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积极稳妥推进基督教中国化？
【内容摘要】基督教中国化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是深具历史性、时代性、前瞻性意义且值得广泛深入研究的命题，这一工作的开展不但影响会当代，还将影响未来，不但影响基督教会，还将影响人类社会。本文尝试从积极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稳妥推进基督教中国化和如何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三个方面阐述了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试图找出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原则方法以及具体在那些方面进行着手，盼望能在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上提供点滴助益。
【关键词】 基督教中国化 圣经 中国文化 神学
前言
“基督教中国化”(Sinolization of Christianity)的说法是相对于教会学者以往用来讨论基督教如何适应传入地的文化背景或社会处境而惯用的“本色化”、“本土化”或“处境化”等名称而言的。这是自唐朝景教首度传入中国开始就面临的问题，直到今日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近年来，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进程的呼声响彻教内外，不但成为了当今基督教界时代的强音，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2015年5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今就《积极稳妥推进基督教中国化》浅谈一些洞孔之见，盼望达抛砖引玉之效。
一、要积极推进基督教中国化
要由消极、被动转化为积极、主动，观念的更新首当其冲。要成为基督教中国化的积极推动者，当然先要弄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就是要明白开展这项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及紧迫性。
我们知道，具有普世性的基督教首先发源于亚洲，但其发展却在欧洲，与西方文化紧密结合。不能断然用基督教的普世性来否定中国基督教处境化或中国化的需要。因基督教是在一个封建压迫和外来侵略的时代传入中国的，传教运动是在殖民主义文化的推动下，所以，基督教在不少中国人的心目中烙下了“带侵略色彩的宗教”之印记。曾做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曾用“炮弹上的耶稣”来比喻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情况，很能说明这一点。这样比喻我虽不能赞同，但至少可以说明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基督教不仅是外来的宗教，是靠武力进入中国的，甚至对中国的社会及国家主权构成威胁。
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文明的符号，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因“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心论”以及强烈的“排他性思维倾向”的存在，使得其在传播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带着文化上的强势话语，与中国文化和社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张力。丁光训主教说过：“旧中国的传教方法造成这样的状况：信徒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保护和经济支持，背弃中国的文化传统，脱离人民的社会政治运动。中国革命的胜利更使中国基督教濒临崩溃的边缘。”[1]
自唐朝时景教的传入、元朝时也里可温教的传入、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鸦片战争前后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相继传入，前三次都以中断告终。研究这1300多年基督教在我国传播的曲折历史让我们不难看见，基督教要在中国生根和发展，就要与中国文化、社会相融合，不断进行中国化。因此，中国基督教理当努力追求把教会建成象初期教会那样“得众民喜爱”（参徒2：47），以广泛得到同胞们的理解、接纳乃至喜爱。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三自爱国运动与本色化和自立运动一脉相承，并秉承爱国与爱教相统一的精神意旨，初步实现了中国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使中国基督教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基督教会。上世纪90年代末，丁光训主教又进一步提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在中国教会开展神学思想建设的主张，将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推向了深入。
