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鸿牧师：浅析基督教中国化的途径
“中华文化与宗教中国化”的主题，对基督教而言，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中国教会开展三自爱国运动迄今已经有67年了，它的最大成就是实现了中国基督徒独立自主的办教；培养了一大批爱国爱教的教牧同工和基督徒；实现了在互相尊重前提下的合一，实行了联合礼拜；对普世教会贡献了由中国教会实践带来的美好见证。但是，在深层次方面，尤其是神学思想层面，西方殖民化神学的烙印根深蒂固，加上与中国封建思想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教会独特的保守传统。为此，1998年，在丁光训主教的倡导下，中国教会开展神学思想建设[。1998年11月23日，在济南东郊宾馆召开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六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四届第二次全体委员会上，作出了《关于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这被认为是基督教正式开展神学思想建设的肇始。参《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二卷）》，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7年，第1版，第188页。]，试图从神学思想上建立中国教会的自我。毋庸讳言，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始终与中华文化若即若离，而且“即”的时候少，“离”的时候多，时至今日，基督教中国化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一、推进基督教中国化须勇于面对挑战，破解现实难题
坚持宗教中国化的方向不仅是党和政府的期望，更应是宗教界的自觉行动。2014年，基督教全国两会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时，就已经组织召开了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基督教全国两会之所以较早开展这一活动，是因为我们比别的宗教更有危机感。
虽然总体来说，三自成就巨大，然而三自任务未了[。参丁光训：“回顾与展望”，见《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93页、300页。]。我们大致也可以讲：中国基督教通过三自爱国运动甩掉了“洋教”的帽子。但是，如果细致观察就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唱的赞美诗，基本上是“洋”的；我们建的教堂基本上是“洋”的；我们的神学方法基本上是“洋”的……，一定程度上，不“洋”不像基督教。而且，改革开放后，“洋”在国人心中也不再是丑号，似乎与“洋气”、时尚、流行挂了钩。这方面不光教会方面希望“洋”，一些政府部门也希望我们“洋”，不少带有“中国风”的教堂设计，经常被有关部门以“不像教堂”为名而“枪毙”掉。于是，我们的教堂越来越“洋”，我们的思想也越来越“洋”。可是，在不知不觉中，中国教会与社会的张力已经越来越大。
近年来，极个别地方出现了基督徒冲击其它宗教活动场所事件，咒骂其他宗教是“魔鬼”，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特别是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异端邪教更是带来极坏的影响，尤其是前几年山东招远“全能神”杀人事件，在全国引起公愤。基督教的私设聚会点（所谓的“家庭教会”），更是四处蔓延，北京“守望教会”事件，挟“洋”自重，对社会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前不久，韩国教会利用中国人去巴基斯坦传教，其中2人被杀，引起广泛关注等。
反过来，社会对以“基督教”名义开展的活动又有很大的反弹，前些年，山东的“曲阜教堂事件”影响沸沸扬扬；浙江省政府开展的“三改一拆”活动中，“撤改十字架事件”引起国内外关注；湖南长沙所谓“圣经主题公园”事件一度被炒的也很热；个别地方高校和学者抵制“圣诞节”，并指其为“庸俗化”，有的学者称这些为第二次“非基运动”。[非基运动即“非基督教运动”，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上世纪20年代，知识界发起了反对基督教的运动，实质上是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并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继而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非基运动”历时6年，促使了基督教内的知识分子进行中国教会的“本色化思考”。]。
与此同时，西方或在西方操纵下的一些势力，用一些近乎“属灵的”教会语言来包装，主张“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并试图用基督教改造中国社会。有的还利用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重新倡导“回宣运动”，通过中国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有的买通媒体，公开为基督教私设点营造合法气氛，最近，国内有些媒体公然把“呼喊派”的领袖包装成“中国走向世界的神学家”则是最近的一例。
我们的信徒是善良的，但是他们的分辨能力有限。正如同前些年西方政治势力，利用网络大V影响中国老百姓，现在他们也用神学的、属灵的包装影响广大信徒。加上通过非宗教渠道来传教，例如成都的“后5·12现象”[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境外一部分教会组织以成立慈善、公益、救灾、捐助机构为名，进入四川腹地并得到注册，实际上却是以传教为目的的，有关方面称这一现象为“后5·12现象”。]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基督教在一些人看来具有了政治风险。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多民族团结和谐，多宗教和睦友善，才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暴力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只会使国家四分五裂，只会落入西方政客妄图肢解中国的盘算中。
