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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会的牧养

农村教会
农村教会

我的母亲以前经常跟我说这样一句话:“宁率三军,不领一会。”以此来表达管理一间教会的困难。因为当时教会里的所有负责人都是义工,与信徒之间又不是直接的领导关系,遇事只可以调节而不能直接命令,所以他们一方面要面临家庭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细心维系教会,有那样的一句感慨也就实属正常了。

本文着重所讨论的正是农村教会牧养之中的难题以及目前的形式,并试图找到一种比较适合当前社会下农村教会的牧养体系,期望能为农村教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思考,以便能在这个快速发展的世界中,使教会能有一个比较合宜的定位。

一、农村教会的牧养难题

1.乡情社会

农村与城市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市因为其本身的体量非常大,所以人与人之间只在特定的圈子之中才会有所交集。即使一人身处好几个不同的圈子,彼此之间也相对比较独立。这就让城市之中的人可以比较自如地切换自己的身份。而这样的情况也就可以让城市教会的牧养更具规律性,可以针对他们在社会之中不同的身份进行比较有专门的牧养。比如针对职场的职场团契,针对商人的工商团契,针对老人的老年团契,针对高学历人士的英文查经聚会等等。

但是这样的区分在农村教会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曾经有些人在城市教会待了一段时间,希望可以在农村引进这样具有针对性的牧养方式,但是无一例外,都失败了。这是因为农村人的身份并不具有那样鲜明的标签,并且农村人的生活圈子是比较统一的,这种统一并不是指一致性,而是指无论他们是什么身份,都生活在同一个圈子之中。这就让这个圈子变得非常复杂。比如在城市之中,我可以直接称呼教会里的人为某弟兄、某姐妹,但是农村教会里面,却必须搞清楚我与他之间的辈分,要称呼某叔、某哥,因为无论两个村子是相距十里还是八里,总是有些亲戚关系是可以连上的。这不仅是一个称呼问题,也是如何处理与之关系的问题。相较于城市之中比较单纯的牧养者与被牧养者之间,农村里面这种如网罗一样的关系显然更加难以把握。

因此,农村教会的牧养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更多的是依靠牧养者的个人经验与处事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有许多低素质的人承担着农村教会负责人的身份,因为这类人虽然素质不高,但是非常善于在他所在的地区与人保持一种比较不错的关系。但这样的状态也就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教会已经没有牧养了。因为低素质的负责人并不晓得如何牧养,而有着专业知识,有牧养方向与能力的人又难以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兼两者而有之的人或许有,但是毕竟少之又少,已经不具有代表性了。所以农村教会有的极度世俗化,又有的极度“属灵”,鲜有合乎中道的。

2.低学历的传道人与信徒

如前文所说。农村复杂的人际关系让很多教会选择当地的“人精”来做教会管理人员,由于其本身并不具备牧养一间教会的资质,所以在许多问题的考虑之上并不是按照教会的需要来的。尤其在选择教会传道人上面,他们会看重数量,却不在乎质量。因为他们认为只要站在那里能讲上一两个小时就是一个不错的传道人。所以有一间教会里面有二十几个传道人,却没有一个能相对正确地传讲圣经的,甚至他们之中有很多连认真地读一遍圣经的都很少。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负责人本身不注重质量之外,也与农村教会的发展历史有关。曾经在农村教会几乎是没有传道人的,往往能有一个稍微识字的人读一下圣经信徒就非常心满意足。这一方面使信徒对于传道人的包容性很强,同时也非常尊重他们,另一方面信徒本身的信仰水平也非常低下。所以即使传道人的素质不高,但是他们感受不到牧养的压力,因为无论怎么样,总是可以完成周日的“讲道”工作的。在这种情况下,传道人是没有学习的动力的,也自然谈不上有什么进步。