尽管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给教会带来了新生，促进了其长足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基督徒大约只有100万，目前信徒人数已经增至2300万至4000万之间，约占我国总人口的1.7%至2.9%之间的基督教，在当今中国社会无疑仍只是一个次文化、小群体。然而，因中国基督教的快速发展而产生的与中国文化、社会的张力也随之逐渐凸显出来。加之上世纪初“非基运动”时“信了洋教不爱国”、“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的传言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又死灰复燃，这将基督教中国化推向了空前重要的位置。
基督教中国化不是要把普世的上帝变成民族和国家的上帝，不是要把一个普世性的基督教变为一个区域性的基督教。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这不仅不是要我们放弃、改变信仰，而是纯净了基督教信仰，提升了自身的价值，更有利于办好主的教会。如卓新平教授所说：“中国基督教在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化’不是跟着商品社会来流俗，而是在其文化革新、文化重建上来寻找合作机会、得到共同升华。”[2]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使基督教在中国能良性的存在、和谐的存在，使每一位基督徒都能自觉参与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来，消除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个体身份中的隔阂，达到一种政治、思维方式、文化等层面的相互认同，为经济建设、社会稳定做贡献。
一位享誉海内外的中国近代教会领袖诚静怡早在1918年发表的《今日中国教会》一文中就提出：“中国教会不是一个外国教会······基督教在中国将会成为中国基督教。”[3]
推进基督教中国化是一个关系到基督教在中国如何生存、发展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认识将继续影响甚至决定基督教在中国的未来，也意味着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所以，积极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不仅是社会对教会的期待，更是教会自身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对福音有真正负担基督徒的共同期盼。
二、要稳妥推进基督教中国化
所谓“稳妥”，就是要采取正确、有效的方式、方法来开展工作，以期取得事半功倍的果效。
1、汲圣经真理之源泉：
任何神学的研究都离不开《圣经》真理，研究基督教中国化同样也必须如此。可以说，《圣经》是基督教神学的基础，是研究神学取之不竭的营养源泉。对基督教而言，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基本的信仰是不可改变的，但神学思想、信仰的表达形式以及教会存在的形式、发展的路径可能会变。
既说“基督教中国化”，顾名思义就是对基督教如何进行中国化的问题进行研究，当然是应以《圣经》为基础、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神学再思，让基督教的信仰散发熠熠光彩，带给时代启示和亮光。若离开《圣经》真理谈中国化，我想那就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中国化了。
“基督教中国化”的概念不同的人虽有不同的看法，但就基督教会而言，主要是指耶稣基督的福音如何藉着容易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的中国文化来诠释基督教信仰内容并传达给教内外的同胞。如江苏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张克运牧师所说：“我们讲基督教中国化，绝对不是简单的去西方化·····也不是去基督教化，而是为了将福音带给在当下处境中的人们。”
在当前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中国，基督教要成为“中国的基督教”，必须要立足《圣经》真理教导，在基督教思想本色化上很下功夫，要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处，回应时代召唤，努力促进基督教与传统的中国优秀文化相适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并以中国人容易理解的语言、词汇、概念来阐释基督教的教义，即以中国化的方式表达方式进行有效表达，让基督教的普世价值在当下中国实现。
傅先伟长老在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的开幕词中指出：“中国教会将继续探索基督教中国化，使基督教扎根于中国文化、民族和社会的土壤之中，在处境中建立一个既符合圣经教导，又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和时代特征、能够被中国社会和民众广泛认可的中国教会，同时中国教会的经验和见证也能够被普世教会欣赏和学习。”
纵观整个中国基督教会史，基督教中国化最早从《圣经》和《赞美诗》的翻译及写作开始的，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个看得见的可喜成果。要把基督教中国化不断推向深入，就必须在圣经上下大功夫，要针对不同民族信徒的需要翻译更多版本民族语言的圣经，创作更多富有时代气息、适合信徒需要的赞美诗歌，加大对圣经研究人才的培养，源源不断从圣经中汲取神学思想建设的营养成分，建立起以《圣经》为基础的神学理论体系。
2、融中国文化之精华：
