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抗战烽火 奏时代强音——浙江基督教界爱国事迹追述

日前，浙江神学院举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启动仪式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同时，举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料展，追忆历史，缅怀先烈。浙江神学院院长潘兴旺牧师说，70年前，无数爱国志士前赴后继，英勇奋战，基督教界不少人士也与祖国人民一起浴血奋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和英雄人物，表现出在大敌面前的爱国主义情操。　　

倡导教会自立，把握主动权

从历史上看，我国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之后，不少中国基督徒在诸多不平等条约面前，强烈意识到教会自立的重要性。在上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徒发起自立运动，脱离境外教会的控制，把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教会手中。浙江教会和浙江籍的基督徒表现尤为突出。

浙江鄞县籍的俞国桢（1852-1932年）牧师以爱国爱教为宗旨，1905年冬，倡导在上海筹建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此想法马上得到许多同道牧师的支持。1906年，自立会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继而引起全国性的自立运动。温州平阳城关黄时中、姜铭臣、陈日铭，鳌江范志笃、陈楚卿、朱信之，北港林溥泉、吕信真、俞竹庭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随即予以回应，俞竹庭、吕信真赴沪与俞国桢会长接洽。不久，由俞国桢禀报浙江巡抚部院批准，设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平阳分会。继平阳之后，1912年12月5日，梁景山与众人响应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俞国桢会长的号召，组织成立温州耶稣教自立会，梁景山被推选为首任会长，开启了浙江各地教会发起自立的风潮。

开展慈善救济，保家卫国

1937年，侵华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后，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浙江遍布硝烟弥漫、妻离子散的人间惨象。浙江教会除了维持正常的教会事工之外，纷纷组织设立慈善救济机构，设置以教堂为单位的难民救济所，以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资助的难童保育所，以及市际慈善团体所设立的伤民医院、难民收容所等形式，开展浙江省内的慈善救济工作。

1937年11月，教会在杭州的各种慈善团体以“救济受伤及避难人民”为宗旨，组织成立“杭州华洋慈善团体联合救济会”。至1938年1月，已设立伤民医院6处，难民收容所17处。

1938年，绍兴浸礼会蒋德恩牧师注意到当地许多儿童缺乏衣食，便呼吁友人捐助，所办的收容所儿童人数从20人急增至200多人。杭州浸礼会民众堂葛烈腾先生借蕙兰中学、弘道女中校舍为址，创办难民救济所。后来该会在浙江的难童救济工作还延伸至嘉兴、湖州、宁波等地。

当时，杭州是全国协进会难童救济工作最为显著的地区。据1939年5月报告，全国协进会救济的难童为4195名，而杭州的8处难童保育所共收难童1560名。另外，嘉兴有难童收容所1处，有难童15名，又有日间保育所1处，教养难童200名；湖州有3处难童保育所，借用监理会、浸礼会及天主教会之处所，收养难童共200名。1939年6月，宁波、绍兴开始创设难童日间保育所，各收养难童300名。这些难童救济保育所，除了供给难童的膳食，还组织学校课程，对难童进行必要的教育。 

为了更好地开展难童救济工作，中华基督教协进会耗资巨大。截至1940年12月13日，共拨款至浙江善款15万多元。1941年又拨1万多元，占到全国善款的一半以上。

抗战期间，最引人注目且对社会贡献最大的当属基督教医院。当时有媒体报道称：“在这次战争里，贡献最大的可说是基督教的医院了，他们在飞机轰炸、炮弹横飞的火药烟幕下，镇定地救护着伤兵和伤民。任凭火焰冲天在近邻，不论是医生护士乃至仆役，都把他们的生命交托给上帝，日以继夜，手忙脚乱地照护断臂残肢、血肉模糊的重伤者。每处沦陷的前夕，政府医院不得不以走为上策，把遗留的创伤勇士交给高举基督的医院。不但如此，他们还设法救治那些从火线下来而不及送院，甚至无院可送的受伤者，这些沉毅而又勇敢的医士们，怀抱着多大的爱心呢！”

抗战时期，浙江基督徒不仅积极开展慈善救济工作，还有很多人挺身而出，保家卫国，浴血奋战。

牧师加入共产党，率先拥护“三自宣言”

