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维藩曾将“本土文化”视为“透明的棱镜”，当基督教经过本土文化这个棱镜的时候便折射出不同色彩的光束。汪的比喻是要指出“永恒的道”在不同的文化媒介中必然会有不同的彰显，孕育出不同的样式。“道”在西方就成了西方基督教，而“道”进入东方、乃至中国，便自然成了中国基督教。笔者大致赞同这种观点，只是觉得需要补充说明。首先，无论是什么地方的基督教，其基于上帝的超越性及特殊启示的独特性是不会变更的；其次，如果我们将本土化的基督教理解成第三世界国家的基督教，那么还需要考虑到“基督教西方化”的问题。笔者并非赞成本色化的进路，只是觉得若要进行基督教的东方化或中国化，除了必须面对上帝的超越性及特殊启示的独特性外，还必须面对基督教的西方化，毕竟第三世界国家的基督教乃是从西方世界传过来的。这就成了基督教东方化绕不过去的坎。
笔者的基本进路其实很简单，以基督教中国化为例，笔者认为真正的中国化并不是将基督教纯化后再赋以中国文化的形式，而是站在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特殊处境中去重新考量圣经的教导及西方基督教的属灵遗产，哪些是我们必须持守的，哪些是我们应当承继的，而哪些则是可以继续创新的。毕竟，中国的基督教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是西方基督教栽植在中国土壤中的产物。即便在宗教的形式、组织、制度、神学等方面存在着某种“不服水土”的情形，但其基督教本身仍与西方基督教并无二致。我们一定要看到西方基督教与中国基督教并非水火不容，而是有着传承及发展的关系。因为历史总是向前发展及扩展的，在历史中的基督教也不例外。当基督教从西方传到中国后，这种从西方而来的基督教自然要面对与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相融合的问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整个的抛弃西方基督教，却是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西方基督教也是从使徒那里传承过来的，故此，我们必须透过西方基督教继续传承自使徒而来的基督教信仰及灵性遗产，并且在我们的文化及社会处境中继续思考，基督教的中国化样式该如何。
笔者之所以如此看待，是相信基督教不仅有其地方性、普世性，更有其宇宙性。就“宇宙性”而言，基督教具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必须找出在基督教信仰中具有永恒价值的那些要素是什么；就“普世性”来说，基督教也有普世的价值，即便是西方基督教，其灵性遗产中亦明显含有普世性价值的部分，是需要所有的普世教会予以继承的；最后才是她的地方性，这在神学思想及教会体制方面则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处境化。如果，我们将基督教的宇宙性与普世性对应耶稣基督的神性，将其地方性则置于与其人性相对应的位置，那么，“神人二性”如何不分不离不混不换，本土化的基督教也应当是兼具永恒性与地方性的双重特征。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