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基督教中国化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教育事工的探索
浅析基督教中国化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教育事工的探索
——从南通第一城基督教堂的牧养事工说起
[内容摘要] 根据史料记载，基督教传入中国是“三起三落”，“三落”的主要原因就是基督教没有中国化。例如，景教在唐朝出现过“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1] 可惜的只流行了210年。如今在西安碑林中，只见到唯一的一件实物——景教碑。传教士传教的途径每每都是以走上层路线为主，他们先向皇室、官员、市民讲述耶稣的故事，然后才走进农村，或者说，主要先对城市中有文化、有地位、有苦难的人讲道，没有将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与中国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开展宣教工作。几十年来，中国基督教徒主要分布在农村。在不断推进中国城市城镇化的今天，中国农村教会开始出现萎缩而危机四伏。相当一部分的农村信徒走进了陌生又繁华的城市，教会如何提高他们的文化、调整他们的心态、陶冶人的情操、发扬移风易俗、促进社会和谐、提高社会诚信、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都是通过教会的教育事工开展，即基督教教育与信仰的重申和延伸。笔者从南通教会的实际情况来考量，结合中国基督教“三自”原则、习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2016年4月22-23日）及其它系列讲话和香港基督教三一神学院院长、浸信会牧师林德平博士的《基督教教育课程》的有关内容，浅析基督教中国化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教育事工的探索。
[关键词] 基督教中国化 教育事工 城市化进程 南通教会 见证
一、基督教中国化在中国城市化初期进程中教育事工探索
近代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在大陆的主要事工是建立医院、学校、图书馆、教堂及为民服务的慈善机构等，上世纪20年代，有人总结新教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城市化初期进程中的教育事工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表现在：“一、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是一项规模颇大的事业。二、中国基督教教育制度正负担着非教会社会的大部分教育责任。三、教会学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四、教会学校是政府在发展教育体系方面的有力助手。五、教会学校正在为中国妇女作出独特的及时的贡献。六、教会学校体系正在迅速增强中国教育家的队伍。七、教会教育对中国教育科学事业是否提供着真正的贡献？八、教会学校和教会有密切的关系……”[2] 以上评价得到当时社会上很多人的公认，后来教会在中国城市化初期进程中的教育事工所扮演的角色有所改变，不过，探索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努力和方式，没有止步，被称为“教育之乡”的南通也是如此。
基督教传入南通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当时南通市区的范围不大，人口又很少，比不上现在的一个新社区。我们仅从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基督教中国化在近代第一城城市化初期进程中的教育（中文）事工中做出了如下的努力：
1.对教育的影响
1.1 教会兴办图书馆。解放前，南通教堂藏有新文化进步书籍2000多册，吸引很多知识分子去阅读，在那时，成了知识界的一个亮点。例如，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父亲刘瑞龙从小在教会的图书馆里自学，从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缔造、建设新中国的一名功臣。
1.2 教会筹办多种学校。对于婴孩教育，南通教会办了崇英育堂；对于文盲、半文盲的中老年，教会开办了妇女识字与民众教育扫盲班；民国5年（1916）教会办护士学校，初收男生，后渐收女生；1919年春，南京中华基督总会派美籍传教士高诚身来南通主持教务工作，办英化中学（即南通市一中的前身）并筹办基督女校。1922年美籍护士傅汝爱来南通与海格门夫人共建“南通州高级护士学校”，[3] 培养了很多高级护士人才，为南通的医学事业、医务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教堂有多名信徒曾就读于这所学校并从医院护士的职务上退休的。
