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锐的故事——放下“奥运英雄”光环投入天津宣教
英国苏格兰宣教士、体育运动家、教育家；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赛冠军。在天津从事宣教和基督教教育20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二战胜利前夜，因病逝世于集中营内。
一、早年岁月
李爱锐（Eric Henry Liddell，又译李岱尔）于1902年1月16日出生在中国天津，在四个兄弟姐妹中间排行第二。其父母均为苏格兰人，父亲李德修牧师（Rev. James Dunlop Liddell）于1899年作为英国伦敦会宣教士来华宣教。在上海和玛丽•瑞汀（Mary Reddin）结婚后，被派往天津宣教。1901年11月，怀有身孕的玛丽随同丈夫乘坐小木船，沿着运河南行到山东德州，再转乘两轮遮蓬马车，辗转到河北省萧张县宣教站工作。两个多月后，他们又回到天津，就在这时，孩子降生了，父母为他取名埃里克•利迪尔（Eric Liddell），中文名叫李爱锐。在小爱锐还不到一岁的时候，全家再次随父亲离开天津，到萧张县从事宣教工作一段时间。小爱锐的童年大多在天津度过，经常和哥哥在伦敦会院内（今天津口腔医院一带）一个露天小体育场里踢球，从小就显露出体育天赋。
1907年3月，5岁的爱锐和7岁的哥哥罗伯特（Robert Liddell）随父母回到家乡苏格兰，不久进入位于伦敦市区以东的Blackheath宣教士子弟学校读书。该校于1912年搬到诺丁汉（Nottingham）前皇家海军学院，成为著名的伊尔撒姆学院（Eltham College）。这是一所寄宿学校，李爱锐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这期间他的父母带着妹妹珍妮仍然在中国继续宣教。在校期间，李爱锐非常喜爱运动，在板球和橄榄球等项目中成绩斐然，担任过学院的板球队和橄榄球队队长，并曾当选为年度最佳运动员。18岁时，李爱锐从伊尔撒姆学院毕业，并于1921年2月正式进入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学习，主修科学。在大学期间，李爱锐更加表现出非凡的体育天赋，在各项比赛中成绩优异。他是学校橄榄球队的主力队员，后来入选苏格兰国家队，英国报界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观看有利迪尔参加的比赛，全场的球迷几乎都疯狂了，他的双腿似乎在闪耀着一种精神。他总是怀着必胜的信念，在不犯规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对手敢于接近他，而他总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由于李爱锐短跑能力出色，英国体育界知名教练汤姆•麦克查尔（Tom Mckerchar）慧眼识人，引领他走上了田径之路。此后，他在田径跑道上一次次获得殊荣。在1923年全英田径锦标赛上，他跑得如风一般的快，一举赢得100米和200米两枚金牌，尤其100米更以9.7秒刷新了英国记录，因而成为当时世界上短跑最快的人，被誉为“苏格兰飞人”。他如此描述自己对短跑的热爱与感受：“是上帝使我跑得快。我跑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喜悦。”当李爱锐作为一个年轻新秀入选英国国家田径队后，人们期待他在奥运会上有所作为。
二、巴黎奥运会
1924年7月，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巴黎举行。李爱锐获选代表英国参加100米短跑赛事。可是，当他收到赛程表时，发现100米比赛安排在星期日举行，于是他就坚定地放弃参加。因为对信仰虔诚、执着的他，认为星期天是安息日，是敬拜上帝的日子，应当将之分别为圣。当有人劝他说，100米比赛是在当天下午进行，他大可在上午参加主日崇拜，下午参赛。甚至连英国的王子也出面劝他出赛，为国争光。但李爱锐却坚持说整个主日都是属于上帝的，都应该用来敬拜上帝。并且认为上帝赐给他的天赋应该首先荣耀神，而不是荣耀国王、荣耀国家，上帝高于一切。
