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与基督教中国化
宣教士历史上，常把自鸦片战争之后前来中国的传教士看为第一代宣教士，这样算的话，再也没有哪个传教士能像戴德生一样对今天的中国教会仍然产生着持续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时常被低估，甚至被瘦化，因为对戴德生牧师的讨论，之前集中在三点：
1、戴德生的宣教热忱
戴德生1832年出生于英国的约克郡，其曾祖父戴莱是一名石匠，工艺精湛，远近闻名，在约克郡班饰尼镇建造了一座小教堂，每当卫斯理前来讲到的时候，戴莱就在这里接待卫斯理。戴德生很喜欢在这里教堂里玩耍，探索关于这个教堂的一切秘密，惊讶于祖父工艺的巧夺天工，他喜欢祖父的分规和曲尺，祖父参加了当地的石匠协会，这个石匠协会后来有时被称为共济会，致力于个体的人从天主教大一统世界里的解放。
戴德生的父亲戴雅各身受其祖父的影响，喜欢古典的，工匠的东西，但在职业选择上，却离开了父子相传的石匠协会，做了一名医生。戴雅各尽管在从医的职业上尽善尽美，但是还是把大部分的时间拿出来，在卫斯理教会做了一个强有力的平信徒的同工，他的家里是周围基督徒群众学习圣经的地方。之所以大家经常聚集在戴德生父亲的家里，是因为正统的安立甘大教堂生硬不更新，而群众希望能有更活泼的属灵经历。即使这样，17岁之前的戴德生都认为难以满足自己的灵魂需要，他的灵魂日夜奔腾涌动，需要更深刻的属灵体验，才能满足自己。
戴雅各有个理想，就是希望上帝给他一个男孩，将来称为前往中国的宣教士。因为戴雅各对关于中国的一切都太着迷了。戴德生出生后，像其他孩子一样成长着，只不过，并不热衷于基督教信仰，但戴雅各并不着急，他知道上帝的时候还没到。
17岁那年，戴德生去了镇上的一家银行，做学徒工，学习记账和处理商业信函。他的同事，并不是虔诚的基督徒，而且还取笑基督徒的呆板。戴德生常常在这样的取笑中无言以对，矛盾不安。回到家，面对父亲，听父亲枯燥无味的祷告，也觉得心烦，毕竟这些没有打动他。他尽管是个易感的青年，但并不是随便就能情绪化的受感动，他的心灵是诚实的，是炙热的，但是却不是能随便几句话就能接纳基督教的。
当时，戴德生眼睛出现了问题，没法正常工作，于是被迫暂时辞了在银行的工作，回家休养。炎炎夏日，戴德生在家百无聊赖，也不愿意听父亲讲的那些陈腐的讲道，不愿意相信死后复活等不能然人心灵波动的信息。
一天下午，戴德生实在无聊，就去了父亲的书房，看到了一本小册子，他翻开来看，里面讲了一个煤矿工人，被工业制度压迫，得了肺病，这种病因为工作资本家不愿意花钱改善煤矿工人的工作环境，任由粉尘飞扬引起，就是著名慈善家袁莉所做的大爱清尘所致力于消除的那个尘肺病。这个得病濒临死亡的矿工，努力的挣扎，试图多活一秒，而前去探望他的基督徒对他讲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故事。于是这个矿工认为这个故事触动了自己，于是接受主，成为了安静祥和的基督徒。戴德生认为正是这个故事感动了自己，让自己觉得要诀志信主，做一个影响时代的基督徒宣教士。
自此戴德生变化了，开始认真的研究圣经，研究医学，并且开始一遍又一遍的看麦都思的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中国：现状与前瞻》一书。麦都思是较早进入中国的宣教士，在上海建立墨海书馆，和王韬一起工作。王韬是个大清朝高层都认为的体制外旷世奇才，他的文章被日本明治维新群体当做精神食粮，安慰日本国土，展望前途的佳作。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给戴德生带来的脱胎换骨的影响，他开始知道自己能参与一个划时代的使命工程了。
戴德生尽管具有大英帝国一贯的全球视野，有着事必躬亲的美好品德，有着对主癫狂般热爱的心志，但是却一直作为在教会里面的平信徒。于是没有办法参加对华宣教的正规差会，这种正规的差会有着严格的宣教士训练，有着丰足的后援保障。但戴德生等不及了，于是他参加了郭实腊牧师的中国传教会。
郭实腊牧师是个不走寻常路的探险家一样的牧师，他有个朋友叫麦考来，是辉格党下院政治新星，他对于大英帝国对于远东的治理，有个一生最佳的演讲，即《印度的治理》，也就是通过语言创造一个商业民族的阶层，提高远东的人民智识水平，从而改变一个民族的宗教和文明。而这种宗教的宇宙观，不是希腊的宇宙观，不是天主教的审美的宇宙论，而是新教的社会契约式的新的、现代的神义论下的宇宙论，不是祈祷式的立法的艺术，而是有别于柏拉图---迈蒙尼德---马基亚维利---斯宾诺莎---斯特劳斯孜孜以求的立法者的“技术”。