必须看到基督教的绝大多数信徒是爱国爱教的，这些年来，各行各业都涌现出很多作光作盐、服务社会的榜样，他们中间有的是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有的是道德模范，有的是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有的是环保达人，有的是杰出艺术家，所以，我们仍要说，绝大多数基督徒是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期间，基督教两会组织在各地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信徒的桥梁和纽带。对基督教两会组织而言，越是在严峻的挑战面前，越要坚持基督教中国化的方向，我们深信经过六十多年的风雨同舟，中国基督教早已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建设一个和谐健康发展的中国教会将是我们的使命。
二、基督徒提升民族自信和文化认同，是实现中国化的基础
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要特别强调基督教不等同于西方文化。众所周知，基督教产生于东方文明的巴勒斯坦一带，可以说是脱胎于犹太教，其诞生之初，对是否坚持犹太文化传统的问题是有争议的，直到耶路撒冷会议上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后来在圣保罗等人的努力下，基督教开始传到了欧洲。基督教并非天然与欧洲文化浑然一体，相反，基督教的传播与地中海文化传统曾有过激烈的碰撞，基督徒甚至遭到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即使在教会内部，对于希-罗文化会影响基督教纯正信仰的担忧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保罗的书信中就有此担忧。后来混合了多种思想的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更被早期教会斥为异端。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德尔图良（Tertullianus， 150-230），他说：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学园与教会之间有什么一致之处？异教徒和基督徒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席古拉：“柏拉图：希腊的摩西”，见《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2015年，第1期，第2页]直到基督教逐渐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等人的支持下，两希文化才在知识分子基督徒中逐渐被接纳，与此同时，基督教也逐步完成了希腊化、拉丁化的过程。由于其它基督教中心的衰落，一枝独秀的、以罗马为中心的教会成为了其它教会的样板。
基督教在任何国家都有与当地社会和文化结合的好传统，这是基督教成为普世宗教的前提。基督教新教尤其如此，今年是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1483~1546）发起宗教改革500周年，宗教改革与其说是宗教主义的革新，不如说是民族意识的苏醒，马丁·路德与日耳曼社会和文化、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与法语瑞士社会和文化、诺克斯（John Knox 1505-1572）与苏格兰社会和文化，包括后来的“清教徒”与美国社会和文化莫不如此。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产生了许多神学观念，目的是为殖民主义侵略广下注脚。由此，基督教打上了“西方文化”、“西方政治”、“西方社会”、“西方价值”的烙印。中国曾是西方殖民时期的受害者，对西方政治势力的图谋当然抱有警惕。西方差会在中华大地肆无忌惮的时候，正是“欧洲中心主义”、“白人至上”甚嚣尘上的时候，白人以外的人都是劣等的，正如当年犹太人认为只有自己是“神的选民”，欧洲人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是为了拯救“劣等人”的灵魂。
基督教中国化最大的障碍正是来自以往殖民神学的影响，除少数研究汉学的传教士外，多数传教士无视中国文化传统，甚至将它视作“福音的阻碍和绊脚石”，因此改造和消除中国文化在他们看来是中国走向“文明社会”必须经过的一步。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中国“对于世界文明无所贡献”，将中国看作是有待上帝拯救的未开化的国度，宣称“要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就要让“基督教占领中国”[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534页。]。
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新世纪，但宗教及其文明带来的影响不但没有减少，在有的地方还有扩大之势。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认为：在20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从受一个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单方向影响支配的阶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阶段，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源将会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这即是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39页。]。他还认为，未来世界的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激烈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
