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牧师：对基督教中国化的的点滴认识

众所周知，基督教自从19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在与社会的接触、碰撞过程中，由于自身的西方身份、不平等条约及少数差会和传教士违背身份的行为等因素，致使人们对基督信仰产生误解、隔阂，阻碍了在中国的发展。与此同时，基督教也不断地对自身在中国发展的道路进行大胆尝试、有益探索，通过抑制自身弱性思维，争取独立自主，弘扬积极神学理念，倡导伦理道德，开展社会公益等方面，促进基督教中国化，为自己的发展争取空间。

2014年8月5日，基督教全国两会在上海举办“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会上再次明确提出要推进“基督教中国化”工作。这不仅标志着神学思想建设工作进入了更高阶段，也进一步为基督教中国化提出了教理依据。2015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宗教工作提出“四个必须”，[“四个必须”：2015年5月18日至20日，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会议讲话中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其中“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又为基督教中国化工作提供了法理依据。

基督教中国化不是一个全新话题，但目前却是中国教界、政界和学界高度关注，并积极探讨的热门话题，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下边我以“开创基督教更好发展的新局面”为题谈点个人对基督教中国化的点滴认识，望大家匡正。

一、什么是基督教中国化？

这个概念虽然不容易确定，但通过教、学及政界有关牧长、专家和领导的相关论述，可管窥一二。

（一）教界。基督教中国化，“就是要立足《圣经》教导，在持守基本信仰的基础上，建立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与祖国荣辱与共、与人民相濡以沫的感情，为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与文化繁荣发挥积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傅先伟：“深化神学思想建设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中国民族报》，北京，2014年9月16日。]“就是要实现中国基督教的“自我”，关键是通过神学思想建设，建立中国基督教自己的神学思想体系，并用以指导教会事工的开展，信徒灵命的培养和教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傅先伟：“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开幕辞”，《中国基督教网》，2014年11月13日。]“就是中国教会以圣经为依据，持守基本信仰，继承大公教会和宗教改革的传统，在信仰和社会实践中，扎根中国文化沃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处境中传扬福音、见证基督、办好教会，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傅先伟：“傅先伟长老在纪念丁光训主教诞辰10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国基督教网》，2015年9月25日。]

（二）学界。基督教中国化的核心要素非常简单，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对中国社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表达问题。”[卓新平：“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在思考”，张志刚、唐晓峰主编，《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二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8月，第4页。]

（三）政界。“基督教中国化是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要求”，“基督教要与中国社会相适应，就要实现从‘基督教在中国’向‘中国基督教’的转变。要引导基督徒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将个人小梦融入国家大梦，做诚实守信、举止文明、与人为善的好公民、好信徒。要使信仰表达和教会生活更加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在赞美诗歌、教堂建筑、崇拜礼仪等方面体现中国风格。要尊重民族传统文化，对待我国传统的祭拜祖先、婚丧嫁娶、节日庆典、民族风俗等要给予理解和尊重。要重视社会事工，积极从事公益慈善活动，以博爱的精神关心困难人群，以专业的行为赢得社会尊重，以良好的业绩获得社会认同。”[王作安：“基督教中国化是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应应的必然要求”，《中国宗教学术网》，2014年8月15日。]

综上所述，基督教中国化的前提不是要基督徒放弃《圣经》和基本信仰的权威和标准，而是在此基础上，充分挖掘和发挥基督教自身的特长和优势，吸收中国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营养成分，用通俗易懂的中国化语言表达神学思想，进行教会建设和信仰实践，使自己融入社会之中，成为社会的一部分，达到理解与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和传统，被人们认同，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目的。

二、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历程

基督教中国化探索主要经历了西方传教士自发尝试与中国基督徒自主探索两个阶段。

（一）西方传教士自发进行尝试阶段。新教传入中国后，西方传教士面对生疏的传教环境，为了履行使命，自主自发地进行了一些探索。

十九世纪初，由于康熙的禁教政策，西方传教士一踏上中国国土，就面临着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他们不得不在这方面进行尝试。1807年9月8日，传教士马礼逊到达广州后，面对陌生的地理、语言和文化环境，传教事工举步维艰。为使人们接受基督教，他就采取了培养中国传道人，开办诊所，翻译圣经，编译英汉词典等方法，虽努力不少，效果却不理想。例如“他大致用了7年时间才发展了一个基督徒——他的印刷工人蔡高，用了17年时间才培养了一个中国传道人——梁发。”[王美秀、段琦、文庸、乐峰等著，任继愈总主编：《基督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404页。]当然，当时的传教士无法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也是效果不理想的另外一个原因。

