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古以来，人类总为与神圣的相遇，设立专属的所在。诚然，上帝的存在并不受空间的限制；祂无处不在，随时可被遇见。然而，当人与上帝在某个特定之地相遇，那地方便超越了地理的概念，成为意义的所在：承载信仰、历史与人心的交汇点。基督徒称之为“教堂”，这是神与人相遇的“某处”，也是灵魂得以安歇、思想得以升腾的所在。
本系列将带领读者走进世界著名的教堂，领略建筑的艺术之美的同时，更去感受那穿越时空的信仰力量，石墙之间，历史的长河里，人与神相遇的瞬间，如何化为永恒。即使人心败坏，世界支离破碎，美依然拥有拯救的力量。
伯明翰第十六街浸信堂
人类走向二十世纪时，西方世界曾满怀信心地讲述着一个关于“进步”的故事。人们相信，新生的力量，诸如，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日益高涨的世俗主义、不断突破的科学，将像势不可挡的浪潮，席卷并取代旧的生活方式。这些运动坚定地立足于“今世”的道路，而非指向缥缈天堂的超验之途。在这股以理性与物质为核心的新思潮审视下，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基督教，自然成了被挑战甚至被否定的对象。
进步幻象与上帝的“退场”
当尼采宣称“上帝死了”时，他意图撼动的不仅是一位神祇的存在，更是整个西方文明赖以构建意义的世界图景。如果那位人格化的、与人立约的上帝不复存在，那么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核心、连接神圣与人性的一切理解，似乎都成了过时的叙事。二十世纪初的乐观主义者们，预言着一个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的黄金时代。然而，现实很快露出了冰冷的面目。两次世界大战的烽火、极权主义的幽灵、集中营的烟囱与古拉格的冰霜，接连击碎了“文明”必然线性向前的迷梦。
人们逐渐意识到，许多曾被自豪地归为“现代文明”基石的观念，比如，从国际法的准则到个人权利的尊严，从对弱者的怜悯到对正义的渴望，其精神经纬，竟深深编织于基督教的传统沃土之中。前几个教堂故事中或许探讨了基督教如何塑造了一个世界；而这里要追问的，是这个世界如何在新的、前所未有的威胁下，才恍然察觉自身与这一传统的血脉关联，以及当人们雄心勃勃地试图将道德与公义等终极问题，完全收归人类理性与权力的掌控时，究竟引发了怎样的后果。
这个崭新又混乱的世界，向基督教抛出了一个尖锐到几乎致命的问题：一个以全然慈爱、绝对公义之神为核心的信仰，如何在一个处处可见不义、时常弥漫邪恶，且其信徒常成为加害者或旁观者的世界里，依然保持其可信性？当“什么是对的、善的、真的”变得愈发模糊，成为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彼此厮杀的信条竞相争夺的定义权时，二十世纪非但没有成为人类告别野蛮的黎明，反而成了各种“新神”在全球施加恐怖与死亡的世纪。“公义”这一概念，变得前所未有的飘摇与危险。
伯明翰的伤痕
要理解这种信仰与现实间的尖锐对立，以及在一个剧烈变动的世界里，“基督教的公义”究竟意味着何种沉重而具体的实践，或许没有比美国南部腹地更充满痛苦、矛盾与细微差别的舞台了。随着二十世纪推进，在经历了两次大战的幻灭后，美国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老欧洲更加坚定地自视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然而，这也意味着，在一个因种族、阶级而高度撕裂的社会里，对同一位上帝的信仰，竟能演绎出天壤之别的实践。当制度性的暴力在“吉姆·克劳法”的阴影下屡屡爆发时，“公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便以最残酷的方式砸在每个人面前。而吊诡的是，对这个问题的每一方回答，几乎都声称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塑造。
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第十六街上的那座浸信会教堂（16th Street Baptist Church），正是这样一个凝聚了所有张力与痛苦的焦点。它的建筑朴素得近乎严肃，没有哥特式的尖顶，也没有彩绘的玻璃窗。这种刻意的朴素本身，就是一种神学宣告：浸信会传统坚信，信仰的核心在于内心的改变与圣经的话语，而非外表的辉煌。这座教堂的历史，就是一部黑人社群在奴役枷锁挣脱后，于新式压迫中寻求尊严与解放的缩微史。它始建于1873年，由新获自由的黑人信徒创立，并迅速成长为社区的心脏。它不仅提供属灵的慰藉，更在教堂地下开辟出房间与办公室，为在种族隔离下被系统性剥夺教育、法律平等权利的同胞提供切实帮助。第十六街浸信会教堂，因其对公义坚韧不拔的承诺而闻名。