五千多年连绵不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宝贵财富，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且是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世界上众多生灵的文化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是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一般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源于商周时期的各种思想之儒家为代表的，从汉朝开始，就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中国文化在中国近两千的封建社会中日益成熟、巩固，成为维系中华民族为一体的精神力量。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其中的“仁”即“爱人”，被认为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是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孔子认为，“仁爱”是一个人的重要良好品质，其能充分体现一个人的修养，君子要有一颗仁爱之心。但儒家的“仁爱”主要强调的是“仁”，“仁”是“爱”的基础和前提。儒家的“仁爱”是通过“爱”来修养自己品性，处理好自家的家庭生活，从而来更好治理国家，让天下太平。
基督教最主要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信、望、爱”三个字，其中“爱”最大的，是基督教一切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基督教思想也强调“爱”，这种“爱”有一种神圣性质，是基督教一切思想之根本。虽然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和基督教思想中的“圣爱”有许多差异，“仁爱”是一种政治思想，“圣爱”是一种宗教理念，但是，“仁爱”和“圣爱”都对一个人的品行修养起着积极的作用。
中国基督徒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极富生命力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如何在这个璀璨文化处境中言说基督，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当清醒认识到，我们若不把自己跟广大人民认同，与当今社会如同，就无法传福音给他们。文化的交流不是你死我活的战争，而是两种文化在融汇中彼此生发。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的儒家思想与现代西方文化的根基之基督教思想之间也有着共同的领域，由古希腊文化、犹太教宗教文化以及古罗马政治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基督教思想可以真正和中国文化彼此对话、会通，进而促成彼此的丰富与更新。
有人说，作为次文化的中国基督教，要想在中国社会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就要树立“去除尖锐的措辞、唯我独尊”的正确中国化态度，要剔除视中国文化为“异教文化”的错误观念，改变把社会主义文化视之为“异己文化”的偏见思想，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以积极开放的心态融入社会、进入文化，自觉地把基督教融入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以中国优秀文化为土壤，汲其精华，除其糟粕，使基督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益组成部分，为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有益的文化借鉴和智力支持，努力在服务社会、造福人群上发挥基督教的积极影响力，以改变自己“定格在”人们心目中的负面形象，使基督教在中国成为人们接纳、认同、喜爱的基督教。
中央统战部原部长阎明复同志在江苏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周加才写的《爱无止境——我所尊敬的丁光训主教》一书的序言中对丁光训主教的神学思想进行了高度概括：“丁主教的神学思想最核心、最本质的属性是爱·····他的思想与我们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是息息相通的······他非常重视基督教的处境化即中国化。强调基督教要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和文化之中，要与中国的社会制度相协调，要与中国所处的时代相适应。”直到今天这些神学观念一点都不过时，仍然都是我们继续加强神学思想建设努力的方向。
3、聚神学建设之焦点：
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进程，神学思想建设是关键，是前提，是重头戏。没有正确的神学思想作先导，就难以看见此工作的实效性、常效性。因此，聚神学思想建设之焦点，建立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使神学思想能符合中国化的要求，才能保持基督教中国化长期、稳妥推展。这既是三自爱国运动发展的必然，也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题中之义。
实现基督教中国化，其神学的根据乃是源自《圣经》和圣子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其目的是将父神向世人表明出来。如保罗所说：“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面对处在不同文化、社会背景的人群，保罗采用不同的传福音方式，目的是为让人理解、接受。要在我国当前的处境下传福音，我们若照搬照套西方的神学观点是难以行通的。
中国教会若要真的实现由“自传”到“传好”的转变，就必须摆脱西方神学的羁绊，自己去发掘耶稣福音的宝藏，在中国自己的处境中探索和建立神学体系。“要有自己的神学，有自己的组织系统，有自己的建筑风格和艺术表达形式，形成基督教这个大文化中的一个亚文化群的核心要素······”[4] 如丁光训主教曾说过的：“中国教会摆脱西方差会的桎梏，并面对中国新的现实，使我们在神学观点上非作出某些调整不可。”[5] 又如沈以藩主教所说：“基督教如果仍然同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就不能在中国的土壤中扎根。”[6]