当代宗教的世俗化和神学思想的多元化，使人们越来越少地靠宗教教义来理解世界和个人的生活[贝格尔：《神圣的帷幕》，高师宁译，何光沪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8页。]，宗教信仰的行为取向和价值观越来越多地建立在理性的和功利主义的基础之上[参席勒尔：“经验研究中的世俗化概念”，载于希尔·米歇尔：《宗教社会学》，纽约：基础图书公司，1973年，第228-251页。]。宗教与世界的关系可谓既重大又复杂，因为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哲学、法律、艺术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相互交织的、复杂的系统。如果把它简化为惟有西化的，才是基督教的，并为此鼓励基督教要有先知精神，敢于指责政府和社会不公，中国基督教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将陷入极大的危险。所以无论外面如何粉饰，如果里面所装的是“西化”、“分化”的实质，我们就要坚决抵制。
基督教中国化既是社会对基督教的要求，也是基督教发展的必然结果。基督教全国两会积极推进神学思想建设，特别提出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中国化”不同于以往提出的“本色化”或“处境化”，而是两者兼而有之。对基督徒而言，提升民族自信和文化认同，才能坚持基督教中国化的方向。当前，学界关于如何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已有许多论述，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了政治认同、社会适应、文化融合的理念，但这些基本上是从宗教外部来看待中国化的，对宗教自身而言，我认为还要加上“信仰尊重”和“宗教宽容”，尤其对外来宗教而言，只有信仰上彼此尊重，才能理性相待，和谐相处；只有宗教上相互宽容，才能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基督教中国化不可能脱离上述的因素，中国的基督教必须让人知道，自己是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是认同自己国家和道路的基督教。一定程度上，教会只有“破碎”自己，融入中华文化和社会，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三、协调好“中国”与“基督教”两个关键点，才能“化”作现实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西方列强肆意欺凌，中华文化一度被自己的部分思想家怀疑，甚至否定。从“体”“用”之争到“打倒孔家店”，中华文化一度到了几乎被弃的地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后，“德先生”与“赛先生”之争，使得崇尚科学成为风尚，而人文价值上亦涌现出“向西看”的倾向，被视为“国学”的大师们陷入苦苦挣扎之中，陈独秀（1879-1942）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就曾对于破坏文化上的旧思想引以为豪，直认不讳[。参钱穆：《国学概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334页。]。毛泽东把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成功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说明了外来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并非不可兼容，但从实际出发，以中华文化为本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当然要吸纳人类文明的成果，开放、包容的中华文化才是最有活力的文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我们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胸襟。作为外来宗教的基督教不是要改变中国文化，而是要融入中国文化，至终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
上世纪20年代的本色化思考时期，赵紫宸（1888-1979）先生认为：“中国化的基督教”有两个重要的支撑点，一是根本承认基督教中存有“永不磨灭的宗教本真”这一信仰自知；二是根本承认中国文化保留着“精神生活方面的遗传与指点”的文化自觉。在他看来，基督教信仰的独特吸引力是其“在解释方面最重伦理的方式；在奥妙方面最重灵修的幽潜”，其“外重道德的行为，内重潜养的幽独，正是对于中国有伟大的贡献”[。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转引自张西平、卓新平：《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学术论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5页。]，他认为中国基督教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他说：“一个本色化的教会把基督教和中国古代文明所包涵的一切真理保存和统一起来，并因此而得以展示和表达中国信徒的宗教生活和经验，而且是用本国的方式，是他们感到自然的事”[。赵紫宸：“本色教会的商榷”，见《青年进步》第76册，1924年，第9页。]。王治心（1881-1968）先生也尝言：“在基督教的生命里，没有中国文化的血液在内，则基督教与中国社会虽日趋于密切，仍不过是友谊的握手，而不是血肉的化合。所以根本的问题，不是在形式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把基督教下种在中国文化里面，吸收中国文化为血液，庶几无所谓基督教中国，和中国基督教，这才是建立在磐石上了”[王治心：“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见《青年进步》，第79期，1925年，第11-16页。]。