1.3 教堂礼拜天崇拜的教育。教堂是大人的课堂，学校里有孩子的教室，圣殿是大人的学堂，教堂在中国大众的心目中是一个神圣的地方，能净化人的灵魂，陶冶人的情操，也是接受文化教育的课堂。一些无文化或文化少的信徒通过中文礼拜听道、读经、参加周间查经、唱诗班、青年聚会等活动，在文化上大有提高，从目不识丁到后来逐渐能读经、读报，扫盲效率特高。礼拜（教务）中使用中文，让老百姓听懂，这是基督教中国化自觉的求索，也是最早的尝试。
2、对科学的影响
宣统元年（1909），上海教区委派美籍医生鲍伦德偕夫人来南通，在西门外端平桥河西街建造“纪念医院”，1912年10月医院建成，冠名为“南通州基督医院”[4]（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当时，医院建在城市的边缘，位于城郊结合处。1937年8月17日，日军飞机轰炸了基督医院，1939年，美国教会总会派施保罗夫妇来南通恢复教会活动和基督医院，新建了很多病房，有的直用到今天。
3、对建筑的影响
南通基督教堂面朝向西的临街三层现代建筑，位于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百年前，在南通是很时尚的洋房，行人的回头率特高，朝南、朝北是两排长长的厢房，教堂是参照中国古代的宫廷建筑所建，形成一个口字型，是中外结合、古今结合、高矮结合的庭院建筑，虽然已拆，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在天主教新建的教堂在全国几乎是一个款式；我们新建的基督教堂（包含室内装饰），很多人希望有哥特式（或有罗马式）风格的部分样式，否则就说找不到灵气。现在，有文化底蕴的老建筑是越拆越少，宗教场所多要迁出城市中心，面对原基督医院的宿舍楼，我们在思考基督教对中国建筑的互相影响究竟有多少？安徽省宿州市基督教堂有百年的历史，是外国宣教士本着福音本色化的需要建造的，如果，你去参观学习，会发现当时的建筑师在建筑艺术中采用了大量的宗教符号，把很多圣经故事，通过石雕、木雕、砖雕等东方艺术方式反映出来，内中的园林艺术也很美，身临其内，让人感慨万分，不自觉的摘帽向教会先辈致敬！感谢中外基督教艺术家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艺术经典的教堂。有时，我低头静默，不知道东、西方文化巧妙结合的老教堂，在中国大陆还有几座？基督教中国化在中国城市化初期进程中探索的痕迹和“粗线条”标本有多少？很多被城市现代化所替代，只有在书籍中能看到它的身影。
4、对文艺的影响
近代刺绣国手沈寿受末代状元张謇先生的邀请，来通办义工传习所，并任所长，历史上没有记载沈寿是否到过南通教堂，但是，沈寿在南通期间，创造性地运用中国刺绣的虚实针、旋针等针法创作了耶稣的刺绣图像，《耶稣像》在1915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上被评为这届博览会一等奖，使得这届世博会成为对中国影响非常大的一届世博会，1986年，张謇先生的后裔张绪武把《耶稣像》奉献给南京博物苑。基督教文化还与中国的书法、画画、剪纸、陶瓷、印染、摄影、舞蹈、相声、朗诵、话剧、表演、演奏、歌唱等文艺文娱相结合，起到了教育大众的目的，这是中国基督教中国化的摸索。致此，在基督教中国化的征途中，我们要向中国老一辈的艺术家、知识界的朋友们致敬！
5、基督教名人
已故的南通籍基督教翻译家任炎林博士，出生、成长在南通，生前他翻译了英、德、日教会著作近200本书，自己写了三本书，代表作是《新约神学》，2006年1月由全国基督教两会出版发行。任博士曾任南通师专（即今天的南通大学前身）英语教师、金陵协和神学院客座教授，当过南通市政协委员，晚年在台湾生活，他的志愿：“要在海峡两岸之间愿作一座桥梁，向自己的同胞分享基督的爱”。这里我想到中国现代文学名家冰心、徐志摩、老舍等，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流露出基督教的思想，或者说，他们的部分创作受了基督教的影响。
南通（原名通州）历史悠久，两百年前，老百姓的信仰主要受到道教、佛教和当地民间宗教的影响。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和天主教首先向南通城里的居民传教。市民同农民相比，开放、有文化，愿意了解其它宗教。在中国城市化初期进程中，所薄弱（或缺少）的社会服务功能，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作了必要的补充。从此基督教与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在南通有了生根、发芽、结果、再发展的客观环境，南通地区只有市区出现五大宗教的盛况。