郭实腊首次来华，他沿着海岸线观察中国，深入内地和西藏，观察着中华大地的一切风土人情，最后写了无数垂世的报告。葛培理的妻子钟路得最喜欢的就是郭实腊的关于中国特别是对于西藏的描述。郭实腊建立了伦敦的中国传教会，不同于其他的差会，他对人有着迥异的考察，当戴德生前来应聘的时候，郭实腊询问他的履历，他们谈到了戴德生在约克郡一间银行工作时的场景，这个银行是东印度公司的参股机构，戴德生接触了大量的一线的单据资料，了解了一个基于1833年英国枢密院批准的《东印度公司特许法案》下的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商业秩序输出的巨细靡遗的细节。郭实腊惊讶了，他认为戴德生描述的恰当，视野足以担当一个划时代的宣教士，于是决定把戴德生作为第一个宣教士派往了中国，做出这个决定后郭实腊牧师似乎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使命，归回了天家，三年后戴德生带着大英帝国的见识，去了中国。
在中国，他有两段经历，一是隶属于郭实腊的中国传教会时期，他不急于建立传教站，而是巡游中国各地，和口岸知识分子接触，和在上海与烟台的各国宣教士深度交流，他成了和郭实腊一样的人，他结识了王韬，结识了麦都思，在他们那里，他知道了关于中国的一切。他白天不停地去见人交流，晚上就躺在床上，望着窗外深邃的星空，开始思考中国大地，于是在1860年的一个夏日，身体掏空般垮掉了，就回到了伦敦。这段时期，是拿着郭实腊创办的中国传教会的资助，并无实际宣教业绩要求，而是在中国不断的巡游，不断的思考，这是郭实腊牧师给戴德生的全部任务。这段时期，戴德生收获了孤独，和孤独中思考大格局事务的能力。他回到伦敦后，开始形成了自己的关于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的成熟理论。
当戴德生牧师准备再回到中国的时候，郭实腊去世后的中国宣教会解散了，因为这个机构其实就是郭实腊牧师一个人的，他去世后，再也无人继承其异象了。戴德生面前有一条路，就是继续接过中国传教会的机构负责人的名义，延续郭实腊牧师的事工。但是戴德生在中国的思考，让他有了更超越的想法，他于是开始了中国内地会，在1865年6月25日，把仅有的十个英镑的存款，存到了内地会机构的银行账户里。
第二次来华，戴德生呼召了一批传教士，在中国的18个省份建立了传教站，并且风尘仆仆，东奔西走，为这些传教站解决费用问题，但由于自己是明显不同于其他教会的机构，所以很少能募捐到款项，于是他和他的同工，就用膝盖前行，把一切都交给上帝，凭借单纯的信心生活。1905年戴德生牧师去世，坎坷一生终于歇了劳苦，回到了天家。戴德生牧师一生给了中国，且以身践道，具有基督的柔和谦卑的最佳典范。今日福音保守主义基督徒常常纪念戴德生牧师，大抵是从戴德生牧师的道德文章来观看的。
二、凯西克神学
上面我们谈到，戴德生牧师年轻时期，并不能在卫斯理这个安立甘宗之外的基层教会运动中获得灵性满足，更不用说安立甘教会里。因为戴德生牧师是旷世伟人，一生下来就是要影响和塑造时代，为几百年的神学和教会历史指明方向的。所以，在20岁左右的时候，戴德生接触了在英国的莫拉维克兄弟会的KESWICK THEOLOGY，这个神学运动的特征就是追求成圣之后的成圣，这也不是说基督徒得救了，圣洁了，还要继续圣洁。而是一种有着和过去已经很圣洁的基督徒生活更加截然不同的一种成圣，是灵魂活跃的成圣，内心平静异常，确据满满的成圣。
著名福音派学者卡森的学术同工，Andrew David Naselli就是以KESWICK THEOLOGY作为自己学术之路的出发点，进而比较了KESWICK THEOLOGY与传统基督教成圣观，改革宗成圣观的区别。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
KESWICK THEOLOGY是卫斯理神学的更进版本，英国各地的中产阶级基督徒，平时在《基督徒得胜之路》这个刊物下下维持凯西克信念，而每年一度则在凯西克湖区举行盛大的培灵会，这个时候，英国各地的基督徒，都聚集在凯西克清澈宽广的湖边，信徒面向湖水，背对尘世，清风拂过湖面，大家一起度过深刻的属灵凯西克属灵体验。
