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基督里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基督教（包括圣经）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在表达文章主旨方面，一些作品在题注上就引用了圣经原文，原文起着统领全篇表达。中国当代女性作家安妮宝贝的《莲花》在开篇前就直接引用了启示录21章1节的经文：“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以此来引发读者的思考，而文章的主旨也藉此得以表达信仰的改变与其对生命的意义。
国内知名的网络作家，中国闪小说学会会员刘浪的《浮生独白》也用圣经原文作题记：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旧约全书·创世记》这部作品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特别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异化问题。作者通过圣经对上帝造男造女最初意图的引用，将男女关系应有的状态呈示出来。这种状态与当前一些家庭中夫妻之间的孤独、无助和内心绝望形成鲜明对比。
有些作者引用圣经经文在作品中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或是故事建构的基石，或是情节突转的关键。中国著名的作家和散文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的史铁生在《我的丁一之旅》中用圣经大意（不是原文）作为自己写作的背景，他在“引文与回想”中写道：“‘太初，上帝创意宇宙，大地混沌，没有秩序。怒涛澎湃的海洋被黑暗笼罩着。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后来，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把生命的气息送他的鼻孔，他就有了生命。” 这样的引用使得作者的作品有了更加吸引人的积极作用。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这是杨剑龙教授的新著，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及创作关系的视角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填补了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某些空白。这本书不仅是杨剑龙教授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也为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互动提供了宝贵的视角。书中选取了与基督教文化相关的15位作家，包括鲁迅、周作人、许地山、冰心等，展示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20世纪文学之间的关系。
以上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大致反射出了现代作家对基督教、对上帝、对圣经的理解，他们的理解呈现比过去任一个时代都更为丰富的多样性和创造性，也反映了他们对圣经的信赖。总体而言，由于基督教新教在过去二百余年在中国的发展，这个时代对基督教的认识已经有了一定的积淀，在作家队伍中，许多人通过接触教会、阅读《圣经》、接受教会学校教育、接触带有基督教色彩的西方文化等方式对基督教的上帝和圣经产生了或深或浅的认识。新文化运动否定传统而对西方文化敞开胸怀，终于使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理解和接受上帝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儒家传统的干扰，也摆脱了上帝因其所谓的西方面孔而引起的拒斥，出现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倾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与基督教信仰相融的倾向，这些体现在他们的作品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无须在是否产生误解和从神学角度来看待这样的范畴中来讨论作家们对基督教，包括对圣经的理解，而只能将之作为一种从生存处境出发进行的选择和创造来考察。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他在年轻时曾就读于教会学校，包括杭州的之江大学（前身是育英书院）和蕙兰中学，这些学校由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的美国北长老会差会创办。郁达夫的创作中流露出基督教的气息，不少作品中的主人公是基督徒或受帮助于基督徒，人物形象塑造为富有基督教意味的受难者与拯救者，主人公常常具有浓郁的忏悔色彩。例如，他给新文学团体取名“创造社”（隐喻上帝创世纪），刊名“洪水”（也是来自于圣经创世记），透露着《圣经》的故事与意象。郁达夫对基督教的精神进行了世俗化的解读和运用，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牺牲精神、苦难意识和忏悔意识。他没有把耶稣当作高高在上、脱离世人的神，而是将他看成一个有血有肉愿意为人民大众牺牲自己的人。