李爱锐此举一时间招致很大的批评与非议，以及国人的不满，因为大家皆认为他一定能为英国赢得100米赛跑的金牌。当时的英国媒体甚至严厉的指责他的这一行为无异于叛国。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李爱锐在竞赛中争强好胜的心也是非常强烈的，因为圣经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提摩太前书 4 章14 节）。李岱尔因此说他每次奋力奔跑时都感受到上帝的喜悦，他也要藉着跑步来荣耀上帝。然而，他也绝不以“为主而跑”当作藉口，而牺牲礼拜天对神的敬拜，他是个真正懂得优先次序，而且又很肯遵守的人。“God First”是他坚信不疑的理念，他深信将上帝摆在第一位，上帝也会给你最好的。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上帝，包括他擅跑的能力。同时，上帝是万有的，祂不需要你去为祂赢得奖牌和奖金，上帝才是李爱锐一生所要争取的“特大奖”。所以说，李爱锐精彩的人生是以尊重上帝为基础，而尊重上帝是从尊重祂所设立的主日开始，是将主日分别为圣为起点。
因着李爱锐的执着与坚持，英国奥委会不得不致函奥运会总会，恳求改变比赛时间，但未能如愿。最后只好临时改派他的犹太裔队友哈罗德•亚伯拉罕斯（Harold Abrahams）出赛。当时这位亚伯拉罕斯因自己的犹太血统常常受到岐视，所以他极其努力并渴望成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好得着世人给他当得的尊重与赞赏。赛前李爱锐衷心为他这位队友祝福祷告，结果亚伯拉罕斯不负众望，如愿夺得了100米金牌。
英国奥委会也只好安排李爱锐参加其他不是在星期日举行的赛项，除了200米赛跑外，还安排他参加他并不擅长、也没被人看好的400米中距离赛跑。李爱锐首先在7月9日举行的200米决赛中，以21秒9的成绩夺得一枚铜牌。接着在11日的400米小组赛中，美国选手霍•菲奇以47秒8的成绩打破了奥运会纪录，而李爱锐则以48秒2的成绩获得另一小组的第一名，因此大家都不看好他能够在决赛中夺冠。两个多小时之后，400米决赛就要开始。而此时的李爱锐浑身肌肉疼痛，而且又抽到最为不利的最外侧第六跑道，他整个人的感觉就像要垮掉一般。就在他感到绝望之际，他的一位按摩医师塞给他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祝你胜利成功！”这节出自《撒母耳记上》第二章30节的经文，大大鼓舞了李爱锐的斗志，因此他带着荣耀神的目标，带着神的应许，抖擞精神，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赛场跑道上。
那是7月11日下午六点半，夏日的阳光仍然普照在赛场上。场内的“女王苏格兰军乐团”正为李爱锐吹奏着风笛，祝愿着这位苏格兰飞人。当发令员举起发令枪时，运动场内一片肃静。随着枪响和运动员的起跑，观众开始欢呼，李爱锐以其独特的风车式跑法——双臂大幅摆动，膝盖抬得高高，身体后仰，面孔朝天——全速奔跑，风驰电掣般地冲向了终点，冲线之后他摊开双手，仿佛把一切都交托给上帝。李爱锐不仅赢得了400米决赛的金牌，而且还以47秒6的成绩刷新了世界纪录。赛后他说：“我得到了神的祝福，是神带我在奔跑。” 他要让世人看见上帝的荣耀，看见神果然厚厚赐福那些敬畏祂的人。这面意外的金牌化解了英国人先前对他的不满，也使英国的媒体态度大变。奥运归来，李爱锐更成了英国的风云人物、民族英雄，被授予橄榄叶桂冠，在奥运历史上传为佳话。
三、另一场赛跑──入华宣教
1924年奥运会之后，李爱锐就大学毕业了。1924年7月16日，李爱锐穿上了科学系毕业生的绿领巾黑色学士袍，在马艾文礼堂参加了毕业典礼，从院长手中接过了科学学士学位证书。同一年，23岁的李爱锐也享受了奥运冠军的一切荣耀。如果这时他选择做一个职业运动员，肯定能前途无量，功成名就。然而，正当人们把他看为民族英雄，正当他属世荣耀如日中天之时，这位被誉为苏格兰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运动员，没有将擅跑的恩赐据为己有，让自己大红大紫，却在其人生最为精壮之时，为了实现他献身服事上帝的承诺，毅然决然地转换了人生跑道，远赴兵荒马乱的中国宣教。
消息传出后，格拉斯哥当地一份报纸刊登了一张漫画──李爱锐身穿短裤、背心，脖子上围着一个神职人员专用的白色领圈在跑步。漫画下面还配了一段短诗曰：“他为中国的另一场赛跑现已开始；心意坚定，勇往直前，如同跑奥运；结果如何，此刻尚无法得知；但我们认定他会跑完，因为速度属于他。”从中可体会出家乡人民对他这一抉择的复杂心情，其中也不乏美好的祝愿。
然而，对李爱锐来说，他生命中真正的奔跑并不是在运动场上，而是在中国的宣教。而这一赛程的考验远远超过他所知道的一切。这是一场更伟大的比赛，一场没有奖牌，也没有人群掌声的赛跑。他的赛场也从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场转换为中国的穷乡僻壤。在那里，宣教士要饱受歧视，宣教工作要面对诸多挫折。一个奥运英雄，就这样放弃他可以追求的功名利禄，甘心“消失”在异国他乡，用他的生命，甘心陪伴、服务生活中那块土地上的中国百姓，以彰显主耶稣基督的大爱。
四、天津岁月