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创始人尤树勋牧师（1892-1970年），生长在基督徒家庭，1907年受洗入教，为圣道公会信徒，早年毕业于温州圣道公会艺文中学（即循道公会），1915年进入金陵神学院深造。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正在上海参加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议的尤树勋见证了惨案的经过，激起了他的爱国情怀，成为他设立温州中华基督教会的重要契机。

尤树勋的反帝爱国举动，得到温州诸多爱国革命人士的鼓舞和支持。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有关人员多次登门与他商议，希望他能将推行教会的自立活动作为“主张人民自主”和“民运”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1926年11月6日，尤树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温州独立支部的12名成员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陷，尤树勋返回温州，重任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会长一职。接着，他开始着手筹建温州教会联合会，并于1942年成立“基督教温属联合会”，并担任首任会长。新中国成立后，该联合会成为三自革新运动的联合力量，率先拥护“三自宣言”，召开“抗美援朝革新签名大会”，成为温州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雏形。　　

教堂成了党的秘密机关活动地和联络点

王纪良是慈溪市鸣鹤镇人，在 1927年，20岁的他来到鸣鹤镇基督教圣公会圣保罗堂任传道，并在附属圣保罗小学任教。1931年转至观城圣约翰堂附属圣约翰小学任校长。1941年又回鸣鹤镇圣保罗堂任传道。

1943年，中共地下党“秘系”特派员周明、赵平以“教友”身份，较长时间住在鸣鹤镇基督教圣公会圣保罗教堂内，并以“棉布小贩”的身份为掩护作通讯联络工作，开展地下活动。王纪良和他的妻子唐杏仙为人善良，共同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多次帮助部队机关传递文件、保管军需品，护送部队官兵的妻子到可靠的信徒家中临产休养，并掩护有关人员虎口脱险。

张达生原是温州三育中学教师，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自接触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同志后，了解到革命的真谛，并投入革命事业。他借助美国差会创办的三育学校在郊外偏僻处的有利条件，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革命活动。

1936年春，张达生家成了中共浙江省委的交通站，因为家里清静安全，省委多个工作会议就在他家召开。1938年，新四军缺医少药，上海组织了一批医疗药物、器械等运抵温州，交由张达生转浙闽边区临时省委。张达生多次避开日军、国民党军的封锁，将物资转送给新四军。1939年，上海党组织挑选热心抗日救亡工作的青年40余人，分两批由张达生安排住在三育学校内，再由省委派人护送至新四军驻地。

1942年后，张达生家转为浙南特委交通站。张达生负责购买大家赴上海开会的船票。特委在山区需要的纸张、油墨、电池、电筒、药物等，都由张达生以三育学校名义采购。张达生一生为革命事业尽心竭力，作出卓越贡献。他坚定地认为，信仰与革命活动不存在矛盾。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响彻中华大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各界人士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宣传和支持抗日救亡运动。音乐界人士汇聚力量，发起抗日救亡的歌咏运动，逐渐形成全民性热潮，对推动和宣传抗日救亡运动，鼓舞广大军民抗日的决心和士气起到巨大作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刘良模则是该运动最早的发起人和重要推动者之一。

宁波镇海籍的刘良模，早年就读于沪江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期间积极参加基督教团契活动，受洗入教。1928年，他以全年级最优秀学生资格免费进入沪江大学，先后就读化学、社会学。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作为一个爱国青年，刘良模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遂决定“用教大家唱抗日救亡革命歌曲的方式，来配合抗日救亡运动”。他从沪江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参加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1934年冬，刘良模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办了一个民众歌咏会，明确提出“我们不是为唱歌而唱歌，我们是要为民族解放而唱歌”。1935年，他在上海八仙桥成立民众歌咏分会，参加者近千人。同年，当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写成之后，歌咏会成员率先进行学唱。

1936年，刘良模加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同年，在全国各界救国联会的组织下，刘良模带着歌咏会的1000名合唱队员，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5000人参加的抗日救亡歌咏大会。歌咏会起初遭到施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政府的阻挠，但刘良模等通过话筒对到场阻挠的警察说：“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爱国。我们今天唱的都是爱国的歌。”结果包括警察在内的几千人引吭高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