这份承诺，最终引向了荣耀，也招致了难以想象的惨痛。1963年9月15日，一个主日学的早晨，阳光与往昔并无不同。十四岁的辛西娅·韦斯利、卡罗尔·罗伯逊、艾迪·梅·柯林斯，以及十一岁的卡萝尔·丹妮丝·麦克奈尔，在教堂地下室的洗手间外，彼此帮忙整理衣裙和发饰。就在此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撕裂了周日的宁静。三K党成员预先安置的炸弹爆炸了。四名女孩的生命，在最天真无邪的时刻，被赤裸裸的仇恨瞬间吞噬。
教堂之所以成为目标，正因为它是民权运动在伯明翰的灯塔与堡垒。就在同年四月，马丁·路德·金博士正是从这里的台阶出发，带领游行队伍走向市政厅，抗议种族隔离的不公。他在随后被捕入狱期间写下的《伯明翰监狱来信》，雄辩地将黑人争取自由的斗争，置于基督教“出埃及”和耶稣受难的宏大叙事之中。这使得第十六街浸信会教堂，在捍卫旧秩序者眼中，成了必须摧毁的象征。
针对孩童的卑劣暴行，像一记重锤，敲醒了无数美国人的良知。爆炸的硝烟尚未散尽，悲痛与愤怒如潮水般涌动。此时，教堂的牧师约翰·克罗斯站了出来，他强压着自身的震惊与哀恸，通过一只临时找来的扩音器，以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开始诵读《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古老的诗篇，如同一道宁静的堤坝，试图拦住即将决堤的暴力。在随后的葬礼上，讲道人呼吁以“保持冷静、美善、仁慈、纯真”来纪念逝去的孩子。讽刺而深刻的是，那个主日学原定的课程主题，正是“饶恕之爱”。幸存下来的会众，决心行走在这条近乎不可能的人间道路上。
然而，废墟之上，信仰最深的拷问也升腾而起：如果上帝是公义的，祂当时在哪里？祂所应许的公义，又在哪里？世俗意义上的司法公义并未迅速降临。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在當地白人社区的“沉默之墙”前举步维艰。首名罪犯直到1977年才被定罪；最后一名则于2001年才被绳之以法，其间已逍遥三十余年。辛西娅的父亲克劳德·韦斯利，在得知首次起诉的消息时，只是平静地说，他希望“公义能够得到伸张”。这平静之下，是多少个日夜的煎熬与疑问。
这便引向了那个萦绕不散的核心问题：一个宣称上帝既全爱又全能的信仰，如何在一个公义迟来、恶行常胜的世界里，保持其可信性？公义为何如此缓慢？为何允许无辜者承受这样的苦难？许多人的心中，都不由自主地回响起旧约先知哈巴谷那撕心裂肺的呼喊：“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 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
当人自命为公义的仲裁者
上帝是公义的终极来源，却也带来一个难题：如果上帝的心意是唯一标准，而人又难以完全看清，那么谁有资格在世间“辨认”并“执行”公义？更进一步，如果有人坚信自己掌握了上帝的心意，他是否就能超越一切人间法律与道德？
历史用鲜血写过许多肯定的答案。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德国农民领袖托马斯·闵采尔坚信自己直接领受了上帝的启示。他鼓动信徒“铲除不敬虔者”，要用暴力清洗世界，建立上帝的公义国度。在他眼中，教会的忍耐是懦弱，社会的改良是虚伪，唯有革命才符合神意。最终，他的军队被击溃，他自己也被斩首，头颅悬于城墙，成为狂热代价的冰冷警示。
时间跳到二十世纪末，这种“越权”在高度现代化的美国以更复杂、更可怕的方式重演。“大卫分支派”的领袖大卫·科雷什凭借对《圣经》预言的熟悉，建造了一个封闭的末世王国。他自称是《启示录》中“展开书卷的羔羊”，拥有解释和执行上帝审判的绝对权力。当执法部门介入时，科雷什视之为“邪恶势力”对“上帝选民”的围攻。1993年4月，一场大火与枪战带走了八十六条生命，包括许多儿童。讽刺的是，同样是那篇抚慰人心的《诗篇》第23篇，在科雷什口中却成了号召死战的檄文。