另外,农村教会的传道人基本上都是义工性质,教会并没有什么补贴。所以一些真正有能力的传道人在农村也很难留下来。他们或者直接放弃服侍外出工作,或者在其他环境好一点的地方继续服侍。而低素质传道人因为没有学习成本,有的只需要一两个月讲一次道,所以他们可以留下来。这就造成了农村教会的传道人普遍性地水平不高,要求他们去提高教会的牧养水平,实在也是强人所难。大多抱着的是得过且过的心态。

不过这种现象也正面临着挑战。现在信徒与从前相比学历普遍提高,而且通过网络等途径可以接触到许多“名牧”的讲道,再去听本教会传道人的讲道变得挑剔不少,这可能会逼迫许多低素质传道人离开讲台,并尽可能引进一些素质稍微高一些的人。这是农村教会正在进行着的改变,虽然速度很慢,但起码正在进行。而且随着老一代信徒的离去,新一代的信徒整体素质都提高不少,而牧养他们的人也将在他们之中产生。那时或许就会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变化。

3.人员的不确定性

农村人虽然都生活在一个大圈子之中,但是他们很难成为一个稳定的信徒。这点相对于打工者教会更加不稳定。工人教会只是在长远时间上来说人员是不稳定的,比如过完年经常有换工厂的现象。但是在一个相对的时间里,他们会比较完整地一起聚会。这就让牧养他们的工作简单了许多,可以在这个单位时间之内,有针对性地安排工作。然而农村教会是找不到这样的单位时间的,信徒往往会因为各种的原因使得他们一年之中聚会的次数很少,并且非常不稳定。比如要经常外出打工,这样的一年也不来教会一次。他们之中有的能够寻找到打工者教会,在其他地方依然过着有牧养的生活,但更多的是一年之中从来没有去过教会,对于他们而言这段时间基本是将信仰抛在一边的。只有在过年回家的时候才会来教会几次。而农村的教会并没有什么针对他们的牧养形式,所以他们的信仰状态是怎么样的,教会完全不知道。

打工者如是,留守者其实也难以做到稳定聚会。他们会受到一年数次农忙的影响长时间不来教会,也有的会因为家里的琐碎事情或者孩子或者其他的什么小活选择暂时不来聚会。因此农村基督徒的聚会时间是在自己“有空”之后,至于什么时候有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也是为什么农村教会热衷于开“奋兴会”的原因所在。因为要趁着大部分人都不太忙的时候,请来一些不错的讲道人来一次长时间的集中培训。这样既可以让信徒在信仰上有所收获,也可以大幅度增加教会的奉献收入。

所以,这种信徒平时聚会的不确定性,很难让农村教会去开展一些系统的牧养工作,从而只能依赖一年几次的奋兴会。这也是农村教会人数非常悬殊的原因。在平时的时候,聚会人数只有几十人,但是到大部分人都农闲的时候,也可以到两百人,而过年期间甚至可以上到五百人。

二、现如今农村教会的牧养形式

1.  牧养理念

对于农村的教会而言,如何去健康的发展往往是没有概念的。负责人只是在接过前辈的职分后,照旧维持教会的正常运转而已,并没有什么使信徒对信仰的认知更完善的想法。这也是因为在农村教会的牧养理念上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偏差:他们所牧养的其实是教堂,而不是教堂里的人。

如果去调查大多数农村教会所认为的教会发展方向,就会发现他们很统一地认为就是要建更大、更华丽的礼拜堂。这在三自体系的教会尤为明显。家庭教会虽然不太注重教堂的建造,但是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政策对他们不允许,他们没有建的机会而已。如果当地放开家庭教会的管制,他们建的教堂往往比三自体系的更大、更华丽。因为一方面他们有途径获得资金,二来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个“门面”继续获得资金。

“获得资金”其实正是农村教会一心要建大教堂的最大原因。因为信徒生活上的拮据使农村教会的收入一直不高,有的只是勉强维持一些很小的开销而已。一个存在十年的农村教会,连五万的存款都没有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种情况除了农村人收入不高之外,还有就是农村信徒很少有奉献的习惯。如果他们要奉献了,那么必然要给自己找一个理由,比如得病然后康复了。这也是为什么农村教会的聚会之时经常有一个“作见证”的环节,因为每一个作见证的基本都要奉献,只是数目不多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找到信徒乐意奉献的理由就是许多教会负责人经常思考的事情了。而建教堂正好可以调动每个信徒的积极性,并且可以以此向其他教会或者组织索取资金,所以几乎每个教会都会尝试建一座更大的教堂,哪怕教会并没有多少人。