郁达夫的作品中出现了基督教文化的意象，如金色的十字架等，这些基督教信仰意象的运用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小说有了更深刻的意蕴和多层的解读角度；郁达夫在描写人陷入困境、更加堕落、获得救赎的叙事模式时，借鉴了圣经的叙事模式，但他的故事没有脱离中国的时代背景和自己的性格特征。他笔下的人物也无法摆脱困境走向光明的未来。如他的小说《迷羊》，题目就是来自基督教的隐喻，意指上帝的迷途的羔羊。这种“迷途”，在《迷羊》中正表现为迷失于爱欲之途，小说既写了感性的沉溺与放纵，又写了失途的困惑与迷惘。读者从小说中能感受到，在感性的放纵之中是没有生存远景和目标的，这就是所谓“迷羊”的含意。再如他的小说《南迁》，描述了一个青年人伊人的堕落与救赎。伊人本是在日留学繁荣帝国大学的学生，可是在日本妇女的M的引诱下，丧失了名誉和金钱，甚至患上了疾病，整日郁郁寡欢。在英国人E的推荐下去了房州，结识了基督教徒C夫人和O，O是一个容易害羞的女孩子，她就像天使一样净化了他的心灵。但最后O得了伤风，而伊人也得了伤风。天使没有能救赎堕落的青年。这说明只有上帝可以拯救人的基督教信仰思想。
这里，我们着重介绍一位作家许地山先生。许地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特且多面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是一位学者、社会活动家和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位基督徒。许地山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曾留学英美，游历新加坡、缅甸、印度等地，致力于东方文化、文学的研究与译介，在多个学术领域都有显著的成就。
在文学创作方面，许地山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著称，他的散文《落花生》广为人知。许地山的作品不仅在中国受到欢迎，也在海外有着广泛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他的作品至少被翻译成了日语、俄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六种语言
他的海外译介趋向多元，从上世纪30-50年代的日译本，到60年代的俄译本，再到70-90年代日译内容的丰富，以及21世纪后多语种译文的出现，显示了他的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力。
许地山的作品中确实蕴含着丰富的基督教思想元素。他的生活和创作都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这一点在他的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许地山本人是基督教徒，他曾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并在1916年加入了基督教闽南伦敦会。他的基督教信仰在他的作品中有着深刻的体现。例如，在他的名篇《缀网劳蛛》中，主人公尚洁的人生经历与基督教的教义相呼应，展现了基督教的宽容、博爱和救赎的精神。尚洁的形象体现了基督教的价值观，她的宽容和博爱与基督的形象相类似，这也是许地山对基督教教义的赞美和宣扬的一部分。
此外，许地山的小说叙事模式也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他的创作中，或描写基督徒的生活，或礼赞基督教的思想，使他的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基督教色彩。由于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他的小说叙事模式具有独特性，或多或少受到了《圣经》文本的影响，构成了他小说创作的独特魅力。
在许地山的作品中，基督教的苦难观也是一个重要的元素。他的《商人妇》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被丈夫遗弃的妇人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惜官的宽恕和爱仇敌的思想都源于一种基督精神，体现了许地山基督教思想中的苦难观。
在许地山的小说中，基督教的救赎精神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例如，《缀网劳蛛》是他发表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了1921至1924年间的12篇作品。这部小说集以其异国情调和基督教宗教色彩而著称，其中的故事多以南洋或印度为背景，展现了浓郁的南国风味和异域情调。《缀网劳蛛》中的主要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尚洁的故事。尚洁是童养媳，逃离婆家后与长孙可望结为夫妻，但后来遭到遗弃，独自到马来半岛生活。尚洁的人生经历与《马太福音》中耶稣复活的叙事模式相似，体现了在苦难中重生的意义。尚洁对待盗贼的宽容和博爱，展现了基督教的救赎精神。
许地山的创作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他的小说中，基督教的人物形象、叙事结构、隐喻手法等都有所体现。例如，他的《落花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非常著名的一篇叙事散文，写于1922年。这篇文章通过描述一家人收获花生的情景，借物喻人，揭示了花生不图虚名、默默奉献的品格。文章强调了人应该做有用的人，而不是只追求外表体面而对他人无益的人，表达了作者不为名利、只求有益于社会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在《落花生》中，许地山通过简洁的语言传达了基督教的爱和奉献精神。
