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以前，这个世界仍然深陷一战的创伤当中。工业化加大了贫富差距，快速发展的现代化破坏了社会道德。1925年，包括70位女性在内的670位教会代表，聚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生活与工作大会。他们想要寻求一种集体性的社会伦理，来治愈遭受创伤的人们，并再次把分裂的人类联合在一起。
“人们曾经对这次会议很满意，但是如果你找寻这次会议的结果，你会发现你什么都找不到。”乔森（Jonas Jonson）说道。他现任瑞典教会斯特兰奈斯教区荣休主教。
退休后，他用了很多年撰写了有关于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文章。他所著的内容主要注目于为什么1925年大会对全球的基督教体系有重要影响，以及介绍该大会的发起人内森·舍德布洛姆主教（Nathan Söderblom）（《内森·舍德布洛姆：被呼召去服侍》）。
“就当时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1925年的斯德哥尔摩，普世教会合一会议真的召开了。”他说道。
一战后世界如此支离破碎，以至于即使是基督徒，也无法面对面彼此相见。当时，大多数欧洲教会是国家所有的教会，所以教会里面充斥着民族主义和战时计划。
“举个例子来说，德国人和法国人，他们彼此实际上非常疏远。”乔森解释道。“能够让他们的代表聚集在同一场会议上，并且连续一周以上面对面交流，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内森·舍德布洛姆是这个奇迹发生的关键性人物。他在1914年被任命为瑞典教会乌普萨拉大主教，并因筹备此次大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在那个时候，瑞典的路德宗教会几乎涵盖了瑞典的全部人口。作为大主教，内森·舍德布洛姆与社会各界都有联系。他推动教会合一的努力最早起始于一个小型基督教团体，该团体致力于促进各教会之间的联合，并援助有需要的人。1914年，正值战争爆发之际，他们当中有80人在德国康斯坦茨聚集，成立了一个名为“促进人民友谊联盟”的团体。战争中断了聚会，但是成员们始终用信件保持联系。
当他们再次于1919年在荷兰聚集的时候，内森·舍德布洛姆分享了他关于国际教会聚集在一起召开大会的异象，这将会是一次面向全世界发声的普世会议。“他用了五年去筹备这次会议。”乔森说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付出难以置信的努力，因为大多数人仍被战争的创伤困扰，他们根本无法聚集在一起。”
乔森相信内森之所以能成功地做到这个事情，是因为他是“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他可以精通瑞典语、法语、德语和英语，并且能够阅读拉丁语和希腊语。内森曾经还是宗教历史的教授，也是一个音乐家和天生的外交官。他的档案馆里保存了六万封他与世界各地人们交流的信件。
瑞典本身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瑞典在一战中保持了中立的立场，整个国家所呈现的是未受到创伤并且非常现代化的状态。不仅如此，瑞典当时还有各种进步的改革运动，比如说瑞典已经实施了女性选举权。“整个瑞典当时都被卷入了这次的会议中。”乔森补充道，“内森大主教把所有能联合的力量都联合在一起。但是我认为他是用一种不死不休的精神在工作：在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六年后，他就去世了。”
1925 年的会议之所以在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主要是因为两个关键原因。
首先，它是第一次全球性的普世大会，汇聚了由各教会选举产生的代表，这一点与早期的会议不同。比如1910年的爱丁堡世界宣教会议或基督教青年会（YMCA）会议，当时的代表所代表的是独立教会或跨宗派组织。“从1925年的会议开始，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主要以机构的形式存在，即作为教会委员会而存在，”乔森解释道。
其次，它改变了基督教伦理的关注重点。几十年以来，基督教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个人道德上，而斯德哥尔摩会议首次提出要关注社会道德，特别强调了体制性问题，如贫穷，不平等以及战争。“从那时起，这一社会伦理的思潮在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讨论上往往占据主导地位。”乔森说道。
到1948年为止，生活与工作会议与信仰和秩序会议（Faith and Order, 主要关注教义和教会结构）合并为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即WCC，又译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该组织至今仍致力于倡导和平与公义。
今年，瑞典的教会为纪念会议的百年历史，把8月18日至25日设为普世教会合一周（Ecumenical Week），并设定为主题为“上帝和平的时刻”。这个呼吁在今天依然和1925年的时候一样紧迫。
一个世纪以前，国际公平的构想和规则基础上的世界秩序刚开始被提出。“当各教会再次推动和平回到公共视野的时候，他们注目在建立国际机构来维持法律与人类的和睦共处。”乔森说道。会议要求“强制仲裁”；面临挑战的国家在走向战争局面之前要和平解决彼此的纠纷。在接下来的十几年，像联合国和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这样的机构在教会的支持下被建立起来，实现了最初的异象。
然而这个梦想在今天仍备受攻击。“多边外交的机构正在被各国所破坏，国际法也被无视，” 乔森说道，“现在有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正在俄罗斯、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地方再次悄然抬头。如今，人们实地见面变得很困难。许多国家不允许外来人员入境，签证很容易被拒，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你能想到的世界上最有破坏力的事情，就是你把这些民族主义既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又当作信仰。”乔森说道。