二、基督教中国化在城市化中期进程中的教育事工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接收了教会学校、医院和社会服务机构等，从此教会的泛教育功能慢慢的退出了中国城市化初期进程中的教育事工的舞台，仅留下教堂作为教育事工的窗口。中国基督教成立“三自”组织，是新政府在政治上帮助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推动。根据刘少奇1949年7月4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仅仅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学校与大学校就有31所，神学院32所，图书馆29所，文化团体26个，中学校324所，小学校2364所。”因直接由美国方面的资金支持和赞助的学校数量众多，在中国各类学校总数中所占比例较大，因此，学生乃至教授职员中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抱以好感者自然人数众多。由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每年大量地进入到社会当中去，包括就职于政府机关和各类学校，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把“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情绪散布到四面八方。和较多地在宗教信仰的范围传播思想和进行活动的基督教、天主教教徒比较起来，这些学生和教职员工在社会中的影响范围显得更广泛。新政府必须尽可能快地缩小美国在这方面的影响。[5]
据1950年6月1日《马叙伦部长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当时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27所，其中教会设立的学校24所，约占总数的10%。[6]文革期间，仅有的教堂教育事工也彻底终止。
改革开放以后，教会在城市化中期进程中的教育事工，从恢复、设立开放基督教堂，到基督教青年会对外服务，有条件的教会创建（或资助）水利、希望小学、医院、托儿所、敬老院、戒毒所、心理咨询门诊、大学生夏令营等教会实体，这些实体将越来越多，涉及的面也会越来越广，为群众提供教育服务，深得众人的喜爱，尤其是教会慈善工作。
高师宁在《城市化过程与中国基督教》中分析：“‘城市化过程比市场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更具有社会性、整合性、综合型、复合型和多元性，或者说，城市化过程比市场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涵盖了更多的社会发展内容’，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一切的话语。城市化过程中，广大农民工做出了重大贡献，尽上了很大的义务，但是他们所享受到的权利却不多，例如：身份的转化、劳动技能的提高、养老医疗等基本的社会保障、社会压力所造成的种种内心冲突需要解决。”[7] 教会在城市化中期进程中的教育事工为他们雪中送炭：
2.1 心理功能
“现在的社会处在人才竞争、社会各行业优胜劣汰的快节奏时代，尤其在城市，一些人(农民工尤为突出）感到工作忙、应酬忙、家务忙，既没有时间休息，也不知如何有效的休息，造成了身心疲惫，患精神、心理疾病的趋势开始上升。在国内，心理治疗刚刚起步，且接受心理治疗前，不少人先要转变观念，然而基督教的教牧心理学在西方早已设立。在实践中使用的很普及，当一位信徒带着痛苦、困惑的心情来到牧师面前，寻找诉说的对象和依靠的力量时，其实牧师扮演着普通心理医生的角色，劝诫他要常在神面前祈祷、唱歌，安慰他的心，使之心里平衡，避免了不少的过激行为。同时，科学家研究结果：人的疾病与人的性情波动有关。医生对病人说，三分治疗，七分养病。《圣经》告诉我们，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基督教是歌唱的教会，极大多数的人带着愁容进入教堂，礼拜、聚会后就张开笑脸走向社会，很多人作见证，身上原有的一些慢性病，信主一段时间后，去医院检查，竟然痊愈了。我认为，有的是神直接的作为，有的是神间接通过科学的作用，两方面都很重要。因此，教会活动场所既能成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也是不可少的精神乐园，其社会价值不可估量。”[8] 当然，一些教牧人员超负荷的工作导致人的早衰，甚至猝死，这是教会的一个悲哀！
2.2 道德功能
