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教义学》第一卷（上册）推荐文

读者手中这本问世于一九三二年的《教会教义学》第一卷（上册）并非巴特事先按计划要写的书，如果不是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巴特此时出版的著作应是一九二七年的《基督教教义学纲要》[1]导论部分的续篇，上帝论。巴特在《教会教义学》第一卷（上册）前言中强调，这个变化并非源于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不得不为之：“十二年前修订《罗马书》时所经历的事情再次重演：我能够而且愿意像曾经一样去讲同一个东西，但我现在无法再按曾经的方式去讲。除了从头开始，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再次去讲同一个东西，我还能怎么办？”[2]对巴特而言，《教会教义学》之于《基督教教义学纲要》，类似《罗马书》第二版（1922）之于第一版（1919），两次都是不得不“从头开始”，用新的方式去讲同一个东西。从篇幅上看，《教会教义学》第一卷（上册）重写了《基督教教义学纲要》的第一章以及第二章部分内容，之后出版的《教会教义学》第一卷（下册）则覆盖了其余章节。《基督教教义学纲要》正文原有四百六十余页，《教会教义学》第一卷（上下册）总计则超过一千五百页，篇幅是前者的三倍。照巴特在前言中透露的设想，后续的《教会教义学》第二卷将处理上帝论，第三卷处理创造论，第四卷处理和解论，第五卷处理救赎论；伦理学的本质是上帝之诫命，在上帝论部分对上帝之诫命这一概念进行一般性阐发之后，它将透过秩序、律法与应许这三个视角分别被整合进创造论、和解论与救赎论的结尾部分。针对这个当时诸多细节尚不清晰的庞大构想，他已经写道：“不用说，按我眼中认为正确的方式去完成这个构想，肯定要花费很多年头。”[3]之后的三十余年，巴特一直专注于《教会教义学》的写作，但未能按原计划完成这个写作构想，便于一九六八年溘然长逝，留下第四卷和解论伦理学残篇[4]，第五卷救赎论部分则尚未展开。生前出版的四卷十三册《教会教义学》总页数已逾九千页。

一九三一年六月四日，巴特在《教会教义学》第一卷（上册）出版之前写信给莫茨（G. Merz），指出“小册子式”的流行写作风格深刻影响当下的神学思维，“现在时候到了，至少要以纲要的形式重写一本真正大部头的新教教义学。”[5]一九六八年，巴特去世前在家中接受电台采访，再次重申：“大多数神学家，尤其在当今时代，只会写小册子、期刊文或祝寿文之类的东西。我不喜欢这样做，我告诉自己，如果已经是做神学的人，那我愿意尝试以综合性的方式，针对我所认为的对上帝启示的领受展开论述。”[6]如果只是为了“反潮流”，那巴特的这个观点显然意义有限，大部头并不一定深刻，“小册子”并不一定肤浅，他本人就曾从尼采和祁克果（S. Kierkegaard）的一些“小册子”（例如前者的《论历史对生命的用处与害处》与后者的《哲学片段》）里受益良多。巴特仅仅是为了写“厚书”才赋予《教会教义学》如此超常的体量吗？当然不是！对他而言，“真正大部头的新教教义学”意在以基督论为核心，对近代精神所塑造的新教系统神学进行彻底重构，页数只反映了这一重构工程的繁杂与艰巨，本身并非目的所在。《教会教义学》脱胎于动荡而“短暂的二十世纪”，不是它的体量，而是它所关切的问题使其成为超越这个世纪的伟大“独行者”（Alleingänger）[7]，成为我们在端详“二十世纪新教神学”这幅恢宏画卷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巨大存在，在这部没有企及终点的“生命之作”（Lebenswerk）面前，自以为是的捍卫或自以为是的批判，都显得渺小。

笔者二零零八年前后开始接触《教会教义学》，现在仍在阅读。想和对《教会教义学》感兴趣的读者分享如下认识：《教会教义学》不仅代表了“某种”新教神学，更代表了新教神学本身，就像《纯粹理性批判》或《精神现象学》不只是“某种”哲学，更是哲学自身一样。打开《教会教义学》的恰当模式不是剑拔弩张的“新正统” （Neo-orthodoxy）批判，更不是跃跃欲试的“巴特主义”自我标签；在尚未学会如何欣赏这部巨著之前，读者需要的是无预设的心平气和以及反复扣击的耐心，因为你是在一位真正的大师这里去见识并学习新教神学的思维章法。《教会教义学》各卷正文部分包含两个区域，一部分是大字体印刷区域，另一部分是小字体印刷区域，前者负责表述基本观点，后者则承担脚注与按语（Exkurs）功能，深入阐发大字体区域涉及的争议之处并圣经与教义史背景。在这两个文本区域之中，读者可以学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大字体区域自成体系，针对所有读者（无论是否有神学背景），展示独立于现代价值与概念默认、回归自身语言系统的新教神学如何进行自我表述；小字体区域面向专业性需求，呈现神学论辩与神学知识的纵深向度，读者既可以留在大字体区域，品味巴特粗线条的思维风格与表达风格，又可以专挑小字体区域，学习巴特在圣经诠释和教义历史上的精细见解。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只有当持续阅读多遍之后，这些层次交错的意味才会逐渐显露。

