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圣公会四大主教之一——曾友山

曾友山，信奉基督教，1910年3月26日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1947年在开封初任"三一教堂"牧师，1950年升任该会河南教区主教。现任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河南省及开封市基督教协会会长、河南省及开封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常委四届、五届开封市政协副主席。

曾友山（1910年3月26日—1994年7月29日），福建省莆田县人。中国基督教圣公会４大主教之一。原任中华基督教圣公会河南教区主教。河南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主要发起人，河南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一任主席；河南省基督教协会第一任会长。曾任全国第六、七届政协委员、开封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等职。

曾友山的父亲是中华基督教圣公会的牧师，曾就读于圣公会教会开办的旧制学校，毕业后任教教会小学，后升任校长。传道达60年之久，于93岁高龄，尽享天年。曾友山自幼受家庭熏陶，信仰虔诚、品行端正，学习努力、成绩优异，为人谦逊、生活朴实。

1918年至1924年，曾友山追随父亲，就读于福建省莆田县内基督教圣公会开办的培元小学；1925年至1930年，就读于该县教会开办的哲理中学；1930年至1935年，先后就读于福州协和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当时，上海圣约翰大学每学期的学费多达250元，这个昂贵的数目，是曾友山这样一个教牧家庭所无法负担的。学校以其为教会世家、作为教会培养对象，建议他兼读神学，承诺对其减免半数学费，方使其顺利入学。

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年）是我国建校最早和近代最著名的基督教教会大学之一。前身是圣约翰书院。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 J. Sekoresehewsky) 将圣公会原辖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在沪西梵皇渡购地兴办圣约翰书院。作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圣约翰大学以英文教学而著称于世，并且在引入现代西方学科（如新闻学、工商管理学)、学制（如选科制、考试名誉制）和校园活动（如大学体育运动、英文学生刊物、校友会）等方面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许多先例。在其存在的73年历史中，圣约翰大学先后培养了近万名学生，其中不乏商界巨子、学界泰斗、政界领袖、医界精英和教会名牧，被誉为中国现代工商和外交人才的摇篮，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2年元月，“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国民党十九路军奋力抗击日军侵略。受此次“大上海保卫战”的影响，圣约翰大学停办一个学期。因此，曾友山又回到福州协和大学寄读了一个学期，之后重返圣约翰大学继读，同时兼任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的音乐教师之职，求学期间还做过学校晚间电灯管理员、响铃、点名等杂役工作。他每逢暑假都在福州作家庭教师，充分利用课余学后的时间，勤工俭学、补贴家用。1935年，曾友山于圣约翰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本科毕业，获理科学士学位。

1935年夏，曾友山以优异的成绩圆满完成了大学学业。随后接受了同窗兼同乡陈景磐的邀约，辞别母校与恩师，意气风发的前往河南省开封市，在圣公会教会所开办的圣安德烈中学（后改名为“豫中中学”，位于南关医院前街，陈景磐曾任该校校长）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涯。1937年，曾友山被委任为圣公会河南教区主教秘书。

1939年6月，经圣公会河南教区主教郑和甫(P. Lindel Tsen)的推荐，曾友山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赴加之前，先到上海参加中国基督教青年代表团，前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参加世界青年基督徒大会。中国基督教青年代表团全团共有30人，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任团长。代表团参加此次大会目的是要在大会上向全世界人民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携手反对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

会后，曾友山经英国转至加拿大东部魁比克城上岸。下船即被加拿大移民局人员拦住并告之：中国人只能从加拿大西岸温哥华城入境。”强制他到移民局交出入境证件，又被警告：“乘车入美国境时，中国人没有签证，不许下车在车站上行走，否则被拘留，属于自已倒霉。”自出国到加拿大，先后共约40余天，沿途历经种种刁难，好不容易才到了多伦多入了学。这些经历，强烈地激起他的民族自尊和对国家自强的渴盼，此情终生不改。

