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曼圣经汉文全译本的文化意义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最早可溯至唐朝，1625年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表明当时已开始翻译《圣经》。16世纪，天主教再次进入中国。1737年（一说1738年），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工作的英国人霍治逊（John Hodgson）在广州发现了一份《圣经》译稿，精心抄录后带回英国，汉语题名《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会编》（Quatuor Evangelia Sinice）。霍治逊将手抄稿呈赠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长汉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olane），后者将其统一编入了斯隆收藏。手稿依据拉丁文《武加大译本》翻译而成，包括“四福音书”（福音合参）、“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希伯来书”中的一章。据韦利克教授（Bernward H. Willeke）考证，它是天主教巴黎外方教会传教士白日升（Jean Basset）大约在1700年翻译而成。
这部至今都没有出版过的手稿对后来的《圣经》汉语翻译起到了奠基作用。1822和1823年，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两部完整汉语《圣经》，即马士曼译本（Marshman’s Version）和马礼逊译本（Morrison’s Version）（统称“二马译本”）分别在印度和中国出版，而二马译本都不同程度地参考和依据了白日升译本。
基督教新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与《圣经》被翻译为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语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5世纪，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荷兰文、西班牙文《圣经》相继问世。用民族语言翻译《圣经》奏响了宗教改革的序曲，信徒开始自由阅读《圣经》，与上帝直接建立联系，作为信仰与生活的准则。各国基督教会期望脱离拉丁文《圣经》的桎梏，努力推进本国、本地区、本民族语言的《圣经》翻译，对世界范围内的平民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1799年，在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的影响下，31岁的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和威廉·华尔德（William Ward）来到印度，共同组成了著名的“塞兰坡三人组”（Serampore Trio）。因浸礼会不属于英格兰的国教圣公会，马士曼等人在东印度公司统治下的印度生活和工作颇觉困难，于是他们又转到丹麦统治下、位于加尔各答郊外的一个小镇——塞兰坡，建立了布道站、教堂、学校，并逐渐发展出以印刷与出版为主的传教方法和路线。他们三人以建立了高效的印刷所、翻译印刷众多译本的《圣经》而著称于世，其当年创办的学校存在至今。
1804年4月，威廉·克里等人制定了翻译包括汉语在内的多种东亚语言《圣经》的计划，《圣经》的汉文翻译由马士曼负责。马士曼的翻译工作自始至终得到了拉撒（Joannes Lassar）的帮助，他是出生于澳门的亚美尼亚人。1810年，马士曼以木刻雕版印刷了《此嘉语由于所著》（《马太福音》），1811年刊印了《此嘉音由嘞所著》（《马可福音》）。马士曼远在印度，没有参考任何其他《圣经》汉译本，困难之大，不言而喻；其译文晦涩难明，亦不难想象。
马士曼将“福音”译为“嘉音”、“耶稣基督”译为“意”、“约翰”译为“”、“耶路撒冷”译为“意啉”、“圣灵”译为“神魂”、“洗”译为“蘸”，所有的人名和地名都采用了音译加口字旁的方法。
1813年，马士曼在塞兰坡出版了《若翰所书之福音》（《约翰福音》），这是第一本铅字活版印刷的汉语书籍，比国内最早的铅字活版印刷汉语书籍早了9年，在汉语印刷出版史上的意义非同寻常。马士曼也高兴地认为用活版铅字印刷《圣经》汉语译本，是他们取得的一项非凡的成就，不但可以灵活印刷，而且成本大大降低了。这部书的汉语翻译水平显著提高，文笔变得较为通顺，人名、地名、神学专名与马士曼1811年版的译著不同，马士曼1815至1821年版《新约》的翻译风格和专名译法也可视为是在本书的基础上的继承和修订。
在马士曼翻译《圣经》的同时，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也在从事《圣经》汉译工作。通过每年两次贸易季节从欧洲出发的商船经印度到广州这样的渠道，马礼逊于1809年将白日升译本抄写一份寄给了马士曼，在随后几年里，马士曼又得到了马礼逊于1813年出版的《新约》译本——《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1815至1822年，马士曼用活版铅字刊印了《新约》，1816至1822年陆续刊印了活版铅字的《旧约》。
1822年，马士曼在印度塞兰坡用活版铅字印刷了五卷本的《圣经》，根据史料记载，这是第一部完整的汉语《圣经》，1823年5月，马士曼的长子约翰·克拉克·马士曼（John Clark Marshman）将第一本汉语《圣经》呈送大英圣书公会。除《圣经》外，塞兰坡教会印刷站还出版过他的博士论文，第一部英译《论语》（英汉对照），以及研究汉语的字形、发音、语法的《中国言法》（Clavis Sinica，又名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马士曼还与他儿子一起创办了印度历史上最早的英文报纸《镜报》（Mirror of News）。
1813年，马礼逊的《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新约》）出版完毕。1817年，马礼逊还在马六甲刻印了《我等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1823年，马礼逊以《神天圣书》为名，用木版雕刻一次性刊印了《新约》和《旧约》。1824年5月，马礼逊亲自将《神天圣书》呈送给大英圣书公会。二马译本开启了中国人拥有完整汉语《圣经》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
浸礼会始终偏好马士曼译本，他翻译的《创世纪》和《出埃及记》被认为胜过了所有的译本。根据浸礼宗的教义，水礼只可以浸礼的方式施行，并认为这是希腊文原文的唯一意义，这是浸礼会与其他宗派最本质的差异。和塞兰坡浸礼会所有语言的《圣经》译本一样，马士曼使用了“蘸”字，后来的译经者则采用了“浸”字。今天浸礼会仍普遍使用后者的译名，出版与其他宗派不同的“浸”字版《圣经》。与其他宗派在神学观念和专名翻译上的不同，浸礼会坚持不懈地对马士曼译本进行修订和翻译，产生了后来的高德译本（Goddard’s Version，1851）、胡德迈译本（Hudson’s Version，1867）、怜为仁译本（Dean’s Version，1866）。
用中国语言文字表达中国文化中完全没有的基督宗教的概念，是基督宗教翻译史上最具挑战性和争议性的内容，必定要通过创造、借用、转化、意译、音译、音意合璧译等方式，才能建立起基督宗教的汉语话语系统。
天主教传教士白日升未完成的《圣经》译本，对《圣经》汉译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马礼逊和马士曼在翻译时都着重参考了他的翻译，尤其是白日升译本在众多神学专名的翻译上，影响保存至今。这部福音合参本以“神”、“耶稣”、“罪”、“洗”、“耶稣基督”、“恩宠”、“先知”、“使徒”、“福音”等确定的专名，用“神”字翻译了“God”，而不是教皇圣谕的指定专名“天主”，通过二马译本在基督新教中得以继承。即使在后来“译名问题”无休止的争论中，“神”字也被保留下来。直到今天，基督新教《圣经》汉语译本中仍然有“神版”和“上帝版”之别。
通过对白日升译本的修订、发展和整本《圣经》的翻译，马士曼和马礼逊还开启了基督新教汉语话语体系的创建之程，如“亚伯拉罕”、“马利亚”、“摩西”、“保罗”、“所罗门”、“耶路撒冷”等等，奠定了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不同专名翻译的基础，以及基督新教汉语神学系统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