教会给人的普遍映象是劝人为善。佛教讲，诸恶不作，众善逢行。“三岁小孩都知道，八十老人做不到。人性是需要加以引导的，基督教的教义认为人不靠行善得救，但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必须要有行善的生命流露。《圣经》教导世人：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行善要行在暗中，就可得到上帝的赐福；基督教的十诫引导人性向善。我认为教会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范畴的一部分，就约束力而言，不同于一般伦理道德，甚至高于一般伦理道德。基督教成为讲理性讲道德的教会，是我们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的任务之一。在社会道德滑坡、有人鼓吹“次道德论”或“道德无用论”的今天，教会的道德功能显得十分可贵，发扬光大是她自身存在的社会基础与发展的使命。根据有关部门统计：一个真正虔诚的教徒一定遵纪守法，不会去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教会改良人性比用一般的道德观念、法律观念改良人性作用大。不少国家的牧师可以向监狱中的罪犯传教，可以带领罪犯在狱中做礼拜，引导他们读《圣经》，既有利于监狱的管理，更有利于人性的大大改良，对双方都是有益的。当一个罪犯在监狱里真正信了教，刑满出狱后他一定是一位好公民、好信徒，决不会出现“二进宫”、“三进宫”的现象，这就是教会道德功能的独特之一。2007年4月22日，中央电视台四套播放了“从杀手到牧师”——台湾博士吕代豪的见证——感动了很多人。教职人员成为道德；‘警察’会得到社会的进一步重视。在强调法治与德治并重、人性冷漠的今天，这件事的宣传显得更加重要。”[9]
2.3 文化功能
教会是一种文化现象的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首肯。教会的文化功能十分明显，不识谱的信徒，能唱起优美的圣歌，没有文化的人能使用复杂的乐器；就识字而言，虽然有些老信徒没有上过学，但在信仰作用的感化下通过持久地读经、唱诗，他们认的字就越来越多，以至基督教经典《圣经》也能通读。同时，教会艺术对他们的心灵熏陶也是很大的。目前，中国还有占总人口8%的成人文盲，从各扫盲渠道来看，教会的扫盲效果很大。例如，我们教会每年举办的慕道班：
2.3.1慕道班课程及其它；
2.3.1.1慕道班课程的讲员牧师为：施成忠和张培生；
2.3.1.2慕道班的主要教材是《基本要道》；
2.3.1.3慕道班的上课时间及出席人数考勤情况可以看出：有文化的多，年青的多、身体好的多和妇女多，改变了过去低文化的多、因病信主的多和年老的多（请看附录１、附录3）。从信徒参加慕道班的出勤率和重视率来看，教会在城市化中期进程中的教育事工是缺一不可的，也是其它途径无可替代的（见附录4）；
2.3.4信徒悔改重生的经历个别案例（潘某某，男，汉，大专，1969年6月出生，1996年信主，1998年来本堂，以下是他的见证）：
圣灵感应的奇妙
1996年一个冬天的下午,我走在上海西藏路的街道上,忽听周围有音乐的声音,好奇心带领我闻声进入了院子,仔细听,声音从一个大屋里传出,挺动听的,似乎是合唱的音乐,健步走进屋内,豁然开朗,哪是个屋啊,分明是庄严肃穆的大礼堂,再走进里头,根据自然的判断,我来到了一个教堂,好多椅子,好多人坐着,手里捧着厚厚的书,嘴里不停的吟唱的着什么,再往前看去,一个精美绝伦的大舞台呈现在我面前,台上似乎有很多人排成队唱着,再抬头看了下, 一个十字架的东西映入眼帘,顿感些许紧张,这是什么啊,环顾四周,彩色的玻璃镶嵌在精致的墙上,好美的地方,悄悄地问下周围的一个人,“这是什么地方”，一个很和善的人告诉我，“这是基督教堂,” 哦, 理解了, 听着听着身边人吟唱的歌,挺好听的,当时没觉得什么异样,看看时间要回家吃饭了,就这样走回了家。
大概过了一周,我去楼下阿婆的电话亭打电话,她非常友善的同我搭讪,我也附和了她一下,突然她问我:"小伙子,你去过教堂吗?" 我心里想,她怎么知道我去过，莫非她记错人了,我就嗯了一下,她非常兴奋的从她桌下的一个凳子上拿出一样东西出来,轻轻地递到我面前, 两个烫金的大字看到了,《圣经》, 她说,送你一本这书,有时间看看。我心里打鼓,她送我这干嘛,莫非推销书啊,毕竟是邻居,不好意思推托,就接过书来。“阿婆,多少钱”。 她笑着说:“不要你钱,送你的”，我心里更没底了,平白无故的送我东西,哪好意思阿, 她估计猜出了我的心思,马上说:“我们是基督徒,传福音的,你拿着这书看看”，“谢谢阿婆”！我拿着这书就放在家里的床边,当时也没在意什么,还按平时的生活正常的上下班。有一天周日,我在家闲着没事干,就翻起了阿婆的《圣经》书,看看挺有意思。突然，想起了那天去过的教堂,心里有个想法,何不去看看,反正没事做,收拾好东西，挎起一个包走下楼来,走出弄堂径直往人民广场走去,大概没二十分钟,非常自然地来到了教堂里面,坐下后,问下旁边的人,这才知道这教堂就叫沐恩堂,我忽然感觉没带什么,看到有人在翻圣经,我尴尬的看看周围,倒让我看到了后排那有很多书,估计就是可以借阅的,果真跑去可以自由拿了一本坐到了原位,牧师让所有人起立唱赞美诗,我也跟着站起来，半懂半不懂得哼起来了,就这样,我慢慢的与教堂结缘了,有时经常去做礼拜。
后来,因为我父亲的身体不好,回到了南通,经医院查出来是胰腺肿瘤,当时医生很明确的和我说, 这病可以不用治疗,大概只能活3到4个月,给他买点好吃,根本不能做手术。全家听了这消息如同青天霹雳,都沉浸在痛苦之中,可偏偏就在此时,一个信主的朋友找上门,关心我们不要急,她和其他一起信主的姊妹共同祷告,说，“一定可以战胜,”她的这些话给我们极大的信心,强烈要求医生给我父亲做手术并且很成功的做完了手术,最后切片化验下来,奇妙发生了,所有的医生都不相信这结果,是良性纤维瘤,不是恶性的,他们为了证实这结果重新化验了一次，结果如初,主治的主任惊讶的又遇到此事,所有人都很惊奇和开心,我们全家从此知道主的能量有如此之大,从那以后我们坚定了信主的信心,一定要跟主一生,感谢主,一直待到离开人世的那天,依然在主的身旁,主的荣耀如此之大,感谢主的大恩赐！