许地山的小说中，基督教的泛爱主义思想也有所体现。在《春桃》中，主人翁春桃的形象被塑造为善良淳朴，同时超越了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展现了战乱时期一女两男同在一起生活的温情图景。她不仅是一个勤劳、坚强的劳动妇女，而且在面对名义上的丈夫李茂和实质上的同居者刘向高的关系时，表现出了凛然大义以及女性的自尊独立和干脆果敢的性格，在宗教意义上是超越凡俗情欲的神圣与崇高，蕴含着基督教泛爱主义的理想成分。
许地山在1923年发表的《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一文中，提出了当时中国所需要的宗教应具备的条件，他认为基督教的发展趋势与这些条件相符，显示了他对基督教的偏爱与执着。最难得的是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把中国基督教的信仰希望寄托在中国人自己身上，他认为基督教信仰的精华最终不是传教士给予的，而是中国人自己去吸收和消化的。
总的来说，许地山的作品中基督教元素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从基督教情怀到文学创作，从人物塑造到叙事技巧，都可以看出基督教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基督教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反映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并通过他们的作品得以广泛传播。这些作品中呈现的对基督教观念的理解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基督教观念的接受情况，同时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反过来影响着当时和以后中国人对基督教观念的认知。就我们在此所要关注的基督教上帝观而言，在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中，呈现了空前的广泛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基督教的上帝以“上帝”、“神”、“耶和华”、“主”或普通代词等多种形式出现，有的人兼用着不同的语词，但其中最为常用的是“上帝”一词，这可能跟当时教会大多采用“上帝”一词，以及出版的圣经也大多采用该词有关，然而词语的选择对他们而言似乎并非需要特别留意的“问题”，他们也许是根据自己所受的影响，也许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着用词，不同选择的具体原因难以一一考证。而在人们对选用哪个词不以为意的情况下，除了特殊情况外，考证亦无太大意义，而他们如何理解该词所指涉的对象，才更值得我们关注。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中，耶稣形象的研究是一个无法避开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对对上帝与耶稣的接受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因而在考察受基督教影响的作家对上帝的接受情况之前，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他们对耶稣的理解和表现。
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周作人、陈独秀和钱玄同等几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直接谈到过对耶稣的理解。后来他们的这些观点和其他一些内容被汇总起来以《新文化中几位学者对于基督教的态度》为总题发表在《生命》月刊第2卷7至8期中，对于这些“汇总”笔者曾经拜读过。在这里，鲁迅的弟弟、著名作家周作人重申了1920年12月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上发表的“圣书与中国文学”讲演中的观点，认为《新约》中有显著的人道思想，“马太福音中登山训众的话，便是适切的例：耶稣说明是来成全律法和先知的道，所以他对于古训加以多少修正，使神的对于选民的约变成对于各个人的约了”。其修正包括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教导改成“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5章39节）；把“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改成“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5章44节）。周作人非常赞赏耶稣的这些教导，感叹“这是何等博大的精神”，并认为“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我们要想理解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奇等的爱的福音之文学，不得不从这源泉上来注意考察”。耶稣的“言行的表现，便是爱的福音的基调”；“基督教思想的精神”就是爱。（参见：《新文化中几位学者对于基督教的态度》，《生命》第2卷第7期。）
现代作家们所受耶稣精神的感染则集中体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作家通过文学形象的塑造表达出对耶稣人格的认同和欣赏。