“鸦片战争后，靠着不平等条约，传教士得以进入中国内地传教，方式方法五花八门，主要归结为几个重视：重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通过翻译书籍、创办报纸，促进文化交流；重视接触各阶层人士；重视穿长袍、留辫子、染黑发，从形象上贴近中国人（以戴德生为首的内地会传教士就是这样）；重视开设免费学校、孤儿院、医院等，通过服务博取好感。尽管如此，但由于保教条款及一些传教士的不良表现，大多数人们对基督教仍然持排斥态度，传教效果自然也有限。有资料显示，从1807年基督教传入中国到十九世纪末，在华传教士1500多人，教会团体60多个，发展信徒不足10万人。”[王俊编著：《教会事工管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9月，第3页。]

（二）中国基督徒自主探索阶段。随着传教运动的深入开展及传教士所暴露出来的一些不适应中国社会的做法，一些爱国爱教的中国基督徒认为，基督教若要在中国社会扎根、发展，必须在传教事工上摆脱西方差会及传教士羁绊，实行自立。

1、义和团运动后的自主探讨。此阶段的努力突出体现在自立运动和本色化运动方面。

（1）自立运动。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及本色化运动之前的这段时间，有些中国基督徒因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及不平等条约，如《辛丑条约》的刺激，尝试摆脱外国差会及传教士，自主建立教会，这些做法被称作“自立运动”。资料显示，“不少原属外国差会系统的教会宣布自立自养，自立教会几乎同时在华南、华东及京津等地区创办。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上海的13位基督徒发起创办的中国基督徒会，该会影响最大时有330多处分会。”[刘海涛：“中国基督教本色化历程”，《中央民族报》，2010年10月12日。]另外，“广州的陈梦南创立了粤东广肇华人宣道会。上海的黄益山自己购房建立教堂，山西的席胜魔开创了福音堂，山东邹立文等人创办了山东酬恩布道会等。这类在经济上实现自养的教会在19世纪末达到了100多所”[同上。]。“自立运动”因着种种原因虽然没有取得很大成果，但意义却非同凡响，正如《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一书所说：它“所表明的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保教条款，要求传教士放弃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脱离西差会，宣告自办教会等诉求，从表面看，凝聚着爱国主义热情，具有挑战与变革社会秩序的勇气和信心。”[梅康钧：“论近代殖民侵略历史中的教会觉醒”，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编：《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3月，第278页。]同时也说明基督教中国化的主体从以传教士为主已转变为中国基督徒的自主推动，在中国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2）本色化运动。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1922年开始了“非基督教运动”。当时教外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认为，科学与宗教完全相反，不能相容；基督教的圣经和教义有许多违反科学原理与事实；基督教在历史上迫害科学家、束缚思想，发动十字军战争；基督教在近代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对基督教进行猛烈抨击。对于“非基督教运动”教外群众的批判，当时中国基督教有些领袖认为，有些论点是基督教本身存在的问题，应该进行反思和改进。1922年5月，在“基督教全国会议”中，刘廷芳、赵紫宸、诚静怡等几位基督教学者认为，基督教受到批判，主要有两个原因：“教会还是在外国人管教之下”，“中国人仍以基督教为一个外国教”。为了消除“洋教”的丑号，他们提出教会要实现“本色化”：教会以华人为主体，西人为辅助；经济归华人管理；宗派来自不同的国家，各有其历史原因，但在中国毫无必要，要予以消除；礼仪、组织、计划等特别是神学都要符合中国的文化、民族精神和国情民情；教会必须充满爱国精神等。1923年，中国基督教协进会成立了本色教会委员会，推动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当时中国基督教知名人士吴雷川、王治心、赵紫宸、谢扶雅、刘廷芳、诚静怡、简又文、范子美、相益惠、应元道、邬志坚等都积极参加了此项运动。本色化运动让我们看到，早在二十世纪20年代，在当时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要求民族复兴的形势下，一些知名的基督教学者对外国差会传来的、不符合中国民族精神的神学思想已提出要进行调整的呼声。只是由于当时教会仍牢牢地控制在外国差会和传教士的手中，本色教会的要求除了在《赞美诗》等方面有所作为外，并未实现。也因此，在外国差会控制下的神学思想，基本上仍是西方传来的那一套，没有什么调整。[参罗冠宗：“从历史和现实看神学思想建设的必要性”，《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二卷）》，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编，2007年12月，第302页。]