2015-4-4
2.3.5信徒受洗礼程序和信徒登记表（见附件2和附件5）。
其实，平时教会的教育事工很多，以下附页是根据林德平牧师在金陵协和神学院第四届教牧研究生班上，给我们授课《基督教教育》所提供的表格，稍作调整，按照南通第一城基督教堂的情况填写。
从教会的文化功能看，为了揭示基督教会的神秘面纱，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书店中将会提供较多的教会经典著作，来满足不同需要的读者，很多国立大学都成立宗教研究所（系），让一些爱好宗教专业的学生，接受宗教知识的学习，基督教学识教育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教会人才培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在《当代中国基督教努力途径》和《加强宗教神职人员的培养和教育》的文章中明确指出：‘中国教会教牧传道人员本来就相对缺乏，随着信徒数量的增长，教牧传道人员的培养工作跟不上的矛盾就愈加突出。”[10] 这应该引起我们重分重视，并切实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在基督教中国化方面，2014年10月28日，南通市基督教在第一城基督教堂举办全市43所教堂负责人和神学毕业生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出基督新生命即兴讲道比赛，即用圣经知识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有300多名信徒听道，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2015年6月24-26日，南通市第八届神学思想研讨会暨各堂点负责人、圣礼培训班在南通举办，我们邀请到全国基督教两会《天风》编辑部责编王荣伟牧师给培训班学员授课，并对大会提交的神学论文作点评，首先，他肯定了南通两会神学思想建设进入了第八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是跨小步，不停步。其次，希望神学思想建设要接地气。第三，基督教中国化，要从基层教会的教牧工作做起。我们多知道基督教中国化硬件工作好做，软件（思想）工作不容易做，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不断的有效推进，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基础，其根基有多深，与神学思想建设的夯实有关。
中国社会面对公众教育的一些问题，令人堪忧：应试教育模式僵化，暴力色情的电视电影网络害人不浅，“低头族”现象越来越普遍等。小平同志曾说，中国最大的失败，就是教育的失败。相反，基督教的教育事工与众不同，对社会有益。
总之，教会通过礼拜和多种形式的团契及对外服务，针对广大信徒（尤其是很多进城农民工）的需要，祭司的教育角色与功能无人替代，基督教教育与信仰的重申和延伸非常重要，教会对社会的稳定和对社会的诚信度的重建等作用将越来越被世人看好。
三.基督教中国化在中国城市化后期进程中的教育事工思考
西方教会处在后现代化时期，信徒受到自由主义神学、成功神学等影响，导致西方教会的衰落，很多信徒需要信仰，但是不要教会。不少教堂礼拜时，信徒很少，有的甚至被迫因此关闭。很多西方教会的礼拜人数亮起的“黄灯”或“红灯”，应该引起我们中国教会的充分重视，并提醒我们如何做好基督教中国化祭司的教育角色与功能及相关预防工作，使中国教会在复兴过程中，不步西方教会的后尘，或出现盲目的拐弯。对此，笔者提出如下思考题：
3.1 “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义教规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 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述。”（《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主题报告》，习近平）我们要结合中西方优秀文化，不断推进中国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建设，将神学思想建设及时转化为讲台供应，提出用基督教的清教徒精神回应自由主义神学、成功神学等不良思潮。
3.2 不断提高教牧人员的整体素养，面对教会在中国城市化后期进程中的教育事工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广大教牧人员在人力、物力资源不足的环境中，探索牧养工作的新方法、新经验。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主题报告》，习近平）
