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世界古典中的创造概念比较
导言
在几乎所有的主流旧约研究中，古代近东文献总是扮演着重要部分。但是当你阅读后，你总是会发现他们对旧约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而仅仅是在阅读文献。我们总是预设自己受近邻影响比远国要大，尤其是预设交通和媒体欠发达和不便捷。但是事实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用中国历史文化做一个例子。对于一个局外人，或许他认为儒家和道家之间的相同点要多于不同点。而事实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他们都是彼此独立的，儒家总是谴责道家搅乱、腐蚀真道。而虽然儒家强烈关注社会议题，但是它也或多或少独立于社会历史。神话基本是远离儒家的，至少在正典和文献中是这样。那么交通或媒体呢？丝绸之路已经连接了整个亚欧大陆很久远了。交通效率可以在很多文献中看到。在大概八世纪的唐代，景教（聂斯托利派）影响了整个中国和中东，包括高级官员。但是在最近几个世纪的中国，几乎没有新的本土神学进展；在现代中国，官员们很不适宜公开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我们能说现代总是比古代发达吗？从技术角度，是；但是从宗教或哲学角度，否。另外，现代中国受远方的美国影响多于它的邻国。所以，对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寻找文化的远域起源，而不是邻域起源。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企图走出旧约研究的近东范畴，为旧约研究发展中一种古代普世路径，用Westermann的话来说，“世界”指的不是简单的邻域文化，而是整个世界。
神袛的位置
在本文中，我们界定圣经之外的近东古代文献为民间神话。在民间神话中，神祇是在宇宙之中，而不是宇宙之外。而在圣经中，神祇不是在宇宙之中，而是从外面操纵。（在本文中，当我们称呼圣经中的神祇时，我们用“神祇”而不是“耶和华”或其他，因为耶和华或其他并不是创世记和圣经中神祇的唯一头衔。几乎所有的旧约学者仅称呼耶和华而没提及替他头衔，这或多或少都有误导性。）圣经神学与民间神话最大的不同不是神祇的数目，而是神祇在宇宙中的位置。在圣经中，自然是非人格化的，最高主宰是人格化的（神祇）；相反，民间神话一般都将自然视为人格化（神祇），而控制属性的外部领域是非人格化的。
近东文化结构类似于中国文化底色。在儒家正典中，神祇是从外部操纵，类似于圣经，而不像近东民间神话。儒家正典中提及很多次类似于圣经中的神祇，尤其是利玛窦归纳出了儒家一神论。不过，不同于圣经神学，儒家神学有点单一主神或泛神论，但是几乎与近东或中国神话没有任何类似或关联。在儒家正典中，几乎没有任何神迹。而对于中国民间神话，与近东有很多类似，比如女娲故事。
神谱
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近东神话学清楚表明诸神具有起源。在埃及文献中，神祇的出现一般通过造物主神祇的唾沫、喷嚏、出汗或手淫而分离出来，“后代神祇简单地出生于前代神祇。”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多少有些不同。在Nippur传统中，伟大诸神通过天（An）和地（Ki）的宇宙联姻而诞生，而在Eridu传统中，Nammu是诸神之母。我们应该注意到几点。第一，天地联姻让我想起一些儒家世界观的类似。第二，在福音书中，“神国”与“天国”是同义互换的，所以在福音语境中“天”和“神”是可以互换的。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中，这两个词也总是可以互换的。但是在现代西方语言中，他们看起来总是不宜互换。第三，Nammu传统中“诸神之母”可以联系到一些基督徒传统中“神之诞生者玛丽”这个教义。
而圣经文本中没有任何表明神祇具有起源，儒家正典或中国神话中也没有提及神祇起源。这是圣经、中国文化与近东民间神话之不同。
名称
命名可以等同于创造。在近东文献中，创造可以通过“给万物命名的嘴”来表达，可以等同于“当没有神出现、没有任何事物被命名时”的初始。类似地，在圣经中，“在创世记中，上帝通过言语来开启创造行为，通过命名来结束行为。”（在创世记中，有三种类型的名字。第一种类型是在第一章中上帝呼叫之前的“原始名字”。第二种类型是第一章中被上帝“呼叫的名字”。第三种类型是二19-20中“亚当的命名”。）我们可以在中国道家找到类似的表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名字联系着天命，而天命定义其作用和功能。在近东文献和圣经中，创造的功用或神祇的命名暗示着分开过程。很多人将耶和华这个名字分析为动词“是/有”的使役形式，其表明“创造的上帝”是“进入关系的上帝”，这是立约上帝的基础，这意味着选择和拣选，意味着以色列是分离出来的。
不同于近东或圣经中神祇名字或创造过程中的分离功能，在汉语中，神祇名称注重于启示而不是分离。在汉语中两个常用的神祇头衔“神”和“上帝”中，它们都用到了“示”这个表示启示的义旁。
总结
通过神祇位置、神谱和名称等方面，我们对比了圣经、近东民间神话、中国民间神话，以及包括儒家和道家在内的中国宗教中的创造概念。我们发现，从神祇位置方面，相比于近东民间神话，圣经神祇更类似于中国文化，后两者都是在宇宙之外，而近东民间神话的神祇在宇宙之中。从神谱角度，相比于近东文化，圣经神祇也更类似于中国文化，因为前者具有起源，而后两者没有起源。从命名角度，在所有文献中都具有类似的陈述。但是在中国文化与近东文化（包括圣经）中对神祇的命名具有差异。即，中国文化神祇名称蕴含着启示，而近东文化隐含着分离或拣选。作为结论，圣经与中国文化对比的意义要高于与近东文献对比的意义。至少，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大乘基督教神学以及儒家神学。在希腊罗马文化互际研究，可以产生亚里士多德神学以及柏拉图神学。而对于近东民间神话，我很难看到对圣经神学的建设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