在多伦多学习期间，他刻苦努力，熟练掌握英语、法语等多种外国语言，并获得学校的助学基金。至1942年7月，他先后获得了该院的教育心理学硕士、神学博士学位。1942年，曾友山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受太平洋战争影响，航道受阻而无法归国。他想要尽快地使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建设独立自主的中国教会的心愿被迫搁置，只好暂留加拿大，在多伦多市的一间教会里担任牧师直至二战结束。

在国外学习、工作和生活的7年中（1939年至1946年），他亲身体验到由于国家的衰弱，民族受压迫的苦涩。爱国思想使他多次为维护民族自尊与轻蔑祖国的人出抗争。抗战初期，有些外国同学讥讽地对他说：“你们中国人同日本打仗，有个特点，中国人见到日本人，比日本人的子弹跑得还快。”（指刘峙与日军一接触，由天津跑到石家庄，再由石家庄跑到了郑州的消息）。他义正严辞地反驳说：“望风而逃的军人，根本不能代表勤劳勇敢善战的中国人，更不能代表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是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横行的日子决不会长久的。而你们的军队，打起仗来，也有一个特点，你们的士兵，见到了日本兵，想跑也跑不动了，只好乖乖地投降被俘。”（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盟军）他认为中国正在抗击一个现代化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强盗，中国是在艰苦的浴血抗战，能与之打持久战，就是很伟大的了。当时居住在国外的留学生和华侨对红军北上抗日，建立抗日根据地，英勇善战的事迹，以及人民遭难的情况知道的很少，在报刊上多见到英、美、法、苏对德、日作战的报道，所以，对中国抗战的消息，稍有听闻，则喜悦非凡，奔走相告，深刻体验到国家强弱对国内外的同胞影响，息息相关。他渴望早日回到祖国，与同胞同甘苦、共命运，难奈思乡之情。

太平洋战争日军横行亚洲的时候，在中国传教的外国人，先后被日本鬼子集中起来，有的长期集中，有的被遣送回国。其中曾在河南省传过教，作过牧师、教师、医生、护士等工作的加拿大人回国后，知道了曾友山是河南来的留学生，就请他到家里作客。当时曾的思想尚属天真，以为这些自称把中国当做第二故乡的人，对中国可能有一定的感情，不料所见所闻却使他大为吃惊。在他们的家里，他看到墙上挂的不是中国美丽的风光、英雄人物，而是中国的小脚妇女和抽大烟的丑状图画。愤怒之下，他鄙夷的对他们说：“鸦片是英国商人毒害中国的一种商品，其毒害不亚于战争，是一种亡国灭种的罪恶行径。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人吸上了瘾，弄得倾家荡产，中国人禁止鸦片，英国却用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的小学生也不会忘记历史上的这种罪恶战争。”

有一位女教士谈到对大战的感受时对他说：“你看这次大战多么残酷，弄得我们不能去中国传教，我们现在要自己洗衣服，做饭，买菜，简直忙坏了。”曾友山认识到，原来一些人认为战争残酷，并不是战祸使千千万万中国人受苦受难，而是使自己失去了生活上的享受。听得实在不耐烦了，他对她们说：“那实在难为你们啦！你们在中国的时候，家里有大师傅做饭，二师傅洗衣，三师傅擦地板搞卫生，还有女工保姆，洗衣服抱孩子，现在样样都要自己干，当然不习惯啦！”