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曾说过：“伟大文艺中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这伟大的心田与人格来自写家对他的社会的伟大的同情与深刻的了解。”老舍在1922年夏天在北京市缸瓦市基督教堂接受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基督教徒。他的基督教信仰对他的影响持续了一辈子，尽管他在公众场合几乎不谈论基督教，也很少去教堂，但他并没有改变宗教信仰，只是将其从口边移到心底、不去那么张扬而已，因此许多读者并不知道老舍是基督徒。老舍的基督教信仰类似于作家冰心，重精神轻仪式，他崇尚基督与人为善和救世精神，并不拘于形迹。老舍把他的基督信仰付诸于自己的作品中，在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具备基督精神的平民形象，当然也批判了那些虚伪的基督徒。作为受洗为基督徒的老舍，他的“伟大的心”和“伟大的人格”中就包含着耶稣基督的精神因素。受洗归主后的老舍将字改为“舍予”，显示出基督教舍已救世思想的启迪。1922年老舍在南开学校举行的“双十”庆祝会的公开演讲中说：“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一个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必须准备，再负起一个十字架。”（甘海岚：《老舍年谱》第112页）在此，老舍以耶稣背十字架来比喻为当前的社会责任作出牺牲，显示出耶稣牺牲精神对他的影响。老舍意识到在这样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中的牺牲之必须，以及耶稣式的牺牲精神之可贵。（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第94页）。
类似的牺牲精神还表现在《四世同堂》 中的钱默吟身上。老舍借瑞宣的眼光这样描写钱默吟：“钱先生简直的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真的耶稣并没有怎么特别的关心国事与民族的解放，而只关切着人们的灵魂。可是，在敢负起十字架的勇敢上说，钱先生却的确值得崇拜。不错，钱先生也许只看到了眼前，而没有看到‘永生’，可是没有今天的牺牲与流血又怎能谈到民族的永生呢?”（老舍：《四世同堂》下第525页）这里再次表现出老舍对耶稣牺牲精神的推崇，同时也反映出老舍从现实国家民族的灾难处境出发对耶稣牺牲精神的反思，认为在这样特殊的处境中，将耶稣式的牺牲精神移植到为国家民族的解放而牺牲上，无疑具有合理性。也许这暗示老舍有意无意中在将内心深处的宗教情感与现实处境相结合，或以基督教信仰激励自己在现实面前的斗争。类似的倾向也反映在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的一个重要角色钱默吟的一句话中：“我常在基督教教堂外面看见信、望、爱。我不大懂那三个字的意思。今天，我明白了：相信你自己的力量，盼望你不会死，爱你的国家!”（老舍：《四世同堂》上，第424页）这显然不是基督教的原意，然而，在这种意义的转移中也许正包含着一种将信仰的力量汇入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而斗争的实践中去的思考。
近几年，随着现代文学与基督教关系研究的展开，研究者逐渐呈现一个反映耶稣人格的人物画廊来，除了上述老舍笔下的人物外，冰心的《一个不重要的兵丁》中的福和、《我的同学》中的C女士和《我的学生》中的S等表现了普通人身上体现出的耶稣的爱和牺牲精神，对此，笔者在福音时报有专门的文章介绍；许地山《缀网劳蛛》中的尚洁、《商人妇》中的惜官体现出耶稣爱、宽容和忍耐的精神；巴金《田惠世》中的田惠世折射出耶稣的爱与献身人格，请如此类的人物还有不少。
中国现代文学还有一些作品直接演绎了耶稣故事，借此表达作家的各种意图，而这种演绎本身也包含了作家对耶稣形象的理解。
基督教是伟大而普世的、圣经是真理而权威的、是永不枯竭的源泉，也是文学创作永远的题材。以上是笔者对于基督教对一些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中基督教思想和元素表现的简述，本来想控制一下字数，但是不知不觉已经有近一万七千字了，真的抱歉！谢谢您的阅读！
参考书目：
1.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192-193页。
2.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第130页。
3.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第128-129页。
4.杨剑龙：《旷野的呼声》
5.程小娟：《God的汉译史》
6.老舍：《黑白李》
7.《新文化中几位学者对于基督教的态度》
8.菲利普.W康福特：《圣经的来源》
9.宗教文化出版社：《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一辑
10.宗教文化出版社：《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11.宗教文化出版社：《圣经与中外文学名著》
12.宗教文化出版社：《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处境》
13.开明出版社：《许地山选集》
14.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茅盾小说经典》
15.辽海出版社：《鲁迅全集》等不一一详细赘述。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