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视野下的“福建协和大学”旧址
在福州东郊鼓山东南脚下，面向闽江的一片腹地中，有数座民国式的老建筑，在苍翠掩映下闪烁着历史的光芒。这里曾经是福建大学教育的先驱——福建协和大学的校址。
这座已经消失的教会大学，历经了庄才伟、高智、林景润、陈锡恩，杨昌栋五任校长，在最动荡的年代坚持办学35年，经历福州仓山观音井、福州魁岐、福建邵武、复回魁岐四个阶段辗转办学，以“博爱、牺牲、服务”为办学宗旨，培育出了诸多社会英才。
福建协和大学是西学东渐过程中文化交流和人才教育的重要场所，它的办学历程也是一个高等教育从舶来到逐渐融入本土的探索中国化道路的过程。如今，它依然矗立在闽江之畔，迎接着历史的审视，晕染出时代的光芒。
作为教会大学的协大
福建协和大学是1910年爱丁堡宣教会议的产物。1911年，世界基督教大会高等教育委员会高绰前往福州，与在华各差会共同商议创办。1916年学校正式开办，初创时在仓前山观音井租用俄商茶行作为校舍，与英华学校共用师资、图书馆等教学资源。1917年，福建协和大学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承认，并被准许和授权该校颁发学士学位。学校购买到合适的土地后，开始着手建设永久校址。
1919年，协大新校园交由美国著名设计师亨利·墨菲（Henry K. Murphy）进行设计。墨菲先后为中国规划设计了多所教会大学的校园和建筑， 沪江大学、清华大学、长沙湘雅医学院、 金陵女子大学、 燕京大学、 岭南大学等，都出自他的设计。墨菲对协大校园的设计融入了诸多的中国元素，他创造性地把中国古典式的屋顶形制元素运用到校长楼、学生宿舍等建筑物上，使协大校园的整体建筑风格独特而自成体系，与周边环境相映成趣，富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作为一所教会大学，教会也希望通过建筑外形与中国文化的贴近，来减小中西文化差异给传教事业和学校教育带来的阻力，增强对中国文化的适应性和接纳性。校园建设由美国工程师米尔斯(C.B.Mills)具体指导，福州美以美会下属的协和建筑部承建，历经近3年的建造，于1922年初具规模，学校也从仓前山观音井迁到魁岐新址。
此后，虽遭遇过火灾、战争等的毁坏，但校园始终在不断的完善建设中。校园内运动场、排球场、网球场、游泳池一应俱全，此外，还有园艺试验场、农艺试验场、昆虫研究室、养蜂试验场和种鸡试验场等设施。协大在鼓山脚下和山腰处陆续建造的建筑物达30余座，已形成建筑面积为16万平方米的校园规模。
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宗教教育必不可少，但协大同时也在人文、科学等领域多有作为，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协大执教的教师主要由各教会的外国教师和教会人员担任，早期以外国人居多，1927年后中国教师逐渐占据大多数。外国教师为协大培养了第一批人才，许多中国籍教师本身就是协大校友，毕业后前往国外深造，再回来任教。
动物学教师美国人克立鹄，不但能说流利的福州话，还培养了许多学生成为科学届的领袖人物，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鸟类专家郑作新，寄生虫专家唐仲璋，农学家李来荣等等。协大也曾聘请叶圣陶、郭绍虞、严叔夏等前来执教。叶圣陶在散文《客语》《转过头来》等文学作品中留下了他对协大的印象。
福建协和大学同其他教会大学一样，采用西方的教育教学模式，学校学生自治组织活跃，体育和娱乐活动丰富，各种社团球队经常展开比赛，校园生活十分丰富。协大的图书馆，最多时拥有中英文书籍将近14万余册，其中就有清代陈宝琛捐赠的古籍2万余册，十分珍贵。
中国化的努力
虽然是教会大学，但福建协和大学办学的三十余年正是中国民族意识觉醒，争取民族独立的的时代，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中国人对西方霸权的抵制和排斥使得教会大学不得不努力调试自身，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福建协和大学在中国化的道路上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和改革。
以1922年由知识界发动的非基督教运动为开端，到1925年“五卅”运动后，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掀起高潮，国人对文化教育主权旁落外国势力的事实表示越来越多的不满，全国收回教育主权运动达到了顶峰。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根源性联系使得由外国人建立的教会学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和危机。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曾出台政策，主要包括：教会学校需向政府立案、校长由中国人担任、董事会中国人需占多数席位、不强制宗教学习和宗教信仰等，对教会学校提出了本土化的具体要求。在此情况下，教会学校开始了探索与中国社会文化相融合的中国化之路。