1925年夏，李爱锐参加完最后一次在苏格兰的赛跑后，毅然放弃了在家乡优厚的条件和待遇，放下享誉全球奥运金牌选手的美誉，辗转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天津，到“新学书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现为天津第17中学）担任老师，从此开始了他近20年的教学生涯。
新学书院有将近25年的历史，该院由英国宣教士赫立德博士（Dr. Lavington Harte）创办于1902年。赫立德先后在巴黎大学（Sorbonne in Paris）、剑桥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 Cambridge）和伦敦大学（London University）受过教育，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1892年，他离开薪资优厚的职业，加入伦敦宣道会成为宣教士，不久即来华宣教，在天津创办了“新学书院”。当李爱锐到达天津时，赫立德虽然已经67岁，但仍担任该校校长。那时新学书院已经成为一所第一流的教会中学，不少社会名流子弟，包括袁世凯的几个儿子都在这所学校里读书。该校对教师的录用有着一套严格的标准和制度。李爱锐是经过考试，并写下一份保证书之后才被校方录用的。而且他还到比较贫困的山东山村地区实习后通过了答辩，又到北京燕京大学学习一年中文后，方才登上了新学书院的讲坛。
李爱锐任教期间，主要教授数学、化学、自然科学和圣经，还有他拿手的体育课程，并且他还要参与一些宣教性工作。他将其运动家精神完全投注于教育和福音事工上，充满了朝气与活力。执教伊始，他年仅24岁，正处在运动的巅峰期，教学之余，他总是拿出一定的时间进行跑步训练，有机会也参加一些区域性比赛。他在学院内组建了足球队、田径队和查经班，还常带领学生到自己家门前的网球场打球，带动了当地青少年的运动风气。
李爱锐衷心地期望贫穷落后的中国能够尽快发展起来，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培养人才上。他要求学生体学并进，不但学习好，身体也要强健，并将那些体学兼优的高材生推荐、送往英国伦敦大学读书。他关心书院的学生，经常与他们谈心，在功课、体育或其他家庭问题上帮助他们。他独特的教学方法、平易近人的作风，以及他对学生们流露出来的基督之爱，使他成为校内最受欢迎的老师。
由于李爱锐在世界体坛上的名气，以及在各地参赛的丰富阅历，1925年英租界工部局邀请他参与民园体育场的改造工程。他以伦敦斯坦福桥运动场（今切尔西主场）为参照，设计、规划出一个标准化的运动场，同时还对诸如跑道结构、灯光设备、看台层次等改建提出了一系列的、具有先进水平的建议。在他的筹划与监督下，民园体育场终于以全新的面貌出现，成为当时亚洲范围内首屈一指的综合性体育场，且成为拥有最好运动跑道的体育场之一。在这裡，李爱锐培养出不少中国青年运动员，比如后来定居美国的全能跳高选手吴必显，就是当时中国很少能参加奥运会比赛的中国选手。
1928年，李爱锐在大连举行的一次国际运动会上，摘取了200米和400米赛跑桂冠。1929年11月，英租界当局在天津民园体育场举办万国田径赛，李爱锐仍宝刀不老，击败了当时5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德国赛跑名将奥托•费尔莎，夺得金牌。这是李爱锐平生获得的最后一块金牌。1991年6月，李爱锐的三个女儿把这块金牌以及另一枚银盾，赠送给其父曾经任教过的学校——天津17中学，作为永久的纪念。如今，这块金牌陈列在该中学二楼展厅的一个玻璃盒裡；同时展出的还有李爱锐根据英文版Discipleship一书翻译而成的中文书《基督徒生活纪律》。
李爱锐的父母在天津一带宣教长达30年之久。1929年，父亲李德修退休后，举家迁回英国，李爱锐则继续留在天津工作。1932年6月，李爱锐在苏格兰公理会教会正式接受按立成为牧师。1933年，李爱锐在一次记者采访中，有加拿大记者问他说：“你真的很高兴将生命奉献在现在的事业上吗？你难道不留恋那闪烁的镁光灯、蜂拥的人潮、激动的观众、大声的欢呼，以及珍贵的庆功酒吗？”李爱锐回答说﹕“当然，有时人会很自然地想到这一切，但我更喜欢我在中国所从事的工作，因为这方面的价值远超过你所说的一切。你知道，这份荣耀是一个永不朽坏的冠冕。”
1934年3月27日，32岁的李爱锐在天津英租界戈登道合众会堂（位于今和平区浙江路）与弗洛伦丝•麦肯齐（Florence Mackenzie）小姐结为伉俪。新娘是一位加拿大宣教士的女儿，也是合众会堂的司琴。他们的新家安在今天的重庆道38号（旧英租界时期为剑桥路70号），现在那里有一块纪念铭牌注明这所房子曾是他们的故居。
