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期间救护难民的传教士——贝德士

编者按：贝德士为美国来华传教士、宣教学学者，他于日军大举入侵南京后设立“南京安全区”来给中国人民提供避难所，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很多难民的生命。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于1897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一个牧师家庭，父亲不仅是位牧师，也是大学校长，因而贝德士从小就在浓厚的信仰氛围以及学问的熏陶下成长。他敏而好学，掌握了很多知识。于1916年获哈莱姆学院学士学位，此后到英国深造，并在1920年获英国牛津大学硕士学位。1935年，他又成为耶鲁大学（也曾在哈佛大学进修）中国历史系的哲学博士。

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已投入到海外宣教运动。1917年，在印度和中东的基督教青年会侍奉两年。1920年，他以基督教联合传教会（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即基督会）宣教士的身份，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贝德士在中国近30年，他积极参与教会事工，1938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国际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会议。此后，他在1941年至1945年间还任国际宣教协会的远东顾问，并任国际宣教协会在中国战时紧急事工的协调员。除了参与教会事工，贝德士还担任了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的历史系的教授，在他辛勤耕耘下，学校的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抗战爆发后，金陵大学被迫转移，贝德士以副校长名义负责留守金大校产。淞沪会战，国军虽英勇抗敌，但终因指挥失误以及装备落后而失败。日寇在1937年11月向南京进攻。11月22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南京的平民因此失去政府的保护。贝德士等中外人士出于人道主义，效法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建立南市安全区的模式建立一个“南京安全区”， 给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贝德士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师魏特琳（Minnie Vautrin）、长老会宣教士米尔斯（W. P. Mills）、等人联合起来，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推举西门子洋行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任主席。

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南京安全区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占地约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南京）交叉路口；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至西康路； 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界内分设交通部大厦、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25处难民收容所。

南京安全区成立后，立即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承诺实现安全区非军事化，并且提供给国际委员会物质支持与治安维持。但是日本方面拒绝承认安全区，表示只有安全区没有中国军队驻扎，他们才不会攻击。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寇在松井石根、谷寿夫等人命令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他们甚至撕毁与国际委员会的约定，强行闯入安全区，劫掠财物、奸淫妇女，大肆抓捕青壮年并予杀害。贝德士与同工们，在抗议日寇暴行无效后，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尽自己最大努力，全力救助中国人的生命。在南京屠城的日子里，保护了数十万难民的生命。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最后一批难民营也被迫于1938年5月关闭。贝德士从始至终参与了安全区的工作，并担任了最后一任主席。

贝德士亲眼见证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他出于义怒，并以历史学的敏锐，作了大量实录与对外报道，并收集保存了各种宝贵的文字资料，将国际委员会宝贵的档案文献保存下来。战后，他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指出日军在南京犯下的魔鬼罪行。

1950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贝德士被迫离开挚爱的中国。此后，担任纽约协和神学院宣教学教授与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董事会的理事，并参与美国全国基督教协会中国专案部的事工。贝德士做了很多史学工作，尤其在20世纪初的中国教会史的研究上颇有建树。1978年，贝德士安息主怀。

（本文作者为福建厦门鼓浪屿三一堂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