而且,建一座很大的教堂可以从肉眼上显示出负责人的能力,他们心中以此作为自己尽心为上帝做工的证据。最重要的是,这样以建造教堂为教会最高目的的方式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即使新的负责人出现也往往会按着这个传统继续走。因此在这样的牧养理念之下,农村教会的信徒在生命上很难得到造就,这就会让教会的发展陷入有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然而,目前在年轻一代的信徒中有不少在信仰之上有着更深刻的认知,只是他们并非是因为教会的牧养才有如此表现的,而是在教会之外——比如网络、自学、曾在城市教会被牧养等——才有的这种进步。年轻一代信徒的不同表现也是农村教会发展的希望所在:无论是多么被动的原因,农村教会依然是有其变化的。

2.具体的牧养方式

①  周日讲道

教会在周日都会有讲道的事工,这本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农村教会基本只有在周日讲道的时候,才会获得关于信仰的劝勉和圣经的讲解。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讲道大多并不是由非常专业的传道人担任的。

一般而言,一个农村教会至少安排四个讲道者,如果本教会没有,就从其他教会暂时调过来一个,以满足每月的讲道安排。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情况:有的传道人一篇讲章可以重复讲四次,有的传道人一月只需要讲一次。无论哪种情况,农村传道人的讲道压力都非常小,这也造成了农村传道人普遍没有渴慕追求之心的现象。然而没有学习并不会原地踏步,只会不停后退。渐渐地,这些传道人已经无力去将合适的道传递给信徒,自己却毫无所觉,只是一味指责信徒变得没有以前渴慕了,没有以前那样尊敬他们了。

这样双方互相都不满意的情况,使得周日的讲道如同一场机械的仪式:信徒必须听,传道人必须讲,但是却起不到什么明显的作用。所以大量信徒开始寻找其他途径来获取信仰知识,比如网络视频、微信群等等。但这些地方对于信徒来说过于鱼龙混杂,常常使信徒越听越混乱。

当然,农村并非没有恩赐出众者。只是这类人往往难以在农村久待,他们会试图去更大的禾场。最重要的是,单纯的周日讲道其实并不能满足信徒的信仰需求,即使那些恩赐出众的传道人留在农村,也会因为这样只在周日讲道的服侍方式而让他们的恩赐无法发挥。。因为这类人会不断地被派往临近教会讲道,难以专门在一间教会落实他的服侍理念。

②年节探访

只在周日讲道的牧养方式使得传道人与信徒之间的沟通变得非常少,自然也鲜有那些生活化的信仰指导。教会传道人与信徒之间互动最多的时候,其实只有逢年过节期间教会开始集体探访的时候而已。这样的探访工作次数很少,一年只有一次或者两三次,而且时间很短,因为必须要在特定的时间内对所有信徒都进行探访。所以往往是教务组人员加上传道人和一些有年岁的老信徒,分成数个队伍分别开始探访。而探访的内容也只是走马观花一般,匆匆而过,做个祷告,打个招呼而已,连一些基本的信仰劝勉都几乎没有。因此这样的探访只能是聊胜于无,并不能帮助信徒在信仰之上有真正的长进。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探访形式叫“请礼拜”,我见有的地方也叫“请耶稣”。说白了就是家里有困难了,或者生病了,或者心绪不宁了,或者闹矛盾了,会邀请教会里的一些老信徒到他们家聚会,主要就是在他们家唱诗祷告,解决他们的一些难题。这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被动的探访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赶鬼、调解纠纷、为病人代祷等。在这一方面,其实反而是农村的信徒对教会最大的依赖了。