基督教中国化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和表面上的中国化，而是有着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涵，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密切相关，需要切实地融入社会各方面的中国化。作为基督徒不仅应当是爱神的好信徒，也当是一个爱国的好公民，自觉与我国的政治体制认同、与社会文化融合，应当把自己与神联系在一起，也要把自己同我们伟大的祖国、所处的社会和身边的人民联系在一起，自觉融入到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融入到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如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长老所说：“要在持守基本信仰的基础上，建立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与祖国荣辱与共、与人民相濡以沫的感情，为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与文化繁荣发挥积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三、怎样推进基督教中国化
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着眼点有很多，本人仅从从以下几个方面浅谈一己之见：
1、要重视教会管理：
为使教会在充满竞争和挑战的社会中健康有序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必须重视管理，必须顺从圣灵引导，借鉴当代中国社会先进的管理经验、方法，在管理组织、管理制度、管理人事等方面根据自身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而不断充实、调整、完善，使今日教会的管理不断与时俱进。
初期教会选立执事就是管理上与时俱进的例子（徒6：1～7），这是一个属灵、单纯、充足但却不是最后的组织，以后又有不同的圣职、组织出现，如使徒行传二十章的长老、监督等都是随教会的发展需要而设立的。因此，任何把圣灵在教会中的运行归纳到一成不变的格式里，那就会拦阻神国度的进展。
有了管理组织，还要有与之相配套的管理制度，才能使管理组织按制度正常运作。在旧约族长制度时期，族长们是按照传统与个人经验来管理其家族成员；摩西时代，神借摩西颁布了律法，律法包括律例、典章、诫命，使一盘散沙的以色列民在律法的规范、制约下有序地工作与生活。当尼希米率领百姓造好耶路撒冷城墙之后，为了城内的安全而制定了安全保卫制度（尼7：1～3）。大卫王还为未来在圣殿中供职的祭司制定了二十四个班次，为圣殿唱诗人员制定了二十四个班次，使圣殿中的祭祀与唱诗井然有序等，这些制度的制定是根据自身的需要而逐渐建立与完善的。[7] 到了新约时代，《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初期教会历史上最著名的耶路撒冷大会，在圣灵的引导下进行民主讨论，会议作出了四项规定，平息了纷争，维护了教会的安定，同时也纯洁了教会的信仰。
从旧约到新约，从初期教会到今天的教会，虽然时代在前进，环境在变化，但圣灵透过管理组织、管理制度、管理人才来工作的原则未变，而神所默示的《圣经》的管理理念却是与时俱进的。因此，要管理好教会，既要忠于于《圣经》原则，又要借鉴时代的先进管理经验，如果仍用过去的老办法去管理发展中的教会，就如同主耶稣所说的，用新布去补旧衣服，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参太9：16～17），必将制约教会的健康发展。
2、要重视人才选用：
俗话说：“得人者得天下。”从古人的“求贤若渴”，刘备的“三顾茅庐”到今天的高薪招聘，足见人们对人才的重视。旧约中的摩西之所以能作为以色列民族的领袖，是神的拣选之恩，当然也与摩西所具备的政治上爱国、知识上渊博、灵性上美好、为人上谦和以及办事上有能的素质不无关系。
《使徒行传》第六章记载，当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因他们的寡妇在供给的事上受忽略而发怨言时，当代的使徒面对难题非常有智慧，不是说不可发怨言，而是勇敢地去面对，并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制定选立七个说希腊话的人为执事来管理饮食的解决方案，帮助使徒们来分担管理的大任，让使徒们脱离杂事，以专注于祈祷传道之事。我们看见，面对问题使徒采取选人来解决，而且挑选利于问题解决的人。
（1）、注重管理成员的代表性(参申1：13、23)：
使徒们也是基于管理者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才作出了拣选七个说希腊话的人来管理饭食、处理事务，这不但克服了语言方面的障碍，便于反馈说希腊话信徒的需求、意见和建议，也有效地解决了彼此间的嫌隙，保持了教会的合一。
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成功的领袖都知道挑选具有代表性管理成员的来实施管理的重要。
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多元民族组成的教会，在选择侍奉同工时就非常注重代表性。“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结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徒13：1）透过这个名单我们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国家民族不同、地位身份不同、文化肤色不同等，代表着不同的族群、不同身份的人融入在这一个多元化的教会里。一间被主建立起来的教会，要能够更多为主得人，要更大发挥在世界的影响力，选择参与服事的同工时当效法安提阿的教会，就必须考虑具代表性的人，如果都是清一色所谓“自己人”，好像比较容易沟通、意见容易统一，但事实上将会影响福音的广传和在世界有大的影响力。