抗战全面爆发后，刘良模与一批救亡歌咏活动的骨干，如冼星海、吕骥、麦新、孟波、盛家伦等人，联合影剧界等各方人士，先后组织成立了救亡演剧队、战地服务队、青年战区服务团、儿童抗战宣传团体等，奔赴全国各地播撒抗战音乐火种，并帮助当地组织歌咏团体，使救亡歌声遍布全国。期间，刘良模又参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工作。可以说，刘良模是现代中国基督教的代表人物和社会活动家，将毕生精力投入到抗日救亡和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中。

一支“铁”笔，撰文呼唤国人

谢扶雅是中国现代著名基督教思想家、文学家与翻译家。1892年出生于绍兴的他，在堂兄谢乃绩的帮助下，1911年辗转到日本求学。在留日期间，谢扶雅认识基督教青年会的友人。1916年，他受洗入教，并于同年秋回国，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任职。谢扶雅先后任教于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新中国成立后，谢扶雅于1949年7月赴香港，曾任教于岭英学院、官立文商专科学院、崇基学院、香港浸会学院。1958年，应纽约金陵神学院托事部邀请，移美参加历代基督教名著集成的翻译工作。

在《自辫子至电子——谢扶雅百年生平纪略》中，谢扶雅记载自己如何秃笔撰文，呼唤国人救亡图存的历程。他自称1925年11月9日离沪赴美留学，途经日本神户和横滨两港时，就已经感受到日本一片兴旺，“全国弥漫着浓厚的军国主义气氛……我由此深感中国的衰弱与面临危机之深重。”1931年秋，“九·一八”事件爆发，在岭南大学任教的谢扶雅为了使国内青年学子亲身感受到日本侵略的威胁，于1934年暑期组织学生考察团，到日本实地考察。1936年春，正值事业上升期的谢扶雅辞去位高薪厚的大学教授职务，远去河北定县，从事乡村教育事业。

谢扶雅说，自己做出人生“第二个转向”的原因：“我生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忧患危难之中。特别是东邻日本，以蕞尔小国，历史上都向中国学习模仿，国土比中国小，经济比中国弱，文化比中国低，被迫对西方开放比中国晚，但由于彻底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全民愤发图强，在短短二三十年间，一跃而成东亚霸王，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逐步称霸全球。我早年留学日本，亲自体验到他们的侵略气氛。……回到上海，看见花团锦簇的十里洋场，仍是一片灯红酒绿……我不由得以一枝秃笔，经常撰文呼号国人警醒，救亡图存。以后，青年学子率先奋起，在大城市举行游行示威，乘火车到首都南京向当局请愿。我既为中华民族有此后人而高兴，又觉得‘上京’不如‘下乡’。虽然我于20岁前就离开乡村，但我深知中国最广大的土地是乡村，最众多的人口在乡村，制侵略者于泥沼，使之无法自拔，终陷绝境的地方是乡村，民族潜力最富饶的处所是乡村。而当时乡村却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抱有救国壮志的仁人志士，最大的注意力应放在乡村。”

谢扶雅以身作则，离开高雅舒适的高等学府而跑到泥堆中与农民为伍，投身到乡村的平民教育事业中去。他与著名乡村教育家晏阳初博士一起在河北定县开展平民教育运动。1937年抗战爆发后，谢扶雅与“平教会”同仁参与抗日救亡工作。他们协助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开办湖南全省战时干部学校；自办农民抗战教育团，深入县乡，动员男女老幼保卫家乡；组成抗战剧团，由熊佛西率领，开展抗日剧运动。由于日夜忙碌，连续在油灯下执笔撰文，谢扶雅的视网膜炎复发，面临失明威胁，不得已到香港医治，并回岭南大学任教，后来辗转于广东、湖南、广西等地。在1941年1月，谢扶雅在新著《基督教与现代思想》的序文中鼓励青年人要成为抗日的斗士。

有关人士指出，浙江基督徒在抗日战争中，无论是投身革命，还是像刘良模以抗日歌咏救国、谢扶雅以撰文唤醒国人，勇于担当历史使命，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特长，为改变国家命运而努力奋斗。

原文：浴抗战烽火 奏时代强音——浙江基督教界爱国事迹追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