当然，“自立运动”与“本色运动”是有区别的。“自立运动”的本质是从西方差会及传教士手中要回教会管理主权，而“本色化运动”的本质则是重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及宣教等方面的探索，对主权要求则淡漠一些。这种状况正如张化研究员说：“从中国基督教史看，本色教会实际上是一种传教士无需交出教权，又让中国教会‘自立’的模式。………自立教会脱离差会，由中国信徒承担传教经费，担任传道人，自己管理教会。”[张化：《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发起原因研究》，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编：《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3月，第288-305页。]

（3）1937年以后，因着日本对中国悍然发动了侵略战争，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同抗战，中国基督徒以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怀，满腔热血地投入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行列中。因此这一时期基督教本色化探讨主题也逐渐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教会实践的方面转变为基督教或基督徒与国家关系，用相关文章，表达中国基督徒的爱国情怀。

2、1950年以后及改革开放前的探索。自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二十世纪前半叶，虽然涌现出了不少争取教会自立，对基督教中国化问题进行探索的有识之士，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教会的主导权基本还是掌握在传教士手中。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家的新面貌，更多的爱国爱教的基督徒精英们不仅认真思考自身处境，同时也深刻思考对祖国的态度及中国教会的未来。主要表现是发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从政治态度上表明拥护新中国及共产党的领导，通过在组织、经济、人事上割断同外国差会联系的实际行动，脱掉了“洋教”帽子，实现了独立自主，为推进基督教中国化奠定了更加坚实的政治基础。

3、改革开放后及九十年代末的探索。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被迫终止，在神学、社会学及实践等方面的探索随之中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信仰得以落实，同时也开始了宗教“处境化”的大讨论。北京大学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上海当代宗教研究所、南京大学的宗教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相继成立，并积极参加讨论，最终达成了在宗教基本信仰不变的前提下，宗教可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共识。这个共识为中国基督教营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后来“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1993年1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邀请全国性宗教团体十位领导人到中南海作客,坦诚谈心,共迎新春时所讲的话。]也成为党处理宗教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

我们看到，“自立运动”、“本色化运动”、“三自爱国运动”探索的主要方面在于政治倾向、独立自主及组织、文化、礼仪等方面，在神学思想方面基本还是继承了西方的思想，在“神学处境化”方面触碰较少。在“上世纪末，由于全球经济化的影响，国际上的文化保守主义浪潮和形形色色的宗教极端势力有所抬头，使得因民族、宗教引发的冲突日益加剧。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方方面面。……在教会内，由于教会忙于事务，无法估计神学思想建设，一些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神学思想在部分信徒中回潮，如片面理解耶稣的再来，否定今生的努力；以‘信与不信’来划分人群，造成人为的隔膜；以‘听从神不听从人’为由，藐视国家的法律、法规；片面强调‘属灵’，轻视理性，使一些信徒的信仰趋向狂热与迷信；只注重个人得救，却忽视基督徒应有的社会责任，信仰功利化的现象严重等。此外，各种异端、邪教混乱教会，使基督教的形象被严重歪曲等。这些思想如不及时予以纠正，基督徒的信仰素质难以提高，教会的发展和福音传扬会受到阻碍，中国教会来之不易的合一成果将遭到破坏，难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难以很好地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以丁光训主教为代表的老一辈教会领袖们高瞻远瞩，在‘济南会议’提出了中国教会必须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号召，在广大教牧人员和同工中引起了积极的反响，成果喜人。”[参考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十周年工作报告《继续加强神学思想建设努力办好中国教会》内容。]