我们今天很难复原这种体验了，因为我们甚至拿着KESWICK THEOLOGY的神学文本，也很难发现其独特之处。但在当时，这个神学确实把英国信徒从平庸中拯救了出来，进入了伟大和高尚。其高超的地方在于，KESWICK THEOLOGY让平信徒的生活接受了讲台语言，每个人都成为了讲员，都能过一个自我引导自己个体灵命的生活，而无需要通过牧师的规劝。
现代的教会，一般认为KESWICK THEOLOGY是边缘且激进的，Andrew David Naselli也如此认为这种神学缺乏传统的神学延续，且不可控在让无数的信徒有了有失公共的信仰和教义评价体系，所以被视为危险。KESWICK THEOLOGY的继承者们至今仍在，也承认此点，也试图在传统和KESWICK THEOLOGY之间寻求平衡。但对于戴德生时代，这似乎是最领先的神学议题了，戴德生牧师正是带着这种属灵体验，以膝盖的祷告为前行的车履，在中国内地不断的播撒基督的谦卑柔和。
三、宣教的路线
戴德生常常被和同时期的李提摩太相比，二人都并非和麦都思、狄考文等传教士一样有着差会的委身和属灵遮盖。李提摩太来华后苏格兰长老会的妻子在山东结婚，这不被长老会江北差会认可，于是借着山西赈灾，去了太原，开始了和满清官僚结识的一生，带着先进的科学仪器和关于西方制度的介绍书籍，通过高层和知识分子，传播基督的福音。而戴德生则是因为鲜明的个性木秀于林，不能和其他的传教士同工，特别是戴德生发现了陈崇桂这个中国本土教会的伟大领袖之时，常常想，也最终挖了长老会的墙角，争取了和陈崇桂在文字事工上的合作，导致了内地会和其他诸如长老会的难以深度全面的合作。
这都导致了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差会体制外的传教方式。而两人分别面向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这被后来的宣教史研究者认为代表了两种宣教路线，一是高层，一是基层。而本文认为，上述的三个关于戴德生的研究和讨论（对中国的爱和宣教热忱、KESWICK THEOLOGY的神学背景、宣教的基层路线），都遮盖和瘦化了戴德生真正的伟大和独特性，而这个独特性正是戴德生今日仍然对中国教会施以不断影响的最主要特质。
四、基督教与中国
当今时下，中国教会正在研讨“基督教中国化”，这有着历史原来，本文认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王韬维新阶段，王韬，近代维新思想家、文理圣经翻译者，他作为口岸知识分子，成长于儒家士绅家族，拥有当时最饱满的中国学问和独特的宇宙观，他和宣教士麦都思见面后，麦都思在简短的谈话后，就决定邀请王韬帮助翻译一本传世圣经典范版本，当时王韬还不是基督徒，但麦都思就被王韬折服，决定以王韬的表达为圣经的表达，这甚至引起了其他翻译成员的不满，导致其他成员纷纷离开另译圣经。
但事实证明，麦都思的信任是正确的，王韬的版本，在和合本之前，一直是最普及的巅峰之译介，中国儒生骂王韬，说他卖身事夷，将圣经翻译的太好，以至于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仅仅因为文字，就有可能相信基督教，正如其言，戴德生正是拿着王韬的圣经译作，在18个省建立了传教站。
第一个阶段，传教士的自我意识在于帮助中国进入近现代政治治理秩序和社会治理秩序，但王韬所理解的，仅仅是近现代和维新思想，未能梳理出现代性这个问题。李提摩太是这个路线的追随者。英国接触的辉格党议员麦考来与其推动下的1833年英国枢密院批准的《东印度公司特许法案》，正是这种基督教和中国关系的大英帝国背景。这个思路下，中国将逐渐兴起以口岸知识分子为主的一个事商阶层，逐渐的掌握国体和政体的讨论和设计权，将中国带向“文明世界”，早期的宣教士学校，就连戴德生最早建立的芝罘学校都因此采用全英文教学，培养甘地一样的本土但有大英帝国视野的知识人。
第二个阶段是本色化和自立化阶段，长老会和浸信会，主张逐步的把教会的管理权交给中国人，让基督教成为中国的基督教。让神学和信仰，在不危及核心真理的情况下，进行本色化委身，这个时期艾香德、倪维思等牧师，在在华传教士交流的《教务杂志》上，不停地吁请传教士把财权和事权让渡给中国人。1949之后，吴耀宗等三自群体延续了这种路径，他们作为千万基督徒的最高领袖，思考着如何把这些广大的信徒和基督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的新政权进行对接，即基督教如何在中国生存下来且发挥积极作用，他们讨论的结果是，基督教要与社会主义适应，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其中一支力量，参与新国家的建设。目前为主，基督教中国化，也在这个框架内进行讨论。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有着现实的国情，如何把在中国大地之上的基督徒召唤起来，参与其中，这个神学任务和教务任务，一直是吴耀宗、丁光训和陈泽民等人的思考。
