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教会与“慈善”

在基督教二千多年的岁月中，初期教会三百多年的历史，是一段意义非凡的时光。从“使徒行传”的年代，至公元313年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教合法化的三百年间，基督教一直面临着来自罗马帝国的逼迫。但同样也是在这三百年间，基督之爱，开始在罗马帝国中扎根和生长。

早期基督教的处境和条件，与今日大不相同。早期的教会，没有圣经的普及，没有教堂建筑，也没有讲道。早期的基督徒，绝大多数都是来自社会底层。耶稣大部分时间，是与穷人、病人和受鄙视之人一同度过的。在文字阅读没有普及的年代，圣经信息的宣讲，大多时候是靠口耳相传。教会在当时并不合法，不能拥有教产。基督徒的聚会只能秘密进行，或者在家中，或者在地下墓穴。聚会的中心环节，是圣餐礼，即庆祝耶稣的复活。崇拜之中，甚至没有讲道（讲道是在公元16世纪才开始成为聚会的中心环节）[1]。对比今日，早期教会可谓是一无所有，但却并未影响信徒们的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以及关于“上帝国度”信息的宣讲。

耶稣在升天前曾经有一段教导：“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28：19-20）这段经文被称为“大使命”。 在另一福音书中，也记载了耶稣类似的教导：“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 必被定罪。”（马可福音16:15－16）这两段经文，作为广传福音的圣经依据，深受大公教会历代信徒所喜爱。

早期教会忠于耶稣的上述教导，以门徒入世的方式，实践“教训”和“遵守”耶稣“凡所吩咐的”，致力于“去使万民作门徒”。早期教会，更根本没有“福音布道会”或“奋兴布道会”。“福音传道”大多是在厨房、店铺和集市中进行的。大多数归信者，都是因着一些无名基督徒的见证[2]。正如教会历史学家哈那克（Adolf Harnack）所指出的，早期教会并不单靠口传福音，而是用“服侍的爱（ministering love），去见证和宣讲“爱与慈善的福音”（gospel of love and charity）[3]。

“慈善”（charity）之于教会，有着特别的意义和渊源关系。charity一词最早出现在12世纪初的《圣经》英文译本之中。Charity源自拉丁文caritas，即武加大译本对希腊语agape的翻译[4]。 所以，“慈善”（charity）最初的本意，就是来自基督的爱。

在早期教会中，“慈善”（charity）是信徒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早期教会不仅存在着大量的私人间的施赠行为，而且从一开始就设有神职人员参与的“教会基金”（church fund）。根据现有的早期教会相关史料，情况大致如下：每个礼拜日或者每月一次，以金钱或其它形式的捐赠，被带来给交给主礼人，主礼人将其摆放在上帝的桌上，并在上帝面前使之祝圣。然后，领受者们从上帝的手中获取。按照哥尼流（Cornelius）主教所记，“它是上帝的恩惠与慈爱支持供应你”（Tis God’s grace and philanthropy that support you.）。主礼人可以决定哪些是领受者，以及分发的数额。在这一事项中，主礼人需要得到执事的建议，因为执事被认为最清楚在场的每个人的情况。执事还有更进一步的工作，就是分发各式各样的捐赠物，或是在仪式最后，或是去到有份者的家中。此外，“爱筵”（love-feasts）也是其中常用的一种方式。“爱筵”最初源于“主的晚餐”。它的意义在于，按照每人力所能及的奉献，通过共同的一餐，让穷人有的吃有的喝，使富人和穷人一样，实现合一。公元250年时，罗马教会基金支持供应的对象，包括100名神职人员和1500名穷人。[5]

教会“慈善”的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教会内部。曾经担任主教的特土良（Tertullian，150年-230年）写道：“真正的慈善，是在街头上花费的开支，比用在圣殿里更多”[6]。

教会历史学家哈那克将早期教会 “爱与慈善的福音”，归纳为十大类：（一）经常性的与教会相关联的施赠；（二）支持供应教师与事奉人员；（三）支持供应寡妇和孤儿；（四）支持供应病患和体弱者；（五）关顾被囚的与矿上的受苦者；（六）关顾需要被埋葬的穷人和普通的逝者；（七）关顾奴隶；（八）关顾灾难遭难者；（九）教会为从事工作和持续工作提供支持；（十）关顾或招待旅途中的基督徒和在贫穷或困境中的教会[7]。