基督教的发展动力到如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非洲国家的独立与其他历史进程，非洲教会和全球南方的其他教会为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观点，让“全世界合一”（oikumene）成为现实。然而，包括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在内的组织机构的财力、人力及组织资源，已日渐减少。
中国的故事是这百年叙事中一条鲜明的主线。在1925年的会议上，有两位中国代表出席：一位是当时担任中华基督教会联合会总干事的诚静怡先生，另一位是范懿珍女士（Miss Y. J. Fan），他们在官方会议的报告中出现过。
“他们真的很引人注目，因为在1925年的环境下，他们是很特别的，”乔森说道。“诚先生见多识广，他常常到世界各地参加会议，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补充道，当时很多年轻的中国基督徒，已经开始在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和基督教青年会等全球性团体中发声。
“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一直以来都是年轻人的运动，”乔森说，“一百年以前，中国的教会主要是由年轻人来主导。”
中国的普世教会运动之旅还在继续。之前，中国有四个教会是1948年成立的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的创始成员，他们在朝鲜战争的时候退出了。1991年，中国基督教协会（The China Christian Council）加入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
乔森本人与中国也颇有渊源。1972年，他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革命时期的路德宗宣教：中国经验，1944–1951》。后来，他在日内瓦的世界信义会（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工作，研究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交流与碰撞。在1970年代末，他成为瑞典教会公认的中国形势专家，并出版了有关于中国的著作。
在20世纪60年代末，因为苦恼于教会的保守主义和妥协的宣教实践，许多年轻的瑞典基督徒将目光投向第三世界，寻求属灵的复兴。与拉丁美洲的神学并行的是，正在发生改革的中国被视为实践平等理念的典范。乔森也有类似的观点。
上世纪70年代，他曾形容中国“实现了教会曾希望达到但未能落实的部分”，他谈到“中国改革是上帝对世界救赎计划实现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并将其与解放神学联系起来。后来，在《中国：教会、社会和文化（1980）》这本书当中，他认为，中国创造的生活条件比许多基督教国家更加公正。
他见证了上海基督教沐恩堂在文革之后的重新开放。“在文革期间很多教会长期关闭。在教会重新开放之后，我看到数千人来到教会敬拜。”他说道，“我在中国的大部分时间正值重建时期，教会重新回到公共视野，重新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并能够为建设中国社会做出贡献。我认为，这整个过程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他注意到教会根基重建的速度之快。“事情进展得非常快。突然之间，一批教会领导者出现，他们承担起责任，把整个局面维系起来，并在中国教会沉寂多年的情况下，尝试重建教会体系 。”乔森说道。在此期间，乔森与丁光训主教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友谊，后者是中国基督教新教的领导人物之一。
乔森还回忆起瑞典差会在中国的工作。在长沙以北的益阳，他们创办了一所小型的信义学院。“这些建筑（信义大学教学楼）依然在那里，它们采用了中国的风格建造，现在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曾经去过几次。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留下的众多历史记忆之一。”
他同时也承认了他对于中国教会的现状是不太熟悉的。“在现在的西方社会，关于中国以及中国教会的资料，比起十年以前公开资料比较少，我也一直在忙碌其他的事情。”但是他说，“总体来看，中国教会几乎可以算作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教派。此外，她在神学、学术和属灵层面都有着丰厚的积累。我衷心祈祷，中国教会能够继续保持坚强、保持活力、保持忠心和保持勇气，并且再次在世界基督教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民族主义的抬头，乔森回顾了内森大主教的教导：教会既要有“身体”也要有“灵魂”——历史和文化塑造的身体，圣灵引导灵魂和在基督里共同的信仰。
“多元是好的，分裂是坏的，”乔森说。“当我们协作的时候，我们要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尊重我们的不同。”
“教会必须找到出路，不仅要生存下去，还要重新获得力量，为多边主义作出贡献。多边主义既体现多元文化、普世合一和关系性，也与自然、创造以及其他宗教相关。”他说道。
回顾100年的普世合一运动，乔森把这个运动称之为“神的祝福，都是圣灵的工作”。教会发生了难以置信的改变。“我们现在在斯德哥尔摩相聚时，这里充满了友谊和自发的互动。人们是以朋友的身份见面的。”他补充道，“在1925年，他们彼此怀疑对方。”
他也回忆了在普世教会合一周所度过的美好时光：来自大马士革的叙利亚东正教宗主教坐在地上，在斯德哥尔摩的公园里和孩子们玩耍。
对于乔森来说，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是一场友谊的运动。“没有个人性的关系，你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如果把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变成官僚体系，它就会名存实亡。”他说道，“我只希望各国国界能够再次开放，人们能够自由地出行和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