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些日本人极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可在铁证面前，这些邪说显得无能为力。而这些铁证中，自然少不了一位伟大中国女性的日记，她在南京惨案期间，将鬼子的暴行记录了下来。
她叫程瑞芳，于187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她生活的时代，传教士来到了武汉，并开展科教文卫事业。程瑞芳受到福音影响，进入教会开办的学校接受教育。她1897年毕业于武昌护士学校。
毕业后，她在武汉的美以美会妇科医院任职，凭借着专业的护理技能和善良仁爱的心，在工作中赢得了众人的赞誉。1922年，程瑞芳出任圣希里达子弟小学校长，开启了她在教育领域的生涯。1924年，她进入教会开办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担任舍监，这一职位让她深入到学生的生活中，负责管理宿舍等事务，成为学生们的良师益友。
1937年12月，在鬼子即将攻破南京城前夕，传教士魏特琳、程瑞芳、陈斐然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组成了三人非常委员会，负责留守学校，建立金陵女大难民所，收留那些在战火中失去家园的妇女儿童。
南京沦陷后，大量难民为了躲避鬼子的屠刀，如潮水般涌入金陵女大。校园瞬间挤满了一万多名妇孺。程瑞芳和魏特琳等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不仅要为这些难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还要时刻与企图强行进入校园掳走妇女的日军对抗。
程瑞芳承担了校内卫生、产妇生产及儿童护理等繁重工作，她不辞辛劳地在校园内四处奔波，为保护难民竭尽全力。魏特琳在日记中多次提及程瑞芳，并称其为“亲密助手”，对她的忘我精神和高效率工作给予了由衷的赞美。
在南京大屠杀恐怖岁月里，程瑞芳亲眼目睹了日军的种种暴行。于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将所见所闻写了下来，揭露了日寇在南京城的魔鬼行为以及广大同胞的苦难。有些文字在今天看来，仍令人不寒而栗。
“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亲有六十多岁，一连三个兵用过，女儿四十多岁，两个兵用过，都是寡居，简直没有人道。”
“（日本）宪兵还是将姑娘拖在院子里奸，不是人，是畜牲，不管什么地方。”
“他们（日军）真是贼，什么东西都拿去，现在南京一个空城了。太平路房子只有八九家没有烧，夫子庙都烧了，府东街烧了一半，陈明记的店也烧了，快要成一片焦土。”
这些记载成为侵华日军在南京暴行无可辩驳的铁证。有学者指出，《程瑞芳日记》与已经公之于世的外籍人士所著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及《东史郎日记》互相印证，是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又一重要铁证。
抗战胜利后，远东军事法庭建立，审判松井石根等罪大恶极的战犯。为了让南京大屠杀的恶魔受到正义处罚。1946年，程瑞芳远赴日本，在法庭上作证。她以自己在金陵女大安全区的亲历亲见，控诉了日军在中国南京所犯下的烧杀抢掠的种种暴行。尤其是广大妇女同胞遭到强奸以及杀戮等等禽兽行为。她的作证成为指控松井石根的铁证，促进了这位战犯被宣判绞刑。
1952年院系合并后，程瑞芳离开南京，回到武汉居住。1969年8月，程瑞芳走完了她不平凡的一生。但她所留下的日记和她的英勇事迹，却值得每位中华儿女铭记。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