婚后，他们的大女儿帕特丽夏、二女儿希德相继于1935年和1937年出生。当时远东战云密布，面对战争的危险，李爱锐也不免有消沉的时候，有一次他向神埋怨说：“神啊，为什么要我到中国来宣教？” 其贤惠的妻子，却如此鼓励他说：“爱锐，你既知道在礼拜天出赛是不对的；那么，不去神要你去的地方，也是不对的。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去。” 爱妻之言，坚定了他的信念，面对艰难的局势，李爱锐选择继续留在中国。他十分珍惜家庭生活，虽然曾一度到河北省中南部宣教，但他与全家在天津毕竟度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但这一切很快就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碎。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爱锐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敌后抗日，参加救治伤兵和接济难民的活动。1939年，他曾经回到苏格兰报名参加战斗机飞行队，以抗击纳粹，尽管未能如愿，但他不愿意安逸地“坐在办公桌后头”，毅然返回天津，与中国人共度时艰。他曾经多次冒险抢救战争中受伤的士兵和平民，送他们去医院，日夜守护他们。为此他曾受到日军的虐待，也曾为日军所伤。
当1941年战局危殆时，西方在华人士的生命财产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英美等国政府劝告他们的子民离开中国。为了家人的安全，同年5月，李爱锐将怀有身孕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送往加拿大多伦多避难，自己却留在河北省中南部继续宣教、救治伤兵和接济难民等工作。不久，妻子佛罗伦丝顺利产下第三个女儿慕莲，而李爱锐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关入山东潍县（今潍坊市）集中营，从而与家庭失去联系，直到他病死营中，至终都未能见过最小的女儿一面。
五、山东集中营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遂告爆发，此后日本视在华的西方人为敌人。出于安全考虑，李爱锐等西教士迁到英国租界内居住。1943年初，日本军队占领了天津，全部外侨都被迫滞留于此。同年3月，日本当局决定把在天津的敌对国侨民，分批遣送到山东，作为人质囚禁在潍县集中营裡。李爱锐被列在首批遣送人员的名单内，他们每人只被允许携带两件行李。3月30日晚上7点半，所有人质被召集到天津旧的英国军营内，日本兵逐一仔细检查他们的行李。9点钟，随着日本人一声令下，他们提着各自的行李，步履蹒跚地穿过街区，走向火车站，登上南下的火车。当时他们茫然不知所往，更无法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一种命运。
次日下午三点半，李爱锐一行人抵达山东潍县火车站，再转到日本的卡车上，颠簸行进三里多路，才到达了目的地——潍县集中营。这里原是美国宣教士创办的“乐道院”旧址，被日军改建成为关押“战俘”的集中营。除了天津这一批人外，还相继从外地转来其他西国侨民，其中包括内地会在烟台创办的“芝罘学校”全体师生和其他宣教士和他们的子女，计1800人左右（先后关押总共2250多人，笔者注）。
在囚禁生活中，李爱锐不为艰难的环境所屈，在黑暗中，他如一盏明灯发光；他的基督之爱和幽默开朗的性格，给黑暗的集中营带来平安、盼望和喜乐。他对那些与父母分离的孩子们，就像一位叔叔那样，照顾他们，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他教孩子们学知识，在教化学课时，手边没有教科书，他就凭着记忆自编教材，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埃里克叔叔”（Uncle Eric）。戴德生的曾孙戴绍曾牧师当年也被关在这个集中营里，而他的父母则不在营内。他和李爱锐情同父子，李爱锐的言传身教成为他一生事奉的楷模。戴绍曾说：“回想我在日本集中营的时候，李爱锐成为我们这些小毛头的“洋娃娃”，那时我只有十四、五岁，但印象仍很深很深。我想，我今天能站在大家面前，也是因为李爱锐在那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由于李爱锐幽默乐观，做事坚持原则，主持公道，被推举为营区康乐委员会主席。他为营中的青少年人安排各种活动，以其热情和活力感染着大家。他帮助难友挺起胸膛，同饥寒、恐惧、失望等悲观情绪作斗争。他也主动照顾营中的老人与病人，赢得众人的爱戴与尊敬。由于长期监禁，生存环境恶劣，许多人罹患各种疾病，甚至精神崩溃。李爱锐就以温柔幽默的方式安慰鼓励大家，平息纷争。他还参与各个分工委员会的工作，负责教育、财务、住宿，以及补给等方面的事情。他常常引导大家回想过去的美好时光，以及对未来的盼望：“一旦我们出了集中营后，我们将如何如何……”。他将最黑暗的集中营转换为神圣的大礼拜堂，常常与别人分享福音与信仰，甚至爲抓捕他的日军祷告。尤为可贵的是，当西方国家和日本方面达成交换战俘的协议后，李爱锐名列在第一批释放名单中。但他却将这个逃生机会让给了他人，自己则继续留在集中营帮助别人。他平时最喜欢唱，也最喜欢教别人唱的一首讚美诗是“我灵镇静”（Be Still, My Soul），使很多人得到安慰与鼓励。