（2）、发扬团队成员的协作精神(参出18：21～22、25～26)：
初期教会第一次执事选立，明确了使徒和执事的不同服事，“执事”服事“饭食的事”，使徒们“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但这并不意味着象“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而是在使徒的带领下，紧密协作，充分发挥团队精神，既做好了服事，又保持了教会的合一。
当福音的火把在安提阿愈燃愈旺时，侍奉工作的增加自是必然，为福音的拓展和教会的建造，神的恩典使耶路撒冷教会派去了一个恰当的人，一个心胸最宽大的人叫巴拿巴。“他又往大数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工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11：25～26 ）保罗大有恩赐、能够被主所用、是具备领袖特质的人，巴拿巴看见神的恩临到安提阿这一有外邦人组成的教会就欢喜，并不辞劳苦急急地把扫罗找来，在这个有非常多不同种族文化的人共聚且需要有真理引导的教会来一同服事。巴拿巴是这样特质的人，所以成就了保罗，不但使他被耶利撒冷的使徒所接纳，在安提阿教会需要时就把他找来一起同工、来建立教会。巴拿巴若是没有以神的心为心、以神的事为念的属天品格，若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一个唯权利至上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一个完全会超越自己的保罗请来一同侍奉！时代呼唤保罗、羡慕保罗，但时代的巴拿巴却更应是教会期盼、急盼！
现今这个时代，不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而是透过团队合作达成更大的目标。面对当今中国教会工作千头万绪的现实状况，各级两会组织和堂点负责人既又无三头六臂又无分身之术，即便以为你是全才也当听听叶忒罗对摩西所说：“你这作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出18∶13～27)如果分工不明确具体，团队的侍奉精神就不能有效发挥，哪怕我们忠心有余，勤劳有嘉，大发热心，其结果仍可能是“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我们左右”的情形，大家一同受累，工作收效甚微。所以，今天的教会要发展，要复兴，就必须在教会的管理上，既要分工明确，又要加强合作，发扬团队的最大能量，让每一位同工的创造力和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3、要重视社会服务：
基督教既是一个超越性的宗教，同时也是一个在世性的社会组织，这就要求其能正确处理自身与国家、社会各层面的关系，认清自己的地位和责任、义务。被称为“先知式神学家”、“爱国爱教楷模”的原中国基督教杰出的领袖吴耀宗先生曾说过：“基督教‘中国化’对于教会而论具有双重任务：一则要根据中国现实国情来改造教会自身，使教会积极适应中国社会；二则要以教会的社会积极性和灵性资源来有效参与中国社会的改造，参与当前中华文化的更新及发展。”
重视社会服务是基督教对中国化的一种回应，因基督徒参与社会服务实践与基督教本身的理念和传统相得益彰，也是对基督教特色的发挥，有利于提升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正面作用。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说：“以服务社会为实现中国化的重点。从神学思想中寻求服务社会理念的信仰基础，践行‘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奉献精神，在服务社会中展现中国基督徒的风采，追求社会的肯定和接纳。”
结论
基督教中国化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面临新的要求和挑战，特别在世界大融合的今天，推进与中国文化、社会水乳交融的基督教中国化重任落在每个中国基督徒及其团体的肩上，我们需要以睿智和毅力来回应基督教中国化这个“老命题”提出的新担当，以建设中国教会为己任，潜心研究中国教会前进的道路，要努力读书，研究《圣经》，虚心学习外国先进神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探索和调整，使中国教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分子，使基督教以崭新的中国化面貌屹立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成为一个得众民喜爱的中国基督教！
[1] 丁光训著，《宇宙的基督》，载《金陵神学文选》，金陵协和神学院出版，1992年，第26页。
[2] 卓新平著，《“中国化”：基督教在华更新的必由之路》，中国民族报，2014年08月06日。
[3] 刘家峰，《从差会到教会：诚静怡基督教本色化思想解析》，中国民族宗教网2013年5月14日发布，来源于《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2期。
[4]《基督教本色化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2年04月17日网络刊载。
[5] 丁光训著，《中国基督徒怎样看待圣经》，载《金陵神学文选》，金陵协和神学院出版，1992年，第2页。
[6] 沈以藩著，《中国基督教的神学思考》，载《论坛心声》，第31页，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2000年，12月。
[7] 柳明，《教会管理必须与时俱进》，网络分享2012年11月6日，盐城市大冈教堂。
（注：本文作者为江苏省徐州市一基层教会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