3.3 加强基督教人才队伍的培养培训工作，从“三自”到“三好”的过程中，中国教会的信徒人数的的增长速率比专职传道人的增长速率大得多，结果造成因祭司的教育角色与功能的缺位，引起教会不能更好地健康有序成长。同时，教会义工队伍建设仍然要加强和重视，要巩固“三自”成果，重视圣礼建设，主动服务“非建制的”教会，是办好中国教会的重要部分，在普世教会中作出我们美好的见证——即体现基督教中国化的繁荣。
3.4 基督教是讲爱的宗教，批评道德无用论，在社会“五个”文明建设中，用圣经阐述“八荣八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做到多一个基督徒，就是多一个好公民，为中国教会的健康发展赢得更多更大的自由空间，使主的名得到荣耀。
3.5 “有人总结，在中国城市化后期进程中，21世纪中国福音教育事工的挑战：
3.5.1教内外的挑战，中国教会需要兴起中国的护教士来回应教内外的种种挑战。
3.5.2工人荒的挑战，中国教会需要大批的教牧专门人才，这一重任落到了神学教育家的肩上。
3.5.3神学课题的挑战：建设中国神学思想的体系任重而道远。
3.5.4教会行政与路线的挑战：中国教会需要有一批卓越的教会行政家的出现，领导教会健康成长，在普世教会中作出我们的贡献。
3.5.5基督化人才的挑战：21世纪的中国教会需要兴起大量的基督徒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医学家、艺术家、企业家来更好的为主作光作盐。
3.5.6普世宣教的挑战：中国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中国教会需要兴起很多的宣教士向自己的同胞和他人分享福音”[11]。
四.结语
当今教会的教育事工开展，虽然不能同解放之前相比，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困难和挑战，但是成绩也不少，特别是习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2016年4月22-23日）和其他系列讲话，鼓舞人心，有利于我们做好教会工作。若干年以后，教会的教育事工开展的路径和内容，可能有点不同，但是祭司的教育角色与功能是一样的，基督教教育与信仰的重申和延伸也是一样的，不同的就是传达什么样的信息。为了在普世教会中作出中国教会的美好见证，要不断巩固“三自”成果，坚持联合礼拜的大方向，自觉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三自”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是不能动摇的，要不断推进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才能确保中国基督教会更加健康、更加复兴！让这样一个大多数人比较喜欢的中国化基督教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也就将实现无数代中国基督徒的美梦——中国基督教本色化。
注：本文原载于2016年第三期《金陵神学志》，选用时有改动，附件略。福音时报蒙作者应允刊登，作者为南通市基督教两会牧师。
[1] 《教会简史》，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编印，1983，第52页。
[2] “中国基督教教育”，《中华归主》（1901-192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888-892页。
[3] 南通市民族宗教志编纂委员会，《南通市民族宗教志》，（南通：黄山书社出版社，1996年），第129、130、136页。
[4] 南通市民族宗教志编纂委员会，《南通市民族宗教志》，合肥：黄山书社出版社，1996，第129-130、136页。
[5] 参《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12页。
[6]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7] 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编辑部（成都：宗教学研究杂志社，2011年），第117—123页。
[8] 张培生，“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教会社会功能及其走势”，《金陵神学志》（季刊），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2012年2期，第142-143页。
[9] 同上。
[10] 俞伟忠，“谈谈教会人才培养（上篇）”，《天风》，上海：《天风》编辑部，2011.8，第4页。
[11] 李方舟，“二十一世纪中国福音事工的挑战”，《牧者之道——第四阶段，装备课程》，香港：福音证主协会，2011年，第260-2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