丁光训主教在这段时期的主要思想包括三自、神学、文化及社会服务诸多方面。他说：“我们三十年来不遗余力地使中国教会中国化。对于耶稣基督在中国的教会来说，这是一个事关存亡的问题。很明显，只要中国人民认为基督教是一件西方风格的东西，我们就不可能期望人民承认耶稣基督徒为普世的绝对的主。同时，假如我们不珍惜本国的特性，那么我们对普世就必然无所贡献。”[丁光训：“在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和日内瓦交互普世中心谈三自运动讲话”，《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第13页。]“可以设想，一个教会进入一个历史关键时刻，需要去找到它自己的民族性，从而不再作为其他任何国家教会的一件复制品存在下去。我们得是我们自己才好。耶稣基督在中国的教会必然获得一个中国的自我，成为中国的事物，才能同它过去的殖民主义历史分手、取得的权利让中国人民来听听他有一告人的信息……在领导人员方面，在经济来源方面，在认识和表达关于基督的信仰方面，我们没有放松使中国教会中国化的努力。那就是说，它应当中国化，就像澳大利亚教会澳大利亚化一样。”[同上，第17页。]“中国基督徒愿望自己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形成一个自己的队伍，进入新耶路撒冷，而不是作为其他教会传教地图上的是一个点。……就教会而论，三自不过主张教会的中国化，主张他发展中国特点。”[同上，第41页。]“神学思想建设无非就是促进神学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也就是排除接受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神学思想障碍，使人们对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拥护具有思想基础。”[同上，第235页。]“有些人在谈到社会主义对历史文化批判地继承的时候，总是把宗教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糟粕部分，作为必须抛弃而不能继承的部分。这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的浅薄与无知。……把宗教和历史文化相联系，把宗教现象看为一种文化现象，肯定宗教文化中有可以继承的、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精华，这可能是在宗教研究上一个更大的突破。”[同上，第428-429页。]“社会服务事工对于中国教会发展极为重要，基督不应仅仅是存在于人头脑中的信仰，同时，这一信仰也许在现实世界中起作用。让更多的人看到教会藉着爱心和信仰所表现出来的善行和德行，使教会在服务社群的事工中与人民、社会不可分割。”沈以藩主教说：“传统文化当中对伦理道德的重视、对人性的尊重等等，都是非常宝贵的，这些都有助于消除文化障碍，使基督教进一步中国化。”[沈以藩：“中国教会的福音事工”，《论坛心声》，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第109页。]

4、进入21世纪的探索。进入21世纪，根据教会发展及社会期望，基督教全国两会明确提出了“推进基督教中国化”命题，内容越来越丰富，任务越来越具体，“正是在三自爱国原则指引下，中国基督教积极探索符合圣经教导和普世教会传统，又融汇中国文化和适应中国社会处境的办教方针，扬弃基督教的西方色彩，寻求建立‘自我’的途径，为基督教中国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单渭祥：《坚持“三自”原则是办好教会的必有之路！——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60周年》，2010年8月31日，中国基督教网。]。“中国基督教必须融入中国文化，吸收中国文化中的优秀养分，把中国基督徒的历史经验和属灵恩赐加以提炼，并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诠释基督教的神学，发展由中国文化特色的基督教神学，实现‘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傅先伟：《中国基督教两会第八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联系）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国基督教网，2012年1月6日。]“中国基督教必须与中国社会相适应，扎根中国文化沃土，跟上时代步伐，加快基督教中国化进程。”“‘基督教中国化’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它与中国教会历史上的自立运动、本色化，特别是建国后开展的三自爱国运动、神学思想建设都有其历史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和努力，是为使基督教扎根于中国文化、民族和社会的土壤之中，在处境中建立一个既符合圣经教导，又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和时代特征、能够被中国社会和民众广泛认可的教会，同时这个教会的经验和见证也能够被普世教会欣赏和学习。”[2013年9月，中国基督教第九次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在向全国基督徒发出题为《发挥正能量，共圆“中国梦”》的倡议书中提出。]

三、基督教中国化的主要路径和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基督教中国化的主要途径。一是要坚持三自办教原则，维护自身合一，努力认同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增强民族自豪感。三自办教原则是中国基督教爱国爱教的重要体现，只有通过坚持独立自主的三自办教原则，才能巩固联合礼拜成果，坚持教会合一方向，建设一个合一的，既有中国地方特点，又具有普世性的中国教会；才能使基督教和基督徒与中国社会与人民融为一体，成为中国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增强对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和公民身份的认同感。