六、最后的日子
长期的囚禁生活和营养不良，使李爱锐的健康大受亏损。1945年1月初，李爱锐感染了流行性感冒和鼻窦炎，在医生治疗后，病情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重了，经常头痛、身体麻痺，甚至昏迷。有时说话时断时续，右腿麻痺几至不能走路。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医生也无能为力。但李爱锐仍然勉励关心、探访别人，在他去世前几天晚上，还为两名死去的修女祷告。1945年2月21日傍晚，他又去探访病人，突然间咳嗽而又呛气，呼吸也滞重起来。被人送到房间后，他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最后开始痉挛，护士安妮把他抱在怀里，他最后轻声说了句：“完全降服”(complete surrender)，就再度陷入昏迷。当夜9点20分，李爱锐跑完了他43载短暂的人生路，回返天家，长眠主怀。就如他所喜爱的诗歌《我灵镇静》裡所说：“十架忧痛，务要坚忍担当；我灵镇静，将与救主偕同到永远。” 事后，医生为李爱锐做了头部病理检验，结果显示，在他左脑深藏着一个无法开刀的肿瘤，是为脑瘤。
李爱锐遽然去世，营中人无不为他哀伤悲痛。2月24日，全营难友们，从老人到孩子，为他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安息礼拜。出殡时，人们争相扛抬他的棺椁。下葬后，大家在他的坟墓旁竖立起一个十字架，因为找不到油漆，就用黑鞋油在十字架上面写下“李爱锐”的名字。这个十字架虽然简陋粗糙，却闪烁着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这位主的门徒效法祂的主，背着十字架终生事奉主，因此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光彩，显露出非凡的生命——荣耀神，以神为乐，爱人如己的生命，这生命使他配得那永不朽坏的冠冕。
李爱锐在集中营最后一段日子里，曾经写过一首诗，表述了他对人生的感慨：“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虽然都像是站在同一条跑道上，但每个人所做的事又是不同的，因此，生命的意义也便有所不同。”诚然，李爱锐一生效法耶稣基督，向着标竿直跑，故此他的一生意义非凡。他的生命虽然只有短短的43年，但他生命所发出的光辉却成为历世历代基督徒的榜样，世人的祝福！曾经与他关在同一个集中营的难友，后来成为大学教授的兰顿‧吉尔基（Langdon Gilkey）在他所写的《山东集中营》（Shantung Compound）一书中，如此描述李爱锐说：“他总是全神贯注，又兴趣盎然地捕捉那些被囚禁者的想像力，而不惜努力地在营区里倾尽自己的精神和体力。他已经40几岁，但身体仍然轻巧、柔软，步履灵活自如，不过最重要的是，他那时刻充满幽默感和热爱生命的热情，他的热心和魅力，使大家适应了那段苦难的日子。作为一个人，在世上能遇见圣者的幸运是很渺茫的，但这种幸运却悄悄临到我身边，这位圣者就是李爱锐”。
李爱锐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战火蔓延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他跟随宣教士父母的脚踪，在大学毕业后，奥运光环集一身之际，选择回应神的呼召，飘洋过海，来到他生身之地天津，与中国的百姓同甘共苦，向他们传扬天国的福音，最后也葬在他所爱的这块中国土地上。李爱锐坚信人类所有的能力、恩赐都来自上帝。人展现其天赋能力如果只停留在使自己成名成家上面，那将是一种短视。既然能力源于上帝，至终荣耀必要归给上帝。他在奥运会上持守此这一原则，在中国宣教也是一样，这是他的伟大之处。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李爱锐精神”，这是比体力更大的精神超越，更显得难能可贵。在奥运历史上，得到奥运会金牌的人不可胜数，但李爱锐的名字却永远突出闪亮。他有一个让人景仰的、非凡的生命，以及振翅高飞的人生，不愧为蒙神喜悦、蒙世人钦佩的属灵伟人。