福建协和大学第二任校长高智主动请辞校长一职，将管理权移交中国人，并推举莆田人林景润担任校长。董事会经过调整中国人占据了多数席位，学校不再强制性参加宗教学习和宗教活动。为达到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声明在关于教育目的的学校目录中排除任何涉及宗教的内容”这一要求，首位国人校长林景润以较高的智慧，调和了教会“保留基督教”与政府“去基督教化”两者之间的矛盾。他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精神价值转化为“博爱、服务、牺牲”的精神和育人目标，希望通过基督教塑造人良好的品格以实现教育的目的，既体现出基督教的核心价值，又实现教育与宗教在现实层面的相互剥离。这一定位和表述最终得到了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和国民政府的双重认可。1931年福建协和大学正式在政府立案，这也代表了福建协和大学成功实现了中国化的第一次转型。
为促进中国本土文化研究，福建协和大学争取了哈佛燕京学社的拨款，用作开展本土研究。全国共有5所基督教大学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定期年度拨款，以促进中国文化的研究：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福建协和大学专注于福建省的民族、民间艺术和音乐，提供地域史和当地文学的丰富课程。还组织了一次探访南宋理学家朱熹出生地的学术考察。”被誉为‘支持学术本土化的有利举措’。”福建协和大学的中国化之路越走越深入。
福建协和大学向中国化努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增强中文系的实力。在王治心、严叔夏等主持下，协大的中文系有很大的发展。1930年协大成立了福建文化研究会，研究会分为语音、民族、史地、歌谣、风俗、物产几个小组，定期举行活动，交流研究成果，并将成出版在《福建文化》《福建文化丛书》等书刊中。协大还开设“福建文史学”“福建民俗学及宗教神话研究”“福建文献研究”等课程，配合福建文化研究会的活动。学校加入研究会的学生占学生总数70%以上，成为研究福建本地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协大对民族和地方语言的研究，如对福建畲族的历史文化考察、福州疍民的调查、福建地方语言的歌谣谚语等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此外福建协和大学的乡村服务活动也开办的有声有色。协大将闽侯县第三区仙峰乡作为试验区展开服务活动，参访农户，宣讲科普、卫生知识，先后办起了各类小学，受教育者近300人。1935年协大成立五里亭农村服务部，普及教育、义诊、卫生保健、组织儿童活动，戏剧表演，发展农业生产，受到乡民的欢迎。协大的乡村服务活动开展的丰富多彩，乡村服务活动把知识带入了乡村，协大在取得了社会声誉的同时，也使学生在服务中获益良多。福建协和大学通过这些课内外的举措，渐渐与国家和地方社会生活相适应、相融合、相促进，赢得了国人的尊敬，对于今天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也十分有借鉴意义。
作为文化遗产的协大校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借着政治上取得的优势，在近代中国的影响不断深入，在此后百年的岁月中，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影响颇深。包括福建协和大学在内的13所新教和3所天主教大学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受到西方基督教界和教育界的关注，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重要基地。
但在当时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历史背景下，使得教会大学最终也无法完全脱离文化帝国主义的指控。而教会大学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文化意义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才被重新加以评估和重视。“1989年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呼吁学者摆脱批判帝国主义的学术框架，而把教会大学当作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 对教会大学文化、教育功能的关注逐渐超越了其宗教功能，教会大学在历史上对社会改良与发展的正面作用也得到了肯定，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出现了。
福建协和大学便是这其中的一员，它见证了历史，也书写了历史。协大办学的几十年是中国变化最剧烈的时代，协大的发展脉络，也是中国历史、福建地方史中的一部分。从在福州仓山初创，20世纪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向国民教育部门注册为标志，为适应中国变化的政治形势，走入本土化的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迁往邵武坚持办学8年，办学力量得到保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有化过程中，它的办学成果最终汇聚成为福建师范大学的一部分，成为培养新中国人才的摇篮。经过一百多年，它早已不是新鲜的外来之物，而是作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镌刻在福建近代的历史簿中。对它的展现、还原和研究，将有益于在曲折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探索中西文化的交流之路，塑造当代中国基督教的人文精神。