最使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是在他的老师怀履光为他而设的家宴上。怀履光在多伦多大学任教后，得知他是从河南开封来的，特设了家宴招待他。席上怀履光为了炫耀自己，大言不惭地对曾友山说：“我在河南传教期间，搞到了大批的珍贵文物，全部整箱整箱地运回加拿大。当时开封车站盘查很严，为了逃避检查，先把文物弄到兰封（今兰考）车站，然后再托运回国。”怀履光还特别提起一块明朝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刻制的“犹太人祠堂述古碑”。这块碑是有关中国犹太人的珍贵文物，怀履光早已垂涎三尺，但始终未弄到手。他感慨地说：“太令人遗憾了，要不是开封刁民的反对阻挠，我就把这块古碑运回到加拿大了，开封人太不讲理了。现在，在安太略博物馆，只能看到复制品。”他说完耸耸肩，一副贪得无厌的嘴脸。曾友山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在多伦多大学讲坛上讲授中国考古学的学者，原来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文物盗窃者。每想到那些勤奋勇敢的中国人民用血汗制造的国之瑰宝，如今大批地陈列在异国的博物馆内，成为他们炫耀进步文明的资本，他便深深感到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耻辱。一腔怒火在胸中燃烧起来，他不顾自己是一个学生和客人的身份，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大声说：“对于你这种强盔行为，我表示强烈的抗议！”为了记下这笔账，曾友山后专门到安太略博物院，将怀履光掠夺中国的珍贵文物一一拍照下来，以待适当时机予以揭露。

曾友山的悠悠爱国心，拳拳赤子情，在异国受到一次次的刺激，使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前途和归宿，应该在自己的国土上，与自己的同胞同命运共呼吸，使祖国富强起来，使中国教会独立自主起来。二战结束后，1946年，他谢绝朋友们的劝阻，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毅然决然地告别加拿大，乘坐太平洋航道在战后通航的第一批海轮，于1946年10月份回到了上海，投入魂牵梦绕的祖国怀抱。

1947年2月，返福建老家省亲的曾友山携家眷再次来到开封，任中华圣公会河南教区“三一教堂”的牧师。在汴、郑两地创办了两所幼儿园，一个托儿所，一个妇女学校。1949年5月，曾友山被祝圣为教区副主教；1950年，升为教区主教 ，接替郑和甫，成为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河南教区的第三任主教。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教会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时期。1950年，吴耀宗所写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努力的途径》一文发表后，基督教会在全国各地教会的领导人以之作为“教会三自革新”的宣言，形成了一个签名运动。曾友山是这一签名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推动者。

抗美援朝时，曾友山同郑建业、王神荫等同事以河南基督教代表身份，出席了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召开的“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回豫后，组织并参加了教会召开的三千人控诉美帝侵朝罪行大会，会后举行了群众示威游行，各教派宣布彻底割断与外国差会的经济关系，教会坚决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1955年，河南省基督教召开了第一届信徒代表会议，成立了河南省三自爱运动委员会，各教派实行联合礼拜。曾友山是这些活动的主要和组织者。

为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省市政协的领导下，开封市基督教会人员联合成立了工厂、农场和蘑菇厂，曾友山夫妇也编入了劳动生产组织内，他还参与了蘑菇厂三人生产领导小组。这些生产单位，取得了实际的社会效益，既供应了市场需要，也解决了一部分教会人士及家属的工作生活问题。1961年，曾友山等人还去上海、山东等地参观学习了发展生产的经验。

十年浩劫期间，教会被划为“封、资、修”的范畴，正当的宗教活动被禁停，教会家具被瓜分，大礼拜堂被占用后拆除，工厂被关闭。曾友山受到冲击，他本人被揪斗，从事拉车烧锅炉等重体力劳动，家属也受到株连，家庭被“红卫兵”先后抄了三次，家庭成员不能进家，珍贵的文物被抄走，后大部分丢失。度过了今天不知明天的遭遇的惊恐，熬过了十年的艰苦岁月。尽管如此，曾友山坚持认为，接受各种历史考验和磨练后，作为一个基督徒和一个基督教的领导人，必须爱国守法、爱教如家，接受党的领导不能动摇，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应坚定不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拨乱反正，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五届人大宪法的公布实施，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专条（35条）的公布与贯彻，出现了十年动乱后的新局面。曾友山本人的政治地位逐渐得到恢复，并光荣地被选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开封市政协副主席。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物品，也部分得到退赔和补偿，被其他单位长期占用的原住房，也得到退还。

1980年初，河南省基督教在郑州市举行会议，决定恢复河南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工作。1981年6月，成立了河南省基督教协会。曾友山被选为两会的主席兼会长。

1994年7月29日 曾友山于河南开封逝世，享年84岁！

原文：曾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