③奋兴会

单纯的周日聚会除了过于单调,讲道质量有些不足之外,对于农村教会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收入会很少。所以一方面为了使聚会形式有些变化,也借机会提升讲道质量,同时也是为了增加收入,农村教会每年都会举行数次大型的奋兴会。这里说的大型是指聚会时间会很长,通常都是三到七天;聚会人数也会很多,一方面本教会的信徒会来的齐全一些,另一方面也会通知临近教会的信徒,这样多个教会的信徒聚集在一起,既显得教会兴旺,又使教会收入增加。不过也有例外,我曾经去过一间教会,他们人数很少,场地也小,办奋兴会的话还经常赔钱,所以他们就不办这样的聚会了,每周只要有人可以讲道就万事大吉,也不问质量怎么样。

信徒对于奋兴会也比较喜欢,这一方面是外地的先知受欢迎,一方面凡是被请过来的那些牧师或者传道人,水平大多的确比本堂的很多讲道人要高,所以信徒乐意听,同时也指望来的这人有些特殊的恩赐,比如医病赶鬼什么的。

只是这样的聚会注定只能有很少的机会举办,并且对信徒的影响也是很短暂的。教会没有立足于做好自己的牧养工作,总使这些取巧的方法是无法真的完成上帝托付的使命的。

三、一些思考

当我们去看农村教会是如何做牧养工作的时候,我们能发现的缺陷和不足实在太多了。对于长期参与农村教会事工并试图改变其现状的人来说,会有一种很深的无力感。但当我们把时间往前推的话,教会从连一个讲道的都没到起码能满足每周的讲道工作,反而是一种进步了。只是这种进步在现在看来,已经算不得什么了。所以农村教会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其表面的那些缺陷,而是造成这些缺陷的原因:就是农村教会无论是信徒还是牧养者,依然是老一辈们占主体地位。他们是从他们的年代走过来的,目前这许多的牧养方式,对于他们而言真的是一种进步,因为他们大多经历多那个艰苦的岁月。并且因为他们受自身能力的限制,也无法进行更多、更合适的牧养方法。但是为什么他们不把带领教会的权利交给年轻一代的信徒呢?这是因为年轻一代的信徒仍然没有完成他们的成长。并且这类人也并不是教会里的主流人员。如今的农村教会就像一个老人,无法适应年轻人的社会,也不懂那些现代化的东西,所以他们让人觉得固执、浑身毛病、甚至不可理喻。但是他们已经进入暮年,让他们去改变已经太难太难了。

但是新的一代正在迎来属于他们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只看到农村教会的垂垂老态,还要看到新的一代正在塑造一种全新的农村教会的生存模式,只是他们许多并不在教会之中,而这种新的生存模式也并非是以教会为中心的。他们暂时会自发地、缓慢地形成一个松散的信仰共同体,然后再慢慢往其他方向发展。但是这样的发展仍然是被社会的发展所带动的,是一种被动状态,与当年从那个不开放年代到教会开放然后慢慢形成农村教会的生存状态是一个道理。就是说,目前虽然有转变的契机,但这种转变也并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只是会比较适应这个时代的人而已。教会真正需要作出改变的,是要意识到自身的社会使命,不再闭关修炼,在真实的社会之中活出耶稣的形象。而教会的牧养核心也应该转移到如何帮助信徒更实际地在社会中活出信仰,而不仅仅是维持教会的存在。

同时,在讲道方面也应更加实际,使信徒很轻易地就可以理解并应用出来。许多看似很深的讲道,其实对于信徒而言只是一种说教而已,他们并不知道怎么去执行。这就会让信徒的信仰越来越远离实际,成为一种飘摇在天上的信仰,那样他们会越来越无法影响社会,反而不断地被社会所影响。

但最重要的,是深信上帝并不会抛弃祂的百姓,这是我们在讨论教会种种弊端的时候,必须有的一种心态。

愿上帝祝福祂的子民。

(文章首发于《福音与当代中国》杂志第三期,本平台蒙允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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