二是要加强基督教自身建设，展示自身健康肌体，消除人们的生疏感，与社会各方面融为一体。通过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经济建设、教风建设，使基督教肌体健壮，发挥出自身优势，为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繁荣、宗教和顺、社会和谐发挥出正能量。通过对建筑风格、教会礼仪、圣事服饰及基督教音乐等方面的探讨和建设，使基督教信仰表达和教会生活在基本信仰和教义不变前提下更加符合中国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和中国风情，消除人们与它的距离感。通过加强教会建设，探索符合中国教会长久发展的组织模式和教会体制，建设一个和谐健康发展、得神人喜爱的中国教会，成为普世教会的丰富和见证。

三是要深入推进神学思想建设，夯实信徒信仰基础，拓展教牧同工神学视野，建立中国基督教神学。神学思想建设是促进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抓手和途径。神学思想建设需要继续坚持“一手抓神学理论研究，一手抓成果转化”的做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通过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推进神学思想建设工作，潜移默化地丰富讲台信息交流，夯实基督徒的信仰根基，拓展教牧同工的神学视野，提高教牧人员综合素质和牧养水平，形成符合中国教会实际的中国基督教神学体系，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坚强的理论支撑。“在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教会应当高举圣经权威，持守信经所表达的基本信仰，借鉴普世教会的信仰实践、灵性经验和神学遗产，吸收中国文化养分，以中国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表达信仰，构建中国基督教神学。”[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长老在纪念丁光训主教诞辰10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四要加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优秀文化研究，在坚持自身文化特性基础上，用人们容易接受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自己。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有许多灿烂的思想与基督教基本训导的不谋而合。我们在对基督教中国化问题思考中，只有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坚持自身特性基础上，把基督教种子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及文化的肥沃土壤中，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成分，才能建立一个与社会同行，与时代同步的中国基督教。“基督教必植种于中国文化之内，使附带而来的西洋色彩，受自然的淘汰，而由中国文化田中吸收了新养料，所结成的新基督教，这就是本地产生的意义。”[王兴：《中国宗教》，北京中国宗教杂志社，总105期106期合刊。]

5、加强社会服务工作，努力负起社会责任，展示良好社会形象。社会服务在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扮演着容易起到效果的非常重要的角色，要予以大力倡导和开展。基督教参与社会服务既是实践爱的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示自身良好社会形象的重要平台，也是取得政府和人民认同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各地基督教两会如果积极引导教会和基督徒秉承爱人如己的理念，践行光和盐的经训，积极参与公益慈善，关怀社会，关爱人群，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公民意识，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深刻变革的时代，在参与公益慈善活动、服务社会中，做出荣神益人的见证，展现中国基督徒的风采，就能树立中国基督教的良好社会形象，缩小人们对基督教的距离，达到基督教中国化的目的。

（二）基督教中国化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基督教中国化非常重要，需要积极参与，努力推进，但也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推进基督教中国化是一个综合性的、长期不懈的、潜移默化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挥而就，需要避免短时间的运动式的方式方法，需要向神学思想建设事工一样，迈小步而不停步，步步为营，循序渐进，最终达成目标。此外，还需要必要的组织、制度、人才和经济支撑等方面的保证。

二是推进基督教中国化需要扎根中国文化沃土，从中吸收丰富的营养成分，但不能简单的“公式化”。正如沈以藩主教生前所说，“中国的神学思考不能一般地、不加分析地与儒学相结合，作为本色化、民族化的标志。我们充分地看到儒学思想中的消极成分，不能走上复古倒退的道路，同时我们也充分探讨上帝通过儒学所赋予中国人民的、至今仍闪耀着的智慧，以矫正我们在神学思考中脱离民族现实的偏向”[沈以藩：《儒家思想与今日中国的神学思考》，1988年6月8日至18日出席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儒学与基督教国际研讨会时宣读的论文]，既要克服封闭、狭隘的思想状态，也要克服简单化作风，要在分析和思考中结合，要在结合中创新。

三是推进基督教中国化需要教、政、学三界的共同参与。基督教中国化是中国基督教的重要事工，需要广大神学院校教师及教牧人员的广泛参与。但我们发现，在神学思想建设及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政界、学界非常活跃，而教界却出现了人才危机。所以在加大教会人才培养的同时，需要领导的支持，舆论的宣传，学界的交流，普世教会的分享，在彼此不同和交流与欣赏中，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事工更好向前发展。

（作者为陕西基督教两会主席、会长，作者授权福音时报转载本文，原文标题为“努力开创基督教更好发展的新局面——对基督教中国化的的点滴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