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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教务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写到：“在《圣经》的汉译中，中国人表现的极为消极，只有两次关于翻译《圣经》的尝试。”这两次尝试分别指的是第一位注解《圣经》的华人基督教神学家何进善以及第一位独自翻译《圣经》片段的中国近代杰出翻译家严复。

从1904年开始，王宣忱与北美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相识，并成为他的译经助手。在西方传教士和这些中国助手的努力下，“官话和合本”得到读者的高度评价与赞扬，被誉为“模范的翻译”。1933年，王宣忱独立翻译的《新约》译本在山东青岛出版，共612页，史称“青岛译本”。

在十九世纪以前，还没有汉译《圣经》全译本出版，中国人作为中文助手进行笔录及加工润色。十九世纪初期，汉译《圣经》工作由传教士主持，而此时的中国人仍作为传教士翻译《圣经》时的助手，起协助作用。中国人在圣经汉译的历程中经历了由译经助手到独立译经的角色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