第三个阶段，则以戴德生为代表，他截然不同于前两个阶段，因为他的眼睛里，有着更为稳重和深邃的考虑，这也是他在只有10个英镑的时候，就决定凭借凯西克信念，凭借对上帝的信任，凭借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世界未来走向的把握，创办内地会的原因。戴德生牧师，强调中国的独特性，中国对于基督教能做什么，他思考的是“中国与基督教”的关系，他具有着更宽大的视野。戴德生和James Legge一样，而James Legge和中国知识人王韬不同，王韬是卖身给基督教，以中国为思考范式的出发点，强调中国为主体，如何进入如欧美般的现代社会秩序。James Legge则是把中国介绍给普世教会，他近乎不传福音，只是帮助基督教了解中国这个异质文明，直到死之前，都在讨论华夏文明的楚文化构成。而戴德生则是亲身行动，建立内地会，招收那些不具备所谓传统基督教素养的英国人，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借着对中国近距离的文化震撼，完善基督教。
戴德生的独特在于，他不像麦考来、王韬和狄考文、赫士那样，试图让基督教改变中国，创造一个新的民族，灌注以基督教的文明核心。也不像吴耀宗、丁光训和陈泽民那样，试图让基督教适应中国，因为中国具有自身独特的处境化，因为在中国的基督教需要首先了解中国是什么，才能做出适应中国的神学调整。这两者，一是把基督教当做了主体，一是把中国当做了主体。而戴德生，在麦都思的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一书中看到了路径，他是具有这样的历史情怀，即中国能为基督教贡献什么，在全球一体化，在民族国家发展到如今的时刻，中国教会一方面提出了“基督教中国化”的主题，另一方面则是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世价值宣言，这意味着，戴德生所揭示的，更加能指引历史方向的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更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时代使命，即基督教在中国的崛起和复兴中，获得更新和完善，这体现了戴德生认可中国的厚重，看重中国对于基督教未来历史的贡献。
1905年，在汉口的伦敦会的Riffith John家里，78岁的丁题良（W．A.P.Martin）博士，和72岁的戴德生一起讨论了基督教和中国的关系，Riffith John是主张基督教改变中国的伦敦会的德高望重的牧师，丁题良则是长老会的，主张基督教要本地化的学者，他们在一起并不争执什么，只是讨论汉口的天气，戴德生询问了丁题良贾玉铭在登州文会馆毕业后去了哪里，丁题良说去了美北长老会在山东省设立的安邱县逢旺支会做牧师。他们还讨论了湖南巡抚端方出洋考察的事情，另外Riffith John说王韬的圣经翻译的真好，但中国开始的白话运动的趋向，很可能又要重新翻译一本浅文理的圣经版本，但Riffith John认为还是王韬翻译的好，伦敦会很可能继续沿用这个版本。
之后不久，戴德生去世，一生结束了，但戴德生留下的思想遗产和属灵遗产，堆积成了大山，任何想在中国研究基督教，甚至研究中国社会的知识人，都需要从这座大山里汲取有用的石材，搭建自己的观念大厦，特别是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讨论，戴德生仍是难以逾越的高峰。
（注：本文作者为山东一青年基督徒，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欢迎您通过评论或写稿发表自己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