李爱锐在加拿大的妻子佛罗伦丝直到当年的5月2日才得知丈夫去世的噩耗，虽然她一时伤痛欲绝，但亦为自己有这样一位丈夫而感到骄傲。六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宣告投降。美国军人前来接管了潍县集中营，所有幸存之战俘得以回国。英国人直到战后才获悉李爱锐逝世于潍县集中营的消息，《泰晤士报》如此报道说：“苏格兰失去一个伟大的儿子，他在一生中每一时刻，都使大家以他为荣”（Scotland has lost a son who did her proud every hour of his life）。而那位在李爱锐临终时照料他的护士安妮，于二战结束后两年，因受李爱锐的感动，再次踏上中国宣教之路，使殉道者所流的血，继续在中国开花结果。
七、电影《烈火战车》
在李爱锐去世30多年后，蜚声国际的英国电影製片人大卫•普特南（David Puttnam）在家生病休养时，偶然翻阅一本奥运史话，当他读到李岱尔的事迹后，完全为他的勇气所折服，于是决定拍一部似乎无利可图的电影──“烈火战车（Chariot of Fire）”，再现了1924年英国短跑健将李爱锐勇夺奥运金牌的故事。出人意外的是，该片竟一炮走红，赢得198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以及另外三项大奖，片中主人公李爱锐再度引起世人瞩目；他那上身后挺、嘴巴大张的招牌性跑姿，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唯感遗憾的是，影片只反映了李爱锐的前半生，而其后半生只是在片末字幕上以寥寥数语做了个交代：“李爱锐，宣教士，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死于日本占领下的中国，苏格兰同声哀悼。” 实际上，他的后半生更为辉煌，他不只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家，赢得了地上的桂冠和金牌；他更是一位杰出的宣教士，赢得了天上永恆的冠冕和奖赏。
八、末了的话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李爱锐，誉他为“奥运冠军李爱锐：生在天津怀着中国心的苏格兰人”、“体育白求恩”，以表达对这位宣教士的崇高的敬意。二战后，李爱锐被安葬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华北烈士陵园内，那里还长眠着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友人。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对李爱锐的纪念活动也从未停止过。1924年奥运会100米赛铜牌得主，后来做了新西兰总督的浦烈爵士，如此评价李爱锐说：“他赛跑，他活着、他死去都是一个好人，他的一生都体现着好人这两个字的真实意义。他对神的忠贞和对自己的信念，都感动着他的朋友，我们得以认识李爱锐，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神圣。”
1988年，李爱锐的亲属和生前好友齐聚山东潍坊，在当年“李爱锐运动场”附近（现潍坊市第二中学校园内），为李爱锐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这块碑石是用李爱锐家乡苏格兰马尔岛的花岗岩制成的，上面镌刻有中英两种文字的碑文，正面是：“他们应可振翅高飞，为展翼的雄鹰；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累。”（这几句话引自圣经《以赛亚书》40章31节：“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笔者注）。背面是“埃里克•利迪尔体现了友爱互助的美德，毕生鼓励年轻人，为人类的福祉尽其所能”，并简短概括了李爱锐辉煌而短暂的一生。在2005年纪念潍坊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活动中，潍坊市政府李爱锐的纪念碑敬献了花环。
1990年，一位生于苏格兰，居住香港的土木工程师丘嘉先生，倡导并建立了“李爱锐基金会”。1993年，该基金会在中国天津师范学院举办了训练营，当基金会成员和部分优秀运动员到访天津并进行培训时，还分别在天津大学和滨江道上的基督教堂作过关于李爱锐的生平演讲。
当2008年8月8日，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北京开幕之日，英国《苏格兰人报》把李爱锐评选为苏格兰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运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