1984年9月，丁光训主教（1915-2012）在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演讲时说：“我们的信仰也像有两个中心的椭圆，是两个C，基督和中国（Christ and China）”[。见《丁光训文集》，第45页。]，这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一个中心的圆圈。我注意到他说的“两个C”是指是“信仰”二字，这实际上包含了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两个方面，也就是平时所归纳的“爱国爱教”，对这两个方面的把握，是做好中国教会各项事工的基础。
在2015年5月18-20日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说：“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习近平：“巩固和发展最广发的爱国统一战线”，见北京：新华网，2015年5月20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0/c_1115351358.htm。]。2016年4月22-23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习近平同志再次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见北京：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6-04/23/content_5067281.htm]，习总书记的讲话，为如何开展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中国化指明了方向。
谈到宗教中国化，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成功例子就是佛教，自汉明帝（刘庄，28-75）梦金人遣使求法，以至白马驮经建白马寺，经过两千年岁月的打磨，佛教似乎完全被忽略是外来宗教。因此有人认为，基督教中国化只是时间不够，日积月累自然就中国化了；还有人说，基督教应该学习佛教的做法，我对此是怀疑的？
佛教的中国化，很像基督教的欧洲化，我们不妨把二者作一个对比。汉传佛教的中国化是伴随着佛教教义中国化的步伐而实现的，特别是汉传佛教八宗[。汉传佛教八宗包括：律宗、禅宗、密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三论宗和净土宗。]的形成，基本上是从魏晋至唐代完成，时间大约在公元四至八世纪；基督教欧洲化也是伴随着基督教教义欧洲化的步伐完成的，以前七次大公会议[。基督教前七次大公会议包括：325年的尼西亚公会议、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公会议、431年的以弗所公会议、451年的迦尔西顿公会议、553年的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680-681年的第三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和787年的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为标志，时间也是在公元四至八世纪。
佛教的中国化吸纳了不少中国文化的元素，比如儒家和道教的思想，以至有儒佛道三教同源的说法，它们构成中国文化的主干，同时弥补了中国文化重伦理轻思辨的空缺；基督教的欧洲化吸纳了希-罗文化的精华，形成两希文化互补且交相辉映的局面，并逐步成了欧洲文化的主干，同时纠正了欧洲多神主义的弊端。佛教的中国化使人忘记了它的源头不在中国，以至今天全世界佛教的重心仍然在中国；基督教的欧洲化使人忘记了它的源头不在欧洲，时至今日人们以为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
这就带来一个思考，最彻底的中国化应该是宗教教义的中国化，但在教义定型以后，这样的机会已经不会再有了，所以基督教中国化虽然在方法上可以借鉴佛教，但若完全走佛教的路是行不通的。
之所以说习总书记的讲话指明了方向，那就在于基督教中国化应走的路是在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为此，我们可以在教义的阐释、教规的修订、神学的思考和形式的表达几个方面作出努力。其它的基础性工作还包括汉语圣经的重译，《基本要道》的新编，《要道问答》的充实等，所以，在“化”字上，我们还有许多功夫可做，特别是神学思想上，必须吸纳中国的文化传统，借以形成中国化神学的表达，这将是重中之重。
尽管中国基督教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尤其有些人是对西方利用基督教渗透认识不清等，但也不要把中国基督徒都视为西方文化的拥趸或附庸，我相信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是热爱祖国的，多一个基督徒多一个好公民，经过了60多年与祖国的风雨同舟，中国基督徒的爱国觉悟已经大大提高，只要我们心中始终装着“中国”和“基督”，基督教的中国化就大有希望。我相信经过若干代的努力，已成为中国的基督教会，将不再是基督教在中国，而是实现了中国化了的基督教，中国基督教必将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不是什么主干，但仍可以成为其枝叶，成为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受益者。落在中华沃土里的“道”的种子，必将汲取中华文化传统精华的养分，从而结出丰盛的果实，愿这一天早日实现！
（注：作者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此文为他在“中华文化与宗教中国化”论坛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