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与厦门近代妇女解放

民国大学者胡适提到宣教士时指出：“他们传教之外，还带来了一点新风俗，几个新观点。他们给了我们不少教训，其中最大一点是教我们把女人也当人看待。”（见《祝贺女青年会》）的确，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妇女地位十分低下。福音入华后，基督徒以神的标准移风易俗，大大提高了妇女地位。在厦门近代史上，教会为妇女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兴办女学

中国具有悠久的教育传统，教育历来都是古代统治者重要的立国之本，尊师重道的美德也一直在中华大地上延绵不绝，不少西方人也惊叹于中华的教育传统。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使广大妇女极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她们除了懂点《女儿经》等封建道德训诲外，几乎没有更多知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如同一道闸门，将无数的妇女挡在学堂之外，形成了与优良教育传统极不相称的现象。宣教士十分重视妇女教育，他们普遍认为妇女都是孩子的母亲，她们负有孩子启蒙的责任，如果缺乏应有的文化知识，是很难培育出健全的下一代，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

1846年，英国伦敦会养为霖牧师（William.Young）夫妇来到厦门。次年，他们在其住宅开设女学，收学生十二人，为厦门女学之始。1865年6月1日，打马字牧师（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第二任妻子马利亚来到厦门。1867年，她开设“周课”，教妇女读《圣经》，1870年，在竹树堂办女学堂。1874年，打马字长女清洁（Katherine.Talmage）和二女马利亚（Mary.Elizabeth.Talmage）也来到厦门，她们被厦门人亲切地称为“大姑娘、二姑娘”，她们积极参与女学的兴办。后来，竹树堂失火，女学遂迁到鼓浪屿田尾。教务由二姑娘负责，以培养基督化家庭的贤妻良母为办学宗旨。到鼓浪屿后，学校命名为毓德女学。学生主要来自漳州、泉州等地的乡村。

毓德女学没有明确的学制，大约为5年。学生每周上课5天，每天早晚都有敬拜。星期六清洗教学楼。主日休息，上教堂做礼拜。学生除了进行信仰教育和教罗马字以外，还学中文和算术。中文的教材是《四书》，教师是清代秀才，算术没有课本，由教师自编教材。毓德女学附设有师范班，女学毕业后可进师范班读3年师范。1921年，毓德女学取消师范班，在原寻源中学旧址开设毓德女中，学制4年。学生毕业后可以升大学，也可以当教员。1931年，邵庆元担任毓德女中校长，他认为不管男女都可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于是积极培养女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他仿造社会体制，称学校为“毓德市”。设有建设局、教育局、卫生局等“部门” ，各班的班长就是公安职员，副班长是教育职员。他的教育方法大大提高了女学生的见识和能力，使她们成为厦门市的光和盐。

1886年，大姑娘在鼓浪屿创办田尾妇女福音学院。主要招收已婚妇女，也有不少不堪忍受封建势力压迫，逃离家庭的女子入校。此外，英国长老会也在鼓浪屿兴办了怀仁女中。教会在厦门创办女学，提高了妇女地位，使她们得到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同时也为教会、社会培养了不少杰出人才，如：中国最早女牧师之一的何恩及、中国妇产科奠基人林巧稚、中国最早女指挥家周淑安等等。

收养女婴

在重男轻女思想盛行的封建社会，很多家庭都希望能养育男孩，好继承香火、家业。当时，女孩在不少人家受到厌弃，有的家庭为了减轻养育负担，惨无人道地将新生的女婴丢弃乡野，甚至溺死。宣教士出于对生命的关爱，设立怜儿堂，收养被遗弃的女婴。

1861年，美国归正会胡理敏牧师（Alvin.Ostrom）乘福音船前往石码宣教。船行在溪上时，见一个木盆在水上漂浮，他仔细一看，见盆中乃一女婴。他出于怜悯，立即收养了这位被遗弃的婴儿，将她带回鼓浪屿，托同工叶泰代为养育。这个女孩后来进入女校学有所成，长大后成为吴封浚牧师的牧师娘，并培养了不少属灵后代。

1883年，英国长老会两位女宣教士来到厦门，她们看到很多女婴遭到遗弃，无人养育，十分可怜。遂与美国归正会合作，在鼓浪屿鹿耳礁建立了怜儿堂，日常事务由归正会的大姑娘、二姑娘以及长老会的倪马义、承明冬等人负责。据吴炳耀牧师记载：“为之收容，雇褓母为之顾养。旋移乌棣角怀仁女学对面另建的宿舍。衣食教养，均由其负责。及届就学年龄，则令入女学读书。其由美公会所属教会而来之儿童，则令入美公会所设田尾女学，英公会所属教会儿童，则在怀仁学校就学，与一般学生受同等教育。及笄更为择配成婚，俾得室家之乐。”

在怜儿堂，被遗弃的女孩得到很好的照顾，并学到了不少知识。据一位被收养的人回忆：“凡怜儿堂的儿童，均有入学受教育机会，学、膳及书藉、文具等费，均由怜儿堂负责，每年添置衣服、鞋、袜各两付，可谓比上不足，而比下则有余矣。其不愿读或不会者，则留怜儿堂内帮忙，学习家政，为将来成婚理家训练。”