从闵采尔到科雷什，历史一再显示：一旦个人或团体自以为垄断了神圣公义的诠释权和执行权，就很容易走向排他、自义与暴力。他们试图在人间强行建立完美的“上帝之国”，结果往往造出更深的地狱。然而，这些只是信仰光谱上最刺眼的极端。在基督教历史的长河中，更常见的是另一种看似“软弱”却坚韧的形态：在忍耐中盼望，在行动中顺服。伯明翰第十六街浸信会的普莱斯牧师曾给出不同的回答：“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他会在他的时间里施行公义，而不是在我们的时间里。”对他而言，公义的延迟不表示上帝缺席；教会的使命是在等候神最终的公义审判之前，通过教育、服务、对话与非暴力抗争，在生活中活出爱与公正，同时把终极的审判谦卑交托给上帝。他常引用先知弥迦的话：“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这里，公义不是由人发起并终结的战争，而是与上帝同行的生命旅程。
在破碎世界中的充满盼望
对于大多数身处主流传统的基督徒而言，基督教关于公义最深刻、最革命性的贡献，在于它将“爱”不可分离地编织进了公义的核心。当律法师问耶稣哪条诫命最大时，耶稣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从此，公义不再只是冷冰冰的律法条文，而是要以爱为出发点、以爱为衡量、以爱为成全。这一观念深刻塑造了西方文明，从十字架到人权运动，都渗透着这种爱与公义交融的精神。
然而，“神就是爱”的宣告，并没有消除世间的苦难与不义。这促使基督教神学必须直面“恶的难题”。早期教父爱任纽认为，人类被置于一个充满试炼的世界中，通过自由意志不断选择善、效法基督，灵魂得以锻炼成长，最终走向与上帝的合一。在这种理解中，苦难成了“灵魂塑造之谷”，公义在漫长的救赎历史中逐步实现。
奥古斯丁则提供了另一条思路。他认为，恶是“善的缺失”，源于人类以自由意志背离上帝。人无力靠自己纠正扭曲，唯有依赖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显明的恩典。公义首先是上帝的工作，然后才是人在恩典中的回应。这两种思想传统，影响了历史上基督徒面对不公时的不同姿态。罗马帝国晚期的波爱修斯身陷囹圄，在狱中写下《哲学的慰藉》，坚信至善的上帝终将伸张正义，最终坦然受刑，展现了在苦难中坚信善必胜的古典风范。
二十世纪的德国牧师朋霍费尔则走上了另一条路。他因反抗纳粹被捕，一生警惕“廉价的恩典”，主张真正的恩典是“昂贵的”，要求信徒为爱与公义付上代价。他拒绝逃离，选择与同胞共担苦难，最终在集中营殉道。他的生命成了“依靠恩典作出牺牲”的现代见证。圣经《启示录》为这一切挣扎描绘了终极盼望：“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公义完全实现、爱得最终胜利的景象，也是基督徒共同的盼望终点。
无论是认同“灵魂锻造”之路，还是“恩典依赖”之途；无论是积极投身变革，还是默默祷告行善，基督徒所仰望的都是同一个景象：基督终结一切不义与悲伤，让“以前的事”真正成为过去。
在伯明翰第十六街浸信会教堂——一个曾在种族隔离时期遭受爆炸袭击的历史遗址——普莱斯牧师将历史、神学与实践凝聚成一种具象的智慧：“我们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交织体。”这座教堂既是沉重记忆的承载地，也是鲜活敬拜的群体，更是指向未来宽恕与和解的记号。在黑人被剥夺许多基本权利的时代，这里曾是少数能自由祈求公义、倾诉痛苦的空间之一。普莱斯牧师说：“敬拜与公义紧密相连，一旦分离，二者都会破碎。”
二十世纪的教训表明，对公义的追求，应当是一种“活出来的祈祷”，不仅用口诉说，也用脚行走、用手劳作，甚至用生命献上。这需要坚韧，其力量不来自掌控世界，而恰恰源于那挑战世界逻辑的教导：“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
那么，在终极公义降临之前，人间实现某种程度的公义是否可能？普莱斯牧师的回答简单而深刻：“当然是可能的——耶稣已经显明这是可能的。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如今也拥有同样的能力，只要我们顺服上帝的道路。但问题在于：这很艰难。”正是在这种坦诚“艰难”却依然持守的盼望中，在这种让爱与公义永不分离的实践中，基督教走过了危机与重生的二十世纪，并继续面对未来的拷问。公义，始终是一场在历史中进行的、既神圣又属人的艰难求索。而信仰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它赋予人在这条路上不至绝望的勇气，以及看见那超越现世之光的盼望。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安徽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