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基督教需要中国化？

基督教是当今世界的第一大宗教，是世界上信徒最多、分布最广的宗教，遍布世界242个国家。目前，世界人口70亿，其中有基督徒30亿，占世界人口的34％。天主教徒有10亿。东正教2亿。其中120个国家和地区的多数居民基督教期刊有3600种，基督教的广播和电视台为4050个。这种成就与其活跃的传播性密不可分，而说到传播就不得不讲到其包容性。

基督教原本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犹太教其实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宗教。在犹太教中，犹太人认为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因此他们也从来不向外族人传教，他们的传教模式仅限于自己的民族之中，可以这么说，犹太教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是犹太人的专属宗教。后来这个宗教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耶稣，他和当时的犹太领袖意见相反，他不但接触当时领袖所看不起的税吏和外邦人，甚至反对当时宗教领袖的很多言行。犹太教领袖认为他触犯了祖先流传下来的宗教，因而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门徒中有一个人名叫保罗，是一个学贯两希的大家，将他留下来的言语进行哲学化，并且发展成为一套专门的学说，进行传道。从此，伴随着圣保罗的足迹，基督教开始向外邦传播。由于这样的改革，使基督教相对于犹太教更加易于被人接受，基督教因而在后来成为罗马帝国的专属宗教。在这传教成功的背后，是与保罗的智慧有关的，保罗注意到的是基督教的普世价值，因而在各种文化中，他都将基督教变为易于被人接受的文化。正如他说：在什么样的人中，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正是这样的理念在引导他，不断地与当时各族的文化相接处与适应，使得基督教在当时的地中海地区迅速地蔓延开来。在他之后，还有很多的教父，都不断地在神学中追求与希罗文化的结合，其中到今天仍然有影响的见证就是天主教的官方语言拉丁语。其实我们都知道，拉丁语并不是原来圣经的文字，只是当时帝国中西方教父所使用的文字，也是罗马帝国的立法文字。基督教想要在罗马帝国彻底的存留，就必须要罗马化，因而使用本土语言进行神学思考是相当必要的。

基督教的道成肉身，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神学上的本土化。比如基督教强调上帝的神秘性，上帝对于人是绝对的他者，因此人要如何认识上帝呢？这就需要上帝的文化与人的文化的融合，即基督教所强调的“道成肉身”，神就成为人的样式，让人能够了解神，并且认识神。文化是一种载体，不是真理本身，作为载体的文化可以将真理本身阐明出来。正如卓新平所言：

如果没有其在“外邦人”中的文化适应，早期基督教只能是古代犹太人中被边缘化的小众宗教而不会成为今天遍布世界的第一大宗教；如果没有其在古罗马与欧亚非三大洲各族文化中的吸纳与适应，接收与消化，基督教就只能锁定在中东范围如同今日的犹太教一样；如果没有其在“大航海”时代对于全球文化的接触和了解，对话与互动，基督教就不可能走出欧洲成就其“普世意义”。因此作为基督教而言不可改变的不是文化上的载体，应该是在什么处境中就应该有与当地文化相结合的地方，这也是基督教之所以仍旧保持昌盛的最终原因。关于这一点，丁光训主教说得好：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意见而改变，因为他是来源于至高者的启示，上帝借着先知以及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历史中启示他自己，不是什么人随便想出来的。比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童女怀孕”、“基督复活”“神人二性”、“教会的四性”，等等，这些是我们的基本信仰，是普世基督教共存的基础，离开这些原则，就没有基督教信仰。一些反对基督教中国化的人，往往没有认识神学和基本信仰的不同，而把“一些可以改变的东西当做不可改变的东西。”

我们知道基督教在中国共有4次的传播经历，分别是唐朝时期的景教、元朝时期的也里可温、明清时期的天主教和鸦片战争时期的基督教新教。前三次都因为与中国文化的不相适应而销声匿迹了，只有基督教新教在中国被延续了下来。这是由于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发展被一些有识之士进行了规正，将其与中国文化进行了有效的结合。但是这种结合不够深，仍然在传教时间造成了不少的教案发生，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扬州教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深化基督教在新中国的脚步，成立了“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意在让中国人自己独立办教，将基督教的真理用我们本土人所能明白的言语表达出来。中国化的基督教不是“中国基督教”，而是“基督教在中国”的解释方法，它与世界的联系性在于“基督教”而与世界不同的是“中国化”。

关于“基督教中国化”，这不是简单的推倒与重建，而是沿着所探索的路在文化上的解读与融合。我们可以在基督教的文化中看到中国文化的优良之处，尤其是在道德与经典之中的借阅。比如我们经典翻译中就曾借阅大量的中国文化用词。如：道，这一词借用了老子对于道的解释。还有“孝悌”一词，借用了儒家经典中的理解，这对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我们只有相信，上帝在我们中国有着不同于其他世界的方法，而不是将神学固化在其他处境中，我们才会甘心撞击我们现实，用合理的解释来阐述我们的这合理的信仰。

神学本色化建设是时代赋予中国教会的使命，是关乎我们基督教在新中国存续的根本。我们不能只顾埋头苦干，也要记得抬头看天，看时代的环境与我们的神学相比有哪些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哪些是我们应该撇弃的糟粕，哪些是我们应该吸取的精华。神学从来都不是固步自封，也从来都不是自鸣得意，因此如何依据圣经发展和完善适应本土的基督教就成为我们今人的责任。有一句话说的好“民族的就是普世的”，我们中国人的基督教也应该有着中国人的鲜明的特色，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向世界所做的贡献，也是我们对老一辈努力的总结和对下一代牧养的传承。

（本文作者系河南教会的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