怜儿堂的设立，救助了不少女婴，更促进了社会各界对溺婴、弃婴的反思，闽南地区的这种丑恶现象也日益减少。民国建立后，随着各种新观念的推广，对女孩的重视日益增进，怜儿堂已无开办的需要，光荣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禁戒缠足

相传南唐后主李煜为满足自己病态的审美观，命嫔妃以帛缠足，使脚纤小屈上作新月状，在莲花台上翩翩起舞。后来，中国社会纷纷欣赏李后主的审美标准，一场噩梦就此临到中国妇女身上，她们为了适应时代要求，被迫从4、5岁起，以布帛紧束双足，使足骨变形，脚形尖小成弓状。此举严重摧残了她们的身心健康，使她们无法像正常人那样活动。宣教士来到中国后，强烈地谴责这样的陋习。他们认为，神创造人类，赋予人灵魂与肉体的完整性，以非自然的方法戕害肉体，不仅不人道，更违背了主的教导。因此，很多宣教士都投入到禁戒缠足的运动中。

1874年，在厦门宣教的英国伦敦会麦高温牧师(John.Macgowan)看到广大妇女饱受缠足之苦，出于对罪的义愤以及对妇女的同情。发起了中国第一个禁戒缠足组织——厦门戒缠足会。尽管遭到重重拦阻，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事业。当年就有十余人同意不给女儿缠足。1877年，在上海召开的来华宣教士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反缠足被作为重要议题进行讨论，得到大多数宣教士的支持。到1894年，厦门加入戒缠足会已有800余人。次年，英国立德夫人在上海发起“天足会”，麦高温在会上作了重要演讲，将这场运动推广到中国各地，教会信徒以及维新派人士纷纷响应。面对社会上不断高涨的反缠足运动，清政府于1902年颁布法令，废除缠足，摧残妇女的陋习，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除了麦高温，厦门教会不少人也参与禁戒缠足的运动。叶汉章牧师著有《戒缠足论》痛斥缠足的危害。在书中他写到：“爱人之道，莫先于爱己子女，奈何将己之子女，自五六岁时，则苦其足，牢束紧扎，俨似烙逼，气阻不行，若同压踝?……或观缠足之时，紧扎呼痛，母即酷打其女，强使之痛楚难堪。”

解救婢女

奴婢制度在中国由来已久，很多穷人养不活女儿，就把她们卖给大户人家做婢女。不少婢女在主人家做牛做马，饱受虐待，甚至被残害致死。民国时期，厦门很多富裕之家都蓄养婢女，主人虐待她们的事件时有发生，仅鼓浪屿在20年代末就有不少婢女被活活打死或不堪凌辱而自杀。

许春草长老对婢女的遭遇深表同情，只要看见有人虐待婢女，他总是按耐不住义怒，经常出面干涉。面对社会愈演愈烈的虐待婢女事件，他毅然挺身而出，兴起解救婢女的运动。1929年，许春草在鼓浪屿笔架山召开群众大会，倡议成立“中国婢女救拔团”解救婢女。他痛斥蓄养婢女的罪恶，呼吁大家行动起来，救她们于水火。他最后慷慨陈词到“愿有良心的兄弟姐妹们，跟着我来！天父支持我们！”

中国婢女救拔团成立后，为了安置投奔而来的婢女，许春草设立了收容院。据他的儿子许牧世牧师回忆，“这个婢女收容院创办后不数年，即收容了婢女五六十人，多的时候超过百人，一直维持到太平洋战事发生，父亲进入内地，始移交国际救济机构管理。婢女们在收容院读书认字，早晚有灵修聚会，由教会热心姊妹义务前来教读圣经，学习唱诗、祷告，及龄的即择配结婚。这些女子以后多半接受救恩，成为信徒。她们在院及离开后都很敬爱我父亲。”

当时有很多社会上有权势的家庭（海军警备司令部副官王经和台湾流氓头子林滚等）的婢女来到收容院寻求保护，引起了他们主人的不满。他们采取了威逼利诱等手段逼迫许春草交出婢女。但许春草不畏强暴，与他们作坚决的斗争。解救婢女运动得到社会广泛的支持，各界人士纷纷支援许春草的义举，在社会的压力面前，那些权势者的行为终告失败。

救世医院的很多医务人员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同情婢女的遭遇，积极支持中国婢女救拔团的工作，并不辞辛苦地为收容院的婢女服务。不少女子到收容院时，已是遍体鳞伤，许春草立即送往医院治疗，她们得到医生护士无微不至的照顾。医院还酌情减免医药费。在救治她们的7、8年间，除了一个重伤女不治身亡外，200多位女子，都得到治愈。

许春草长老救助婢女的行动，使很多女子逃离了魔窟，得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的义举彰显了基督的荣耀。卓全成长老曾回忆说，“许春草所办事业，我无条件的赞成。因为他所作所为，都符合基督的道理。”

参考资料

《闽南基督教大议会年录》
吴炳耀著《百年来的闽南基督教会》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卷：基督教天主教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张圣才著：《圣徒与战士—许春草传》
许牧世著：《忆念我的父亲许春草先生》
吴保罗著：《来厦传教士列传》

（说明）本文有关毓德女中的部分内容，根据朱昭仪老姐妹、朱思明老弟兄采访记录整理，愿主纪念他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