在早期教会时期，最首要的关顾对象，是寡妇和孤儿，她们构成了当时穷人的主体。在教会中，寡妇有一个特别荣耀的称呼，是 “上帝的祭坛”（God’s altar）[8]。圣经中也有记载，“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雅各书1:27）教会最初开始设立执事一职，甚至就是为了关顾寡妇的日常饮食。“那些日子，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日常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徒6： 1）为更好地为包括寡妇在内的众人“管理饭食”，十二使徒按立了司提反等七人（徒6： 2）。这后来成为教会执事职分的起源。

源于“基督之爱”的教会“慈善”，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社会中，带来了变改和更新。最大的变化，就是在社会中产生出对病人和穷人的照顾。罗马人的“大度”（liberalis），是施与那些以后会會回报他们的人。但基督徒的“爱”（caritas），却只是为了使对方受益。希腊罗马文化对弱势者、病人、濒死者，缺乏关怀。每当瘟疫到来，往往是弃而不顾。与罗马社会的世态常情相比，同情成为当时基督徒公众行为的显著特点[9]。

就这样，人类历史上最为吊诡的一幕出现了。在基督教最初的三百年间，一边是罗马帝国的逼迫，无数基督徒为信仰走上了殉道的道路。哲罗姆曾这样形容当时罗马人对基督徒的杀戮：“全年之中除了一月一日，没有一天不天不杀人，每天殉道的圣徒达五千之众”[10]。另一边，是无数无名的基督徒，每日与穷人分享日用饮食，照顾病患和弱者，为逝者举行葬礼和掩埋尸体，不断见证和分享基督信仰。教会不仅没有消失，反而给罗马帝国带来了变改和更新。

医院的建立，是基督教給罗马帝国带来的一大变化。希腊罗马文化中的医院，曾经只是为士兵和角斗士而设立，普通公民并没有医疗机会。出于对病人和穷人的关顾，公元313年基督教合法化后，尼西亚会议要求各地主教建立医疗设施，设立济困收容所为穷人和朝圣者提供医疗和住处。公元369年，第一座医院在卡帕多西亚的凯撒利亚（今土耳其境内）主教管辖的大修道区中建立，此后君士坦丁堡、罗马、北非地区主教纷纷效法。这些机构后来被称为“世界上的首批自发慈善机构” [11]。

在基督教而言，历史既是人对上帝的肉身，也是上帝救赎的经世。回顾基督教最初三百年的历史，教会之中没有圣经普及，没有教堂，没有讲道。基督信仰和使徒传统，是通过无数无名的基督徒，在圣餐礼、洗礼、慈善，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见证和真理分享，得以传承并加以发展。“慈善”（charity），这种源自基督的爱，面对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罗马帝国的逼迫，却在当时最为辉煌的罗马帝国文化之中扎根和生长，成为了人类文明变改和更新的力量。

“神爱世人”，是信实的历史。

（孙山亦博士，慈善顾问，曾任福幼基金会广州公益项目统筹主任，澳门大学绍邦书院导师。）

[1] 胡斯托·L.冈萨雷斯《基督教史》（上卷）（赵城艺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106-109页。

[2] 胡斯托·L.冈萨雷斯《基督教史》（上卷）（赵城艺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115页。

[3] Adolf Harnack, The 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Glouceste: Peter Smith, 1972), p.148.

[4] 周真真：《charity概念在英国的历史流变及其社会意蕴》，载《世界历史》2018年第1期。

[5] Adolf Harnack, The 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Glouceste: Peter Smith, 1972), pp.156－157..

[6] Adolf Harnack, The 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Glouceste: Peter Smith, 1972), p.163.

[7] Adolf Harnack, The 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Glouceste: Peter Smith, 1972), p.153.

[8] Adolf Harnack, The 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Glouceste: Peter Smith, 1972), p.159.

[9] W·安德鲁·霍菲克：《世界观的革命》（余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29-130页。

[10] 约翰·福克斯：《殉道史》（苏欲晓、梁鲁晋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11年，第9页。

[11] W·安德鲁·霍菲克：《世界观的革命》（余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