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一）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福音与当代中国》杂志第四期文章《晚清大变革时代背景下的李提摩太及其传教路线：回顾与前瞻》，由于文章较长，小编想以多篇短文的形式来展现，此处为“导言部分”，是对李提摩太其人、所做事工、传教路线等方面的总体性介绍。

近代以来有成千上万的宣教士带着使命叩击中国的大门，踏上这块古老的土地，要把基督教传入中国。正当时，在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下，处于晚清之际的中国开始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也由此拉开帷幕，并延续至今。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到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宣教士也逐渐获得了很大的特权——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建堂的权利，由此在华的宣教伟业进一步得到纵深拓展。同时，也激励了更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和中国固有的文化、正在发生的变革产生相互间的激荡。

在这成千上万的宣教士群体中，有一位很特别，在他生前无论是在教外还是教内都取得了无可比拟的成就，是近代中国一位举足轻重的“老外”，但是在他身后无论是在教外还是教内都有很大的争议。这位宣教士就是来自英国的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 ，英国人。

1870年2月12日被英国浸信会差到中国，起初主要在山东烟台、青州一带传教。

1876～1879年华北地区大旱，他积极从事赈灾活动，在山西发放赈款，借以与清政府地方高级官员结交。此后更深入地开展面向中国官绅阶层和知识分子的福音事工，广泛结交中国上层社会，宣讲西方科学技术文明、主办报纸、出版翻译著作，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1919年在伦敦逝世。

在传统教会里，和常常被纪念的戴德生等宣教士相比，李提摩太这个名字要么被遗忘，要么被贴上“自由派”、“社会福音派”的标签而打入另册。

在教会外，李提摩太这个名字长期和“帝国主义分子”这个标签连在一起。1951年，为了跟上形势需要，丁则良写了一本小册子《李提摩太》，此书列入“抗美援朝知识丛刊”。这本小册子把李提摩太描述为“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认定李提摩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分子，一心一意要灭亡中国，使中国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今年是李提摩太逝世一百周年，对于一位已经作古的历史人物，再简单地贴上某些标签是很粗暴的做法。要认识李提摩太，先不要根据只言片语或带着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进行定性，而是要客观全面地了解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以及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

其实，和李提摩太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1924年，李提摩太的亲密朋友、曾任山西大学西学专斋第二任总教习的苏慧廉所写的《李提摩太在中国》出版，这位在温州服侍长达二十多年的宣教士在引言中如此动情地写道：“在中国还没有哪一位外国人、传教士和教友能有这么高的知名度。在中国的每一个行省、城市以及数不清的城镇和乡村，‘李提摩太’这个名字广为人知，并备受推崇。从端坐于宝座之上的帝王之尊，到粗制木凳之上的农村学生，李提摩太的著作都不乏读者，他对中国的热爱也得到了人们的肯定。”    

文革结束后，随着极左风气的冷却，人们对李提摩太的认识和评价也逐渐回归正常。

1980年2月，曾任山西大学校长的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徐士瑚在《山西文史资料》第十七辑发表长文《解放前的山西大学》，实事求是地介绍了李提摩太创办山西大学的艰难历程。山西大学官方网站有个“校史”专栏，对这段风尘的历史做过介绍，肯定了李提摩太做出的贡献。

1986年，徐士瑚又在当年《山西文史资料》第六期（总第四十八辑）上发表了介绍李提摩太事迹的长篇专文《李提摩太与山西》，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利用看到的第一手材料，把问题提到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对李氏在赈济灾民、介绍西学、解决教案、创办山大四个方面与山西的关系加以详述”，而且评价李为“思想复杂、胸襟开阔、学识渊博、对儒释道与伊斯兰教都专研过的传教士”，认为李提摩太虽然其“动机出于传播耶教福音，但客观上为山西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尤其是创办西斋（即山西大学）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确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本文的写作目的，是综合李提摩太的有关传记资料，通过展现其所作所为，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李提摩太。同时，也介绍李提摩太的传教路线、策略，期待对今天的中国教会能有所启发。

对于李提摩太的传教路线，曾经被视作是戴德生传教路线的对立面，也曾引发诸多讨论和争议。本文也会触及到这两者的比较。李提摩太和戴德生不同的传教路线，代表了他们不同的神学取向，也代表了他们面对不同传教群体所采取的不同处境化策略，而在其背后也有着不同的神学动因和宣教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