无论是对于初级水平的新手，还是对于高段位的资深研究者，《教会教义学》都是经得起重读、常读常新的著作，读它就等于温习做神学的基本功。举一个例子，笔者在图宾根念书初期从导师穆尔特曼教授那里借过不少书，在借阅过的所有书籍中，他唯一不忘催还的总是《教会教义学》，那时的穆尔特曼已年逾八十了。除了这两个文本区域，《教会教义学》四卷十三册连同和解论伦理学残篇的目录部份值得读者结合相关正文反复揣摩，最好是自己动手做一张详细的目录结构图。笔者一直认为，《教会教义学》谋篇布局的整体建筑学在二十世纪新教神学领域无出其右，尤其是第四卷和解论的构架更是登峰造极，是展现巴特结构性思维的最佳范例，深究《教会教义学》的目录其实就是借助这部具有超常体量的教科书去练习如何搭积木，认识系统神学各个组成部分的关联与张力。

在上文提及的一九六八年电台采访中，巴特对为何要取“教会教义学”这个书名再次作出解说，重点与《教会教义学》第一卷（上册）略有不同。他强调，当自己论述对启示的认识时，他只能代表自己，但这个“自己”不是孤立个体，而是教会一员，故此命名“教会”教义学；“教会”二字说明了巴特的身份归属，但这个概念“并不是指教会为我说过的一切负责”[8]或进行权威背书，因为对启示的认识与表达属于一种神学探索，这种永远在路上的探索建立在“知识与良知”[9]的基础之上，绝非尽善尽美，已达终末。《教会教义学》不是对落自天庭的圣旨的誊写，而是充满自由精神的地上的神学探索，它的价值所在不是句句正确，而是带着界限与局限的朝圣步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会教义学》体现了五百年来新教神学的基本精神。

卷帙浩繁的《教会教义学》往往会给读者留下压抑的印象，似乎这里一切都是神性当头，人性已碾为齑粉。如果不再满足于各类通常只是漫画式勾勒《罗马书》第二版的“巴特神学简介”，而是以更公正的方式—也就是真去读—对待《教会教义学》，你会发现“自由”这个概念在巴特心目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启示不是压抑人性的神性独断，而是发生在上帝与人之间具体而真实的盟约历史，上帝的自由与人的自由在其间不断互动。人之自由的真意并非近代以来“绝对的人”[10]对自身能力与价值的无限膜拜，而是人从对自身的绝对化中得解放；与之相应，上帝的自由不是他自在其身、隐蔽难测的意旨，而是为了人而出离自身，与人立约的自由。《教会教义学》关注的不是与时间保持无限距离的永恒，而是为了时间的永恒，不是拒绝世界的上帝，而是为了世界的上帝，只有“无上帝”的人，没有“无人”的上帝。在<莫扎特的自由>一文中，巴特这样写道：“阳光普照，但它不刺目，不消耗也不灼烧；天空覆盖大地，但它不使大地不堪重负，不压迫它也不吞噬它，大地以这种方式成为大地，并保持为大地，不必以泰坦式的暴乱去对抗天空。”[11]让人成为人的上帝，让上帝成为上帝的人，这两者之间“奥秘非凡的中心”[12]就是新教神学试图去理解的自由，对于这个自由，《教会教义学》给出了二十世纪最为深刻的注解。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于香港

（注：本文蒙允许刊登，作者保留本文版权）

注释

[1] K. Barth, Die christliche Dogmatik im Entwurf. I. Die Lehre vom Wort Gottes. Prolegomena zur christlichen Dogmatik, hrsg. von Gerhard Sauter,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1982.

[2]K. Barth, Kirchliche Dogmatik, I.1, Zollikon-Zürich: Evangelischer Verlag 1952, VI.

[3]A. a. O., XII.

[4]K. Barth, Das Christliche Leben. Die Kirchliche Dogmatik IV/4, Fragmente aus dem Nachlass, Vorlesungen 1959-1961, hrsg. von Hans-Anton Drewes und Eberhard Jüngel,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1976.

[5]Die christliche Dogmatik im Entwurf, XVII.

[6] K. Barth, Liberale Theologie, in: Letzte Zeugnisse, Zürich: EVZ-Verlag 1969, S. 38.

[7]Kirchliche Dogmatik, I.1, X.

[8] Letzte Zeugnisse, S. 38.

[9] A. a. O.,S. 36.

[10] K. Barth, Die protestantische Theologie im 19. Jahrhundert. Ihre Vorgeschichte und ihre Geschichte, 2. Aufl., Zollikon/Zürich: Evangelischer Verlag AG. 1952, S. 19. 

[11] K. Barth, Mozarts Freiheit, in: Der Unvergleichliche. Karl Barth über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Berlin: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S. 51f.

[12] Ebd.

作者简介：

        洪亮 

       德国图宾根大学神学博士，师从系统神学家莫尔特曼，二零一五年十月毕业，博士论文《面向终末的生命：卡尔巴特与爱德华图爱森早期著作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三年）》于二零一六年三月在Neukirchener出版社面世，先后获得图宾根大学新教神学系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学年最佳博士论文与博士考试奖，二零一七年度德国新教神学协会恩斯特伍尔夫双年奖与二零一七年度曼弗雷德劳滕施莱格神学希望奖。现任职中国神学研究院（香港）系统神学科助理教授，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同时兼任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重点为巴特、莫尔特曼、实践哲学、法律与宗教。目前师从圣安德鲁大学系统神学家施威博，继续撰写教授资格论文，主题涉及“汉娜阿伦特，汉斯约纳斯与朋霍费尔论责任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