对于我就是真实的表象”，也就是说，对我是起作用的，就这种意义讲来，一切神，无论异教的还是基督教的神，都具有一种真实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论无神论宗教和教会》第15页）
各位读者，今天我们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与基督教、圣经的话题就暂时